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重构

严复的义利观是中西思想融会的结晶.他汲取了进化论思想,又以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思想为理论武器,指出传统厚义薄利、耻于言利的义利观是造成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认为中国若不痛改讳言利之习,不力破重农抑商之故,就不可能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实现富国裕民.严复根据近代中国国情,重建义利统一、两利为利的新义利观,赋予了传统义利观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内涵.     

试论颜元对书院制度的改革

书院作为宋明时期一种主要的教育机构,由于受理学的控制而陷入空疏无用的流弊。十七世纪后期的实学教育家颜元,基于反理学的立场,一扫宋明书院的教育弊陋,推行一种习行教育的书院改革,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对后世的教育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启蒙作用。     

试论颜元的圣人观及其历史意义

颜元一反宋儒完全以人伦道德立论的圣人观,将它重新回复到先秦儒家涵盖"道德、智慧、事功"的本来面目,进而更开出了一条简易平近的成圣之路,即不再是空讲本体证悟,索求内在道德的无尽追寻,而是立足于现实世界、日用人生间,人各就其质性所近、心志所愿、才力所能而专精一技一艺;或是素位而行,尽其本分;或是改过迁善、道德践履。这不但没有使人疏于圣人之道的追求,反而更加鼓起了人自觉努力以成就尧舜圣道的实践精神与力量。     

儒家义利观及对建立新时代义利观的思考

义利观,是一个常议常新的问题,历史上有引人注目的儒家义利观.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确立正确的义利观.而目前有些人对义利问题的认识相当活跃但比较混乱,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社会的消极现象.我们应建立义利统一的义利观.     

论王安石义利观的内涵

义利观是传统伦理思想史重要的范畴。王安石的义利观既扩大了＂义＂的范畴又突破了＂利＂的内涵;既解决了公利和私利的矛盾又强调了先利后义和义利统一。这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传统义利观之反思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核心是"去私",但由于它未能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传统的人治体制又使道德教化缺乏坚实的制度基础,从而导致理论观念与社会现实产生巨大差距,致使传统道德在很大程度上畸变成为一种伪道德.传统的公民人格教育和传统义利观指导道德实践的努力总体上是失败的.在道德重建的当代中国,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应成为道德建设的制度基础.     

颜元对书院教育的改革创新及其价值

宋明时期的书院教育对社会文化产生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后期的书院教育则流于空虚无用之痼疾。明清之际的的启蒙思想家颜元,基于反理学的实学立场,彻底转换了宋明书院的教育理念,确立了内圣外王的豪杰理念,对传统的书院教育进行改革。颜元致力于豪杰人才的培养,讲求事物之学,提倡习行和主动。其书院教育蕴含着丰富的启蒙思想,对后世教育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出现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辨”，并由此形成内容各异的义利观。中国的义利观，是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中国化了的价值观。以儒家义利观为主流的传统义利观所提倡的道义优先精神．曾经广泛地渗透于普通民众的心理情感、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之中，并一代一     

批判实学发微——颜元哲学的精神旨归

"批判实学"是颜元哲学的理论定位与精神旨归。颜元认为尧、舜、周、孔的"事物"之学代表了儒学正宗,他"以破为立",对儒学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性理论省思,在工夫路径上主张以动济静,在价值取向上强调以实药空,追求基于人伦日用、习动健行、以苦为乐的儒家"孔颜乐处"境界。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与职业道德

至少在中国的西周时期,某些敏感的士大夫已经察觉到少数当权者“专利”的危害,他们主张“导利而布之上下”,就是让各种人都能得到一定的利益和好处,认为这样国家才能够巩固。当然,这种“逆耳之言”,不会被人接受。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上下内外,无不明争暗斗,为谋自身的利益打得不可开交。面对这种形势,有些明智的思想家又提出“义”来,使之统帅、调剂“利”。晋国的赵衰说:“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27年》)。住在申地的申叔时对楚国的贵族说:“义以建利(《左传·成公16年》)。齐国的晏婴也指出:“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左传·昭公10年》,从此义利兼顾,义重於利,以义制利,以义求利的中国传统义利观就开始形成,并影响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包括职业道德。然而,和各种价值观一样,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形成和发展也经历了许多矛盾和曲折。     

王夫之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与辩证分析

义利观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王夫之在继承传统义利观的同时 ,提出了自己的“义道利用”的义利观 ,并从利中有义、义中有利、义不离利、利不离义等四个方面辩证地分析了义利的相互关系     

"颜奇龚怪"哲学之现代解读

清初的颜元与清末的龚自珍是一前一后互相映照的两个思想怪杰.颜氏构思设计的"浑天地二气四德化生万物图",实际上是一幅宇宙创世模型图;而其"性、情、才皆善之图",又是一幅人性构成图;再加上他的人论,可见出其对宇宙和人类特异的哲学思考.龚氏提出的众人造天地、人声名天而立思想以及公私多元表现人性本私观点,是主于"逆"哲学思维的产物,这正好同颜氏哲学形成映照.它们均表现出两位怪杰在哲学思维上的非常态运作特点.这对于今天哲学创新思维之发展,颇有启迪参照意义.     

燕赵元杂剧艺术在世界剧坛的历史性辉煌

13-14世纪,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古希腊悲剧和喜剧以及印度梵剧早已风光不再,而在当时的中国崛起并繁荣鼎盛的元杂剧,则成了世界三大戏剧文化之一的中国戏曲的第一座高峰。作为元杂剧重要园地的燕赵地区,既拥有像“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和白朴、马致远、王实甫这样的大家,又拥有像《窦娥冤》、《赵氏孤儿》、《西厢记》等这样的世界名剧,无论在思想的穿透力和艺术的感染力诸方面,都代表了整个元杂剧艺术的最高成就,从而摘取了13-14世纪以及整个中世纪中国和世界戏剧文化的桂冠,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历史性辉煌。     

多维视角下的元杂剧研究述评

20世纪元杂剧研究成就巨大,元杂剧研究更成为一门体系性的学科。关于元杂剧的研究文献相当丰富,研究者从各方面对元杂剧进行研究,如元杂剧的题材来源、元杂剧中所体现出的民俗文化、元杂剧所体现的语法、元代文人与杂剧兴盛相互关系等。总体看来,研究者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研究视角的多维性是20世纪元杂剧研究的主要特点。     

晋商常氏家族的义利观

山西榆次车辋常家世代习儒修身，有志四方。常家不仅注重对传统文化知识上的学习，而且体悟其中精华，形成了“知春秋大义，为学子本色”等优秀的家训、家规；以义为利本，尚义求利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以秉持大义，惠族济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以及以孝义为本、慈孝和睦为主要内容的家庭道德。     

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

金、元鼎革,饱经战乱劫难的汉族士大夫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的创痛巨大。他们对取代金朝的蒙古人,主要是恐惧、憎恶和种族文化上的隔膜。但是,随着契丹贵胄耶律楚材和方外道士邱处机率先摆脱华夷困惑与蒙古人合作,修端在金朝灭亡八个月后提出辽、金亦可为正统和尊蒙尊金的观点。郝经则与许衡一唱一和,从道统、君统等理论实践结合的层面推出“今日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的新认识,使这种华夷正统观念逐步演进升华,影响越来越大,它既敦促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比较积极地吸收汉法,又鼓励广大汉族士大夫打消顾虑、勇敢地参与进入元朝各级政权,因而逐渐成为元王朝官方和士大夫都能接受的正统观念,无形之中成了忽必烈所建元王朝的政治文化纲领,并构建起了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士大夫的统治体制。     

小句理论与汉语动词性论元补语小句分析

从对汉语“NP1 V NP2 XP”格式中V的考察着手,可初步认定汉语中语类选择一个论元补语小句的几类动词,并重新界定了汉语论元补语小句的标准;根据重新界定的论元补语小句的标准,确定了汉语中动词性小句的存在,使动结构中论元补语小句的存在;认为小句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它可以统一解释一些错综复杂的句子结构,是汉语研究中一种值得重视的句法和语义分析理论,体现了语法研究中理论上的经济性。     

“元、白”的无嗣之忧及其文化心理意蕴

元和文坛自负“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的元稹、白居易,二人除了文学同声相契、名位相等外,均有深沉的无嗣之忧,由于问题本身具有的回避性,向来是“元、白”研究中的盲点之一,一直没有人对此进行集中探讨。但是,通观二人创作,无嗣之忧实际上是二人生存心理的重要构成因素。以此为出发点,不仅对理解“元、白”二人生存哲学的整体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对理解与之相关的整个传统文化心理意蕴也有着相应的意义和价值。     

《论语》义利观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儒家经典读物,蕴涵其中的＂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思想不仅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论语》中的义利观为当代构建了明辨义利的价值模式,有助于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去功利化,为社会主义义利观提供参考。     

儒家义利观辨

儒家义利观历来是一些思想家及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其中持否定态度者多。其实,用唯物史观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 就会发现,否定者多有片面性。儒家义利观的形成是继承传统、吸纳先秦各家义利思想和对现实批判、改造的思想反映;义利观的出发点亦即本来面目是以“义”统“利”、以“义”兴“利”、义利统一;这一思想虽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它对中外还是产生过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