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国魏文帝时期“怨毒杀人减死”的刑法精神

三国魏文帝时期颁布的"怨毒杀人减死"法令,沈家本先生的《历代刑法考》从该法令的起源"刘朱案"讲起,分析了"怨毒杀人"的基本概念以及对遭受苦毒者杀死施加苦毒者的情况。"怨毒杀人减死之令",可谓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创举,体现了三国魏时期立法者对于刑法的谦抑、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初步探究,"怨毒杀人减死"本身体现的刑法精神对我国现行法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审食其与汉初政局

审食其为汉初重要功臣之一,其虽无多大建树,然亦见证了汉初政坛的风云变幻.审食其作为吕后的幸臣,曾一度叱咤政坛,却并未随吕氏集团的覆灭而亡.此既因陆贾、朱建之谋划,也因其自身向功臣集团靠拢,方得"苟延"至文帝时期.淮南厉王击杀审食其,非因一时之冲动,乃是文帝默许、纵容的结果.审食其之死是伴随着文帝控制、打击功臣集团势力等一系列行动而同时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审食其的存亡都和当政大臣与皇权之斗争有关.     

论隋炀帝陵在扬州的必然性和修复开发的价值

晋王杨广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热恋江南的深厚情感,江南是杨广发迹之地和可攻可守的根据地,江南的发展确立了经济、政治、人才、军事、文化南朝化的基础,决定了炀帝最后南下的必然性和江都宫变后死葬扬州的结局。炀帝墓陵的变化,说明了炀帝不能否定的历史价值;还原炀帝功大于过的面貌和他对扬州的贡献是扬州旅游开发的基础;炀帝陵区的复修为扬州旅游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爱与死--《野草》与《十夜梦》比较之一

“爱与死”是鲁迅的《野草》与夏目漱石的《十夜梦》的一个共同主题。然而,“爱与死”之于鲁迅和夏目漱石来说又是有所区别的,处于道德困境中的鲁迅是用“死”的砖石来建造“爱”的巴别塔,即“向死而爱”,这其中伴随着一种浓重的焦灼不安和痛苦不堪;而处于“幻影之盾”中的夏目漱石是用“死”的炭火来锻炼“爱”的真金,即“因死见爱”,这其中伴随着一种淡淡的寂寞无奈和悲哀无助。另外,鲁迅与夏目漱石又都以一种近乎戏谑的方式来反对一种虚假的爱与死。     

略论隋文帝时期“国计之富”的原因

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此话并非全属虚夸。隋文帝杨坚自公元581年,代北周建隋登上皇位后,至公元604年被其次子杨广所杀,前后在位不过二十四年。经过他的苦心治理,隋王朝在短期内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富庶局面。史载:“隋代资储遍天下”,“比之(文帝)末年,计天下积储,得供五、六十年。”其原因何在?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从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两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推销员之死》悲剧效果强化之源

《推销员之死》被许多人解读成美国梦的破灭,或被解读成犹太性的异化,还有人认为《推销员之死》是反映小人物的悲剧人生。但无论从任何方面解读,《推销员之死》带给人的震撼是共同的,它那悲剧史诗般的地位,证明了它在美国现代戏剧和现代社会学上无可替代的作用。《推销员之死》的成功是悲剧的极大成功,其悲剧效果的浓郁是几个方面共同推进的。文章从隐喻、美国梦时代、人性等三个方面来探寻《推销员之死》强烈悲剧效果的缘由。     

文明冯太后与孝文帝母子说再论

孝文帝的“皇储正统”地位，其父献文帝、皇室诸王及朝廷重臣均无异议，孝文帝本人及当时侍卫近臣常用“母子”之称来指代冯太后与孝文帝，可知孝文帝为冯太后与献文帝所生。由此可以解释冯太后“躬亲抚养”孝文帝以致罢令不听政事的非常举动，以及对于孝文帝的诸多责罚之举。冯太后教子严明是其性格及恒代风俗所致；冯太后的过失在于诛杀李夫人及其家门；冯太后利用子贵母死以求自保，但并无处心积虑为冯氏经营门户，而是有其更高政治理想。     

死之“思”——《蛙》与《时时刻刻》的比较阐释

文学中,死亡母题是人类在现实中意识到人必有一死之后建构的死亡诗学。20世纪以来,随着死亡的艺术化处理和哲学思考进一步发展,中西文化中的死亡表达方式呈现“和而不同”的态势。莫言的《蛙》和迈克尔·坎宁安的《时时刻刻》便是一例。莫言把生死之际“此在”的可能性以“延生”的生育方式提供“向死而在”的“在”的可能性,坎宁安则通过三个历时共“在”的“向死”个体,表达个体濒死的能动性、选择性和责任感。虽然两个文本中主人公的畏死和濒死的体验不同,却在“延生”和“向死”的文学话语上表达了异质同构的“死”之思。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死亡永远处于“尚未抵达”的恒久状态,面对生命的绝对紧迫性,敞现向死而生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是人类生存状况的根本现实,是人类无法逃遁的难题中最为反思性的主题。     

《推销员之死》悲剧效果强化之源

《推销员之死》被许多人解读成美国梦的破灭，或被解读成犹太性的异化，还有人认为《推销员之死》是反映小人物的悲剧人生。但无论从任何方面解读，《推销员之死》带给人的震撼是共同的，它那悲剧史诗般的地位，证明了它在美国现代戏剧和现代社会学上无可替代的作用。《推销员之死》的成功是悲剧的极大成功，其悲剧效果的浓郁是几个方面共同推进的。文章从隐喻、美国梦时代、人性等三个方面来探寻《推销员之死》强烈悲剧效果的缘由。     

论《尼伯龙根之歌》中的死亡审美价值

死亡是德国民族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最基本的主题和意象,也是其审美价值的出发点。死亡的恐怖和丑的背后隐含着史诗的创作者对真、善、美的表达。哈根之死和许特格之死表现了德意志民族特有的崇高之美。西格弗里特和克里姆希尔特的死亡以及尼伯龙根宝藏的失落除了与个人命运的悲剧相关,还隐含了民族命运、民族性格的悲剧以及性别和人性的悲剧。史诗中的狂欢是向死的狂欢,表现了德意志人独特的死亡审美情趣。     

试论隋文帝时期对高句丽政策的演变

隋与高句丽的和战关系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和边疆经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文帝建国以后,着力构建以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对高句丽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和策略:从起初的怀柔远人、积极防御,到后来与高句丽的初次交锋而又止,经历了从"和"到"战"再到"和"的微妙转变。经过隋文帝的努力,其封建统治可谓如日中天。但是,隋炀帝为扩大这一成果,最终对高句丽诉诸武力,因此导致隋朝衰亡。     

论隋炀帝的三教观

隋炀帝儒、释、道三教并举，多元一体。在对三教的重视程度土，杨广重佛、道而轻儒学，这与其家族信仰有关，与当时民间信仰亦有关，适应了南北朝统一后统治的需要。因此，杨广对文中子王通和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态度截然不同，其本人在后世儒生与僧徒笔下形象亦迥异。     

杨素、杨玄感父子与江左文士之交往——从一个侧面看隋代江南文化的北传

杨素、杨玄感父子为隋代关陇勋贵之代表。隋灭陈后,南士北徙,杨氏父子相继招引、交结南人,对南北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究其原因,杨素如此,主要出于对江左文化的钦羡,其文风显然受到了南人的影响。杨玄感与南人交往,但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故为隋炀帝嫉恨。诸多南士依违杨素父子,本想寻找新的政治靠山,但最终遭受炀帝的严惩。     

隋修长城和大业初年的国防工程

隋文帝和炀帝都曾修筑长城，炀帝还在太平时节兴修了一批国防工事及其它一系列大型公共工程，企图奄吞周汉成不世之功。然“功业相同仁暴异”，隋场帝超越时代，做当时人民承受不了的好事，终于以急政、苛政形成系统的暴政。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略论隋炀帝时中日外交关系的空前发展

杨广即位后 ,凭着国力的强大 ,进一步推行开放的外交政策 ,加强与日本的联系。日本多次派遣隋使团来中国 ;隋炀帝第一次接受日本留学生 ,并派裴世清回访日本 ,把中日友好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论隋炀帝的文学思想

据现有文献资料梳理出隋炀帝文学思想的内容,并对隋炀帝文学思想的渊源作了探寻,在此基础上对隋炀帝文学思想作出一个基本评价.本文认为,在隋炀帝的文学思想中表现出1.隋炀帝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评价标准是高指标的.2.隋炀帝对文学创作的评价完全是文学意义的,这是与齐梁以来文学与政治、学术分离而各自建立起不同评价体系的传统认识相吻合的.3.隋炀帝对文学创作评价的标准中无地域文化限制,却更渗透着多种文化因子融合的意蕴,眼界是宏阔的,有一种跨时空的襟度.本文提出:1.隋炀帝文学思想是萧梁时期刘勰等折中派和萧纲等新变派文艺思想的再融合.2.隋炀帝"非轻侧论"具有积极的文学思想内涵.3.隋炀帝的文学观,或说他的相关于文学创作的思想和主张,是建立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的,同时亦得益于他的融通南北不同文化因子与不同文化传统于一体的文化旨趣和文化构想.     

隋朝重修《魏书》述略

魏收修撰的《魏书》是历史上争议较大的一部纪传体正史。隋朝建立后,隋文帝、隋炀帝父子曾饬令史臣更撰《魏书》,以矫正魏收之失。尽管隋朝重修的《魏书》世无传本,但它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     

论周文王形象的生成与演变

从历史人物到《封神演义》中的艺术典型,周文王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纵观文王形象演变轨迹不难发现:其丰满的政治家形象一元化了,其身上对纣王的反叛性逐渐减少了,个人道德修养则日益趋向完美,这种演变趋势在《封神演义》中达到了极致。这与《封神演义》一书诞生时的文化语境紧密相关,特别是与宋明理学对伦常道德的大力提倡,对君主"心术"的极端强调以及对帝王理想人格的设计分不开;同时也与晚明时期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隋朝杨氏父子的地位

隋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开国者杨坚在实现和初步巩固统一上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继承者杨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的统一，并把隋朝推向了极盛。杨氏父子晚年的失误，不能简单地以腐朽、淫暴来看待，更不能以此抹煞两位帝王的伟大功绩、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