由圣到医:元代医祀三皇考

元代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尤其是蒙古人的重医传统和医者的行业习俗,促成元时三皇神格由上古圣王到医药之祖的转变。围绕着由谁主祀三皇的问题,元代的儒、医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为推进医祀三皇的现实化进程,时人从政治、文化和医统上论证了医祀三皇的合法性。元代医祀三皇不仅开创了王朝尊三皇为医药之祖而加以祭祀的先河,而且塑造了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并演化出相应的民间习俗。     

“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弃律用格例”及其法律史地位

在蒙古族法制传统的影响下,以及考虑到元代建立之初的特殊政治形势,元廷废弃了律令法典,同时编集条格和断例,将宋代以来各种法律形式按其内容整合为刑事和非刑事两大类,整体表现为"弃律用格例"的倾向。随着律令法典被废弃,判例在元代的地位和作用达到顶峰,元代法律出现了强烈的"例化"的特点,这既是蒙古民族法制传统的延续,也是唐代后期以来古代中国法律体系整体发展趋势之结果。明清王朝恢复了法典传统,但其法律体系不再是"律令法律体系"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典为纲、例为目,成文法与判例相混合、互为补充、相互转化的"典例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的形成及特点,与元代"弃律用格例"之下法律体系的变迁及特点有着密切联系。由此,元代成为明清"典例法律体系"形成之前夜,元代法律体系在中国法律史上据有承前启后的承接和中转地位,再次佐证了中华法律文化之整体性和连续性。     

元朝用人政策下文人生存状况及俗文学的发展

元代统治者用人重世家重根脚,科举也时断时续,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另外,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均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庞大的"在野"文人群体。元代文人为了生存,他们需改变谋生方式,弃儒而习别业:由吏入仕,或从事书塾教授,或从事商业,或为医,或为阴阳术士等等,一部分文人从雅文学群体中分离出去,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俗文学作家群,元代文人对俗文学并不排斥,多持肯定态度,尤其是在元代都市经济繁荣。娱乐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元代以杂剧和南戏为主的俗文学充分发展繁荣,元代文学丰富多彩并充满活力。     

从黑城汉文书看元代地方社会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

黑城汉文书为重新认识元代法律文化尤其是从接近社会生活的视角了解元代的民事法秩序提供了可能。以黑城地方社会的民事纠纷解决为关注对象,将研究视角从官方话语表达转向社会历史实践,有助于增进对元代法律制度的全面认识和了解。     

元代法律对后世的影响——以盗罪与奸罪为例

元代为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表现之一就是出现了不少影响后世的新罪名。像传统盗罪衍生出的掏摸与白昼抢夺,传统奸罪衍生出的刁奸与欺奸,均从元代才开始出现,由此产生了不少相关判例与法律解释。这些罪名在当时的法律文献中常有单独篇目,如掏摸与白昼抢夺在《元典章》"刑部·诸盗"篇中列有专目,欺奸在"刑部·诸奸"篇中亦有专目,刁奸虽无专目,但在元后期颁行的《至正条格》中至少有六个条目。元代有关盗罪与奸罪的司法实践,直接影响到以后明清的相关立法。     

元代亦集乃路儒学浅探

文章主要依据黑城出土文书对元代亦集乃路儒学的文庙祭祀、教学内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考证。文章指出,亦集乃路的儒学教育是元代地方教育普及化的一个缩影,体现出地方儒学"庙学合一"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反映出元代南北儒学的发展存在差异性。     

作为科学的法律学

对法律的规范性研究和科学性研究都忽略了法现象具备"公设人为"、"人化自然"的特征。法学研究既不能仅从内部对规范进行结构与逻辑分析,也不能断然取消对法现象的价值评判。具备物性的法律制度是一个事实,但也是可由人们按照法理念来塑造或修正的事实。     

试论元代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

元代对于穆斯林法律地位的确立,仅次于蒙古人的较高的法律地位。包括在政治、刑事、民事地位上的优待,经济法律地位的提高。元代穆斯林的法律地位与唐宋时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穆斯林法律地位的确立,伊斯兰教在华的发展与传播也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保障医权:民国医师的职业忧患与业务保障

因近代中国医事制度的缺失,医师的权益往往不得法律之保障,业医者因而有着较深重的职业忧虑.在此种情况下,医师多通过医师公会发出"保障医权"的呼吁.其中,"中华医学会医师业务保障委员会"的运作和"医权保障运动"的兴起是民国医事团体"保障医权"努力的集中反映和具体表现.民国医师"保障医权"活动不仅是民国医师职业忧患的直接表达,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医事团体在近代卫生行政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和意义.     

论苗族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缺陷

苗族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规避所面对的复杂奇异的特别是载于"巫文化"之船的"医行为"和"药行为",只开展药物收集和对那些收集到的药物进行药性实验、成分分析等;二是找不到苗族医药传统知识体系的内部逻辑.这种缺陷的存在,不利于对苗族医药产业化以及苗族医药传统知识的挖掘和应用.     

宋代法律制定、公布的信息渠道

宋代从中央到地方,构筑起比较完备的法律发布、接收和告示的信息渠道,以保证立法活动正常进行,并将法律适时公布于众,使民众知晓,充分发挥法律治理国家的职能。在法律制定方面,宋政府广泛征集意见,集思广益,注意收集法律反馈信息,减少立法失误,提高立法效率。宋法律制定后,统一由进奏院递送传达,采取榜示公告的形式公布于众。宋在大赦诏书的颁布、大赦仪式,法律的接收登录和编集保管等方面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使法律信息畅通无阻。这对于完善宋代法制,强化专制主义统治,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论元代的官吏贪赃

元代官吏贪赃呈现前所未有的恶性发展。中央和地方官吏"廉耻道丧,贪浊成风",一批宰相卷入贪赃浪潮。蒙古贵族"撒花"俗和色目官僚亦官亦商、借聚敛而贪赃,又在官场上层影响风气,推波助澜。尽管元朝统治者也曾制订一整套惩贪政策:即详密的赃罪条例和监察、奉使监治。在元代官吏贪赃猖獗的诸多原因中,蒙古旧俗的渗入,是支配性和最主要的。它对俸薄、选举不精、官吏素质低下、徇私曲赦等,均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背景性影响。     

论惩罚性损害赔偿

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由来已久,可我国直到现在还未真正建立这一制度,这不仅是我国法律制度中的缺憾,还使得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公平现象无法得以解决。我们应借鉴国外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早日建立我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元代的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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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

李贺诗风宋末即有仿效者,至元初,谢翱、刘辰翁等提倡揄扬,促成了李贺诗风的影响扩大。宋末元初诗人对李贺的接受和学习,一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宋末元初家国巨变的惨痛经历,让他们更能理解李贺,欣赏李贺。     

论晚清修律时期的商业立法

晚清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思潮以及清政府试图摆脱统治危机等原因促进了晚清商业立法活动。晚清商业法律的修订伴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而历经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初步的商业法律体系,促进了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商业法律现代化的历程,为中国现代商业立法打下了基础,为以后中国商业法律的制订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论元代文学与医学相交融的文化景观

元代文化从广义上讲 ,则从成吉思汗时论起 ,实际则包括了金代后期的文化内容。那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 ,流行一场又一场瘟疫 ,特定的时代环境 ,就使那一时期的文学和医学紧密结合起来 ,文学家业医或论医 ,医学家吟诗论文 ,就成为元代独特的文学和医学密切交融的文化景观。那一时代的医学文化多姿多彩 ,为中国文化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诗经》历程

《诗经》在先秦有彬彬之用 ,在汉代被“经”化而有经世之用 ,在魏晋南北朝其“经”的身份受到冷落而在隋唐又被重视 ,在宋代被重新阐释而有治心之用 ,在元、明两朝其“经”位再度中衰而重视对其诗歌性品评 ,在清代“经学”盛起而其“经”位也因此有所振起     

元代亦集乃路的屯田开发

元代屯田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甘肃行中书省下的亦集乃路,虽为下路,但地处边陲,是西北军事重镇,该地的屯田开发亦受到元政府的重视。亦集乃路的屯田开发在元代屯田的大背景下,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屯田类型囊括了元代的全部类型,屯田户种类及民族成分复杂等。本文仅就亦集乃路的屯田面积及户数、屯田类型、屯田户的构成和屯田的管理机构等问题略加阐述,力求向读者展现亦集乃路屯田开发的概况。     

论元末士大夫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

元明鼎革之际,一大批士大夫高扬儒家道论旗帜,恪守忠义观念,坚决与农民起义军为敌,并通过"死节"这一极端方式践履了忠义观念与国家意识,为拯救元王朝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最后的努力。然而,他们的忠义精神和死难行为并不能阻止元王朝的覆亡之势,元明嬗替的历史洪流最终淹没了他们"我元进士,有死无二"、"虽非进士,但亦忠魂"的生命呐喊与道德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