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朝县级官吏的选任与考核

金朝重视对县级官吏的选任,采取军功世袭、荫补、科举、荐举、流外出职、纳粟补官等途径选任县级官吏。县级官吏承担着宣导风化、劝课农桑、平理狱讼、捕除盗贼、禁止游惰、储粮赈济、安全防卫等方面的职责。金朝对于县级官吏的管理,开始实行廉察法,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业绩考核。章宗时定考课法,制定了四善、十七最之制,由此决定官吏的升迁或罢黜,清廉练达者升迁,贪污腐败者罢黜。这些选任与考核措施,对于激励基层官吏,提振职官队伍,肃清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与不称职者,提高县级官吏执政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略论《歧路灯》中官吏形象的塑造

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塑造的有名姓的人物有二百六十多个,反映了清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各式官吏形象就有三十多个,本文想从这些官吏形象的塑造方面探讨一下李绿园的政治理想、创作《歧路灯》的动机和《歧路灯》的官吏形象的认识价值以及比其他方面的人物来在艺术上的失误。     

试论《红楼梦》的科举观

有关科举的描写不是《红楼梦》的主要内容 ,但却是其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书中与科举有关的人物形象的分类考察 ,从贾政与贾宝玉、甄士隐与贾雨村及其他相关人物的对比分析中探讨了曹雪芹的科举仕途观、人才观 :曹雪芹通过宝玉、黛玉等人物形象体现了自己对科举仕途批判与否定。     

唐宋以来漳州科第盛衰及其原因探究

唐垂拱二年(686),经陈元光奏请,在泉、潮之间设立漳州.一百多年后,漳州士子开始崭露头角,周匡业、周匡物兄弟以及潘存实相继登科.两宋以来,漳州科第蔚然可观,尤其是明中后期,更是漳州科举史上的辉煌时期,但自清中叶以后,漳州科举却走向衰落.影响漳州科举盛衰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与唐宋以来漳州的人口与经济的发展、官吏对教育的重视与引导、教育资源的分配以及漳州的社会风气和人文特征等因素有着内在的联系.     

曹学佺与万历丁酉科举案关系考论

晚明诗坛著名诗人曹学佺因卷入万历丁酉科举案而仕途受挫,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曹学佺坐丁酉科举案被贬谪一事,《万历野获编》等文献著录时有牴牾,通过考察曹学佺与丁酉科举案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考辨丁酉科举案相关事件及文献的真伪情实,试图再现晚明士人生存状态之一隅。     

从《聊斋志异》中的男性形象看蒲松龄的矛盾心态

在《聊斋志异》的研究中,我们会发现其中蕴藏了蒲松龄的众多心态,而这些心态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矛盾。本文从研究《聊斋志异》中的男性形象入手,对蒲松龄的科举观、爱情观、官吏观以及宗教观进行剖析,分析其中的矛盾心态。     

论"科举学"的广博性--以福建科举为例

本文认为"科举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十分专门独特,但研究空间却非常广阔,从福建的科举历史,便能看出"科举学"的广博性.福建文化是受科举考试的推动而崛起的,进士和举人构成了福建历史上政治、文化和教育人才的主体."科举学"的广博性,充分体现在科第人物成千上万、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影响地城无远不届几个方面."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其研究空间要超过大多数专学,因而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唐代科举研究领域又一重大成果——读王洪军《登科记考再补正》

2010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王洪军先生的著作《登科记考再补正》,该书是继孟二冬先生《登科记考补正》之后对唐代科举人物又一次大规模的考证订补,无疑是唐代科举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成果。     

地域流动中的情节建构——论明代科举制度对于小说结构的影响

由于科举的需要,产生了科举中人大规模的地域流动,如科考岁考、乡试会试等,小说情节往往在小说人物的地域流动中发生、发展、完成,这些地域流动对于整个小说情节的规划安排、小说构架的搭建过程以及叙事风格的形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宋代的科举责任追究

宋代科举责任追究涉及科举的许多科类及其过程,形成一定的体系和机制:在正式考试前,考试官要做好考题拟定、物品购置、考场安排、周边安全等工作,接受监司、御史等的监督;在科举判卷录取中,特别是地方的发解判卷定第时,不能高下其等,更不能徇私舞弊;在发解中,举送官、监试官等必须核准举解的人数、名额、考第,以及被解者的学识、品德、负犯、籍贯以及解额等,并由相关官吏担保这些内容的真实有效,否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徇情谋利,贪赃枉法,更要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青海近代知识界的重要人物朱绣

从这期起,本刊开辟“青海历史人物”专栏,陆续介绍在青海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各界人物,希望广大作者积极为这个专栏撰写稿件。     

明清戏曲中的“武科举”及其文学意蕴

明清戏曲中的武科举,情节不如文科举情节数量多,艺术地位也不如文科举重要。这主要是古代重文轻武观念影响的结果,也有一些武举人士口碑欠佳的原因。明清戏曲中的武科举描写,有的以武科举人物构建故事主体框架,有的武科举人物则是充当配角,成为双线结构作品中的副线,或单线结构作品中的陪衬。明清戏曲创作中的武科举描写采用了移植、增饰、捏合等手法,因此,具有丰富的艺术意味。     

论明代的平民入仕

明代的平民士子通过科考、举贡、捐纳、军功等多种途径进入仕途,由民变官,导致了明前期社会上升性社会流动的空前活跃。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动、科举的兴盛、层级结构动摇、等级观念淡化等多种因素促合而成的。平民入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官吏队伍素质,强化了封建统治机制,活化了社会层级结构,具有较积极的意义     

八股文宗师王鏊科举经义学术渊源

八股文宗师王鏊的科举经义时文的学术渊源可循有二:一是受元代江西庐陵彭士奇所编彭氏家族宋元经义的影响.彭士奇是元代科举活动的重要参加者,是元代"股体"时文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和他有关的科举经义材料是现存最完整最真实的元代科举经义材料.彭士奇所编辑彭氏家族宋、元两朝科试经义全部程文,被明正统十年进士昆山叶盛在景泰四年得到....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宋代笔记中的人物形象——以杨亿、晏殊、石曼卿为中心

人物是重要的笔记话题之一,不同人物的条目聚群构成了笔记中的形象聚群,其间展现出一个由笔记呈现的形象。杨亿、晏殊、石曼卿三人同属于宋初非科举出身的宋代文士,三者在笔记中的形象不尽相同:杨亿是才思敏捷、文采斐然的翰林学士,晏殊是诗坛盟主、富贵宰相,石曼卿则是嗜酒放荡的豪士。这三种笔记形象聚群只是真实人物形象的一个方面,是笔记作者在自我的立场下进行话题选择,再加以想象构成的笔记文本。这三种笔记形象体现着科举士大夫推崇的理想自我人格,与北宋仁宗朝的士风变革紧密相关。     

“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

唐玄宗开元时期朝廷中的“吏治与文学之争”,在武则天时期已初露端倪。“吏治”派主张用“吏干”之才,不重视官吏的文学才华;“文学”派提倡用“文学”之士,将文学创作才能视为选拔官吏的必备条件。狄仁杰、姚崇、宋璟等是“吏治”派的代表人物,上官婉儿、张说、刘幽求、张九龄等是“文学”派的代表人物。“吏治与文学之争”,不但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随着两派势力的交替上升,轮流执政,盛唐前期的文学创作倾向及诗风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     

二世土观阿旺却吉嘉措生平述略

<正> 清代八大驻京呼图克图之一,佑宁寺名僧二世土观阿旺却吉嘉措是青海藏传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为清王朝加强对青海藏区及西藏的统治曾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本文对其生平事迹作一概述。     

明代青海土官李文之籍贯及生平考略

<正> 明代青海土官李文因屡立战功,官至右军都督府右都督,大同镇总兵官,曾被明英宗赐予勋号“奉天翊卫宣力武臣”,武官散阶特进荣禄大夫,武官勋级柱国,封爵高阳伯。他是后来青海“西伯府李土司”的始祖,对青海历史产生过一定影响。李文不仅在青海赫赫有名,明代在全国也是能数得上的人物。然而对于这一人物,我们过去研究得还很不够。熟悉青海历史的人都知道李文祖籍青海、孰料他的籍贯却在陕西华阴,大家熟知李文的后裔是土族,却不了解李文原为汉族,后来才转化为土族。……。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李文有关的基本史实作些考察和探讨,请专家同仁指正。     

马麒的身份转换与政治抉择——兼议民国时期地方割据势力的国家意识

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一个政治整合问题,清朝的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和认同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如外蒙古和西藏提出独立的要求,作为西部边疆地区的青海是一个汉回蒙藏各族的交汇区,民族关系和宗教问题非常复杂。在这个边疆与中央的政治、经济、文化互动过程中,青海在回族地方军阀马麒父子的治理下,顺利建省,有效地加强了青海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相比于西藏、内外蒙古和新疆,青海的政治整合要顺利得多。为了理解民国时期青海的政治地位和行政转型,马麒是个关键的历史人物。文章回溯了青海马家军阀的发迹史,并对马麒生平和政治谋略进行了多视角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