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识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与皖春同志商榷

皖春同志在《安徽日报》上回答一个读者的问题时,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人在认识过程中,必然要犯错误;错误必然有两极;两极必然要转化;因此人的认识通过“左”右摇摆而达到正确,是客观规律。这个论点,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为了答复反对者的批评,皖春同志又写了—篇文章,题为《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在这篇文章中,皖春同志不仅肯定了原来的论点,而且还补充了一些新的论点,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谈认识发展的规律——评皖春同志的《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

皖春同志的《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一文,所提出的认识发展中的矛盾转化和发展形式等问题,究竟怎样理解才是正确的?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皖春同志的中心论点,是把“错误认识”当作认识发展中的“中间阶段”和“必由之路”。这个结论是由以下的逻辑推出的:对立着的双方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正确与错误是一对对立的范畴,因此,它们必然交替转化,而使认识的历史发展呈现为“正确——错误——正确”的公式,他说这是认识发展的“曲折性”和“客观规律”。由此,他认为:错误认识的出现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正确认识必须以错误认识为其前导。     

“正确—错误—正确”是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吗?

皖春同志在探讨识发展过程的时候,继“经过左右偏离达到正确”这个提法之后,又提出了“正确——错误——正确”这个公式。他把这个公式说成是认识发展的—般规律、普遍规律。这个公式的核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错误“是两个正确之间的一个必经的中间阶段,是达到下一个正确的必由之路”;他并且在结束语中说,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在经典著作中早就解决了”。皖春同志还说,否认了这个公式就是否认了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就是否认了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就是违反了辩证法,就是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     

再论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吴江同志《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文商榷之二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从总的方面讨论了吴江同志《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以下简称《两条战线》)一文中的主要命题——“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指出了这个命题在理论上的错误;同时论证了“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命题的正确性,现在,我们将继续分两个方面来讨论:一方面分析一下吴江同志关于“反对机械唯物论”的论述在理论上的错误以及它为何不符合实际情况,从而进一步证明“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这个命题根本站不住脚;另一方面,分析一下吴江同志由于“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     

真理会隐藏错误吗?——与吴启文、陈长畅两同志商榷

吴启文、陈长畅两同志在《论在真理界限上可能隐藏着错误》一文(见《学术研究》第三期)中,比较系统地谈了他们对真理与错误关系问题的一些看法,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对我们很有启发。真理与错误的关系问题,是认识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把辩证法贯彻到底,反对形而上学片面性,对澄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混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吗?

卓炯同志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再认识》一文中说:“剩余价值可以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而是扩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共有经济范畴。”(《学术研究》杂志1980年第五期)后来我们又读到他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1981年7月25日第4版)。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再一次明白地提出这个观点,但显然是这个观点的进一步论证。我想就卓炯同志在两篇文章中涉及的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这是在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吗?——同李振伦同志商榷

读了李振伦同志在《河北学刊》1983年第2期发表的《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以下称《李文》),受到一定的启发,但是我们认为,该文提出的许多重大观点不仅不能达到他所愿望的“澄清长期围绕真理讨论所出现的众多分歧”和“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反而会将人们引向他途,所以在此同李振伦同志商榷。 一 从五十年代起,我国哲学界就围绕着什么是真理(包括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经过讨论,对于真理的“普遍”(《李文》的用语)看法是:真理是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一致的认识;或者真理是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简单地说,真理就是人的正确认识。同《李文》相反,我们认为这个“普遍”的看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首先,真理是一种认识,因而包括所谓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就都既不是人们的主观意识自身,也不是客观世界本身,而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其中既带有人们的主观形式,也有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其次,真理作为认识,当然只是人们的主观对客观的正确认识,或正确反映,而不是错误的认识或错误的反映。既然真理是人们的主观对客观的正确认识,属于主观的范围,因此人们有时称其为“主观真理”。譬如,马克思就讲过“思维的真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     

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

今年二月九日,《安徽日报》发表了皖春同志为了答复读者的问题而写的《怎样理解“矫枉必须过正”》一文。这篇文章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展开热烈讨论。讨论开始以笔谈的形式进行,以后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和安徽日报社又联合举办了一次座谈会,充分交换意见,展开争鸣。在这个过程中,讨论的内容也逐步由对于“矫枉必须过正”的具体理解,转入到对于认识论一些根本问题的探讨。本刊这期选择了几篇笔谈和讨论的文稿,发表于后,以供读者参考。     

“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第一个飞跃的观点应该屏弃”吗?——与王乾都同志商榷

<正> 王乾都同志在《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第一个飞跃的观点应该屏弃》一文(《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中,对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第一个飞跃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第一个飞跃只赋予“由实践到认识”这个阶段。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加以认真研究,为此,谈一点自己的粗浅认识,与王乾都同志商榷。     

必须划清几个界限——关于真理是否包含错误问题的初探

在真理是否包含错误的问题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人是持否定观点的。最近阅读了邓兆明同志发表于《兰州学刊》1985年第5期的文章——《真理中有可能隐蔽着错误》(以下简称《可能》)以后,深感有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故作此初探,特向邓兆明同志及广大哲学界同仁请教。 综观当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分歧,我认为,实现统一认识的关键是在于划清如下几个界限:     

相对真理中包含着错误因素吗?——与陈中立同志商榷

真理中是否包含错误,这个六十年代哲学界争论的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提出来了。陈中立同志《论相对真理中包含错误因素》一文,明确提出在“相对真理”中,“一方面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另一方面,它又不能绝对地排除某些和客观事物本来面目不相符合的因素(错误因素)”。(见《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4期)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的阶段划分问题——与谭双泉同志商榷

谭双泉同志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陷》和《论五四前后马克恩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阶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阶段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作者提出的新看     

湖北省经济学界讨论社会主义利润问题

最近,湖北省经济学会召开了关于社会主义利润问題的学术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经济理论工作者、有关的领导机关和在工业企业工作的同志。讨论是围绕着《江汉学报》第十期上发表的马正同志的《关于社会主义高级平均利润率规律的探讨》这篇文章进行的。绝大部分的同志都认为,马正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利润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它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讨论开始时马正同志作了补充发言。(见附录) 下面是讨论中提到的一些论点。     

谈《古代汉语》(王力主编)文选的注释原则——兼答薛正兴同志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发表了薛正兴同志《<古代汉语>注释疑义讨论》一文(以下简称“薛文”),读后获益非浅。薛文所谈问题,有些确系我们注释中的错误,如《鲁仲连义不帝秦》“交有称王之名”的“交”,原注为“互相”“彼此”是不妥的(见薛文第八条)。1980年上半年我们对《古代汉语》进行修订时已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改正。又如我们把《齐桓晋文之事》“牛羊何择”的“择”解为“挑选”(见薛文第十三条),虽     

也谈地租与生产价格公式——与熊映梧同志商榷

读了熊映悟同志《关于地租理论问题》(见《房产通讯》1982年第9期)和《生产价格的构成应包括地租》(见《经济学周报》第22期)两篇文章后,很受启发。但是,在说到生产价格的公式时,熊映梧同志认为:“通常人们把商品的生产价格解释为成本加平均利润,我对这个传统观念是不赞同的。”“完全的生产价格(PP)是由成本(K)和平均利润(AP)、地租(GR)构成的,即PP=K AP GR”。作者还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承认一切产品(不论是农产品,还是矿产品,或加工业产品)的生产价格都是由成本、平均利润、地租三部分构成。”我认为,熊映梧同志所谓的完全生产价格公式中应包括地租的说法,并不符合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和地租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部门之间争夺利润的竞争,使资本由利润率低的部门转移到利润率高的部门,其结果,各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平均利润率形成后,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马克思说:“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按一般利润率计算,按百分比应加到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或者说,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6—177页。以下引文都出自同书,只注页     

广东哲学学会讨论真理与错误的关系问题

最近,广东哲学学会就真理与错误的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在讨论中,同志们有不同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真理界限可能包含着错误。恩格斯说:“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0页)这句话就是指真理界限上隐藏着错误的。从科学史来看,真理界限上就是存在着错误,例如:波义耳定律,牛顿力学定律等。从认识史上看,对真理的认识是个过程。人们认识真理往往先认识真理内容,后认识它的界限。例如: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标志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的科学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创立中国革命理论,发展马列主义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标志。     

对斯大林生产关系“三分法”的批评要实事求是——与孙冶方、林子力同志商榷

<正> 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给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下了一个如下的定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相互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这一切共同构成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近年来,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斯大林的上述定义也引起了众说纷纭的评论。本文仅就孙冶方同志:《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经济研究》1979年第8期)和林子力同志:(《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方法问题》(《红旗》1979年第12期)两篇文章中的若干观点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与两位同志商榷。     

三论法的共同性——兼答尤俊意、徐牧二同志

法的共同性问题,是法学基础理论体系中难度极大的课题。法学理论界“左”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人为地增大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笔者曾不嫌浅薄,先后发表了《法的共同性初探》、《法的阶级性、共同性再探索》两篇文章,对法的共同性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寻和思索。最近,拜读了尤俊意同志《对‘法的共同性’的几点质疑》(《政治与法律》1984年第5期)和徐牧同志《要正确分析法的本质——读〈法的共同性初探〉》(上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两篇文章,觉得     

关于真理和错误的关系问题——与陈翰伯同志商榷

近来,学术界在真理和错误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陈翰伯同志认为,相对真理是包含错误的,他并从多方面作了论述。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一陈翰伯同志认为,从真理是过程原理来看,相对真理是可能包含错误的。他说,正因为真理是一个过程,在“还没有完成一次认识运动以前”,认识中“正确的部份和错误的部份往往互相渗透、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排斥。因而,……某些相对真理包含错误”,不能“从一次认识运动的终点上来看真理和错误的对立。”又说,如果承认真理是一个过程,就应该对认识过程中出现的理论(如燃素说)“作历史主义的评价,就应该承认其中包含相对真理,也包含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