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班固史学观的对比论

一、问题的提出研究《史记》和《汉书》的同志,一定会发现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历史现象:就其司马迁和班固本人而论:均是名噪千古的杰出史学家.在史学界一向并称为“班马”,在史学史上、文学史上均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就其《史记》和《汉书》两书而论:这两部均是光照千古的历史巨著,被史学界誉为《史汉》双壁.是《二十四史》中极重要的史书之一.就其两位史学家的家世而论:司马迁出身于史学世家,父亲司马谈任过“史官”修著过史书;班固亦生于史学世家,父亲班彪是一位有名的史学家,任过“史官”修著过史书.就其两位史学家的自身遭遇而论:司马迁因李陵事件,下狱后受到极残酷的“腐刑”,饮恨终生.班固因窦宪谋反事件受牵连下狱,在狱中自愤而死.     

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述评

魏晋南北朝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史学承接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两汉史学,而又有了新的开拓,并对隋唐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应该说,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巨大发展,不只是从史学著作的种类和数量上体现出来,而且在史学思想上也反映出来。     

《汉书·艺文志》不设“史部”原因析论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史志目录,也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在学术界对《汉书·艺文志》史学史思想和史学史意识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史学学科的构建、史书的分类、两汉时期的经史关系、班固的史学思想等四个方面的分析,得出《汉书·艺文志》未给史部单独设类的文化背景和学术缘由.并以此为切入点,对我国古代历史学学科的发微,以及先秦两汉时期历史学的发展脉络都做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扬雄的历史哲学与人物评论

扬雄虽无史学专著传于后世,但他曾经续修《史记》,历史知识相当丰富。扬雄的历史观和政治观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他十分注重“时”的观念,并从哲学高度深刻论证了社会历史和政治制度是一个不断因革、损益的发展变化过程。他还提出了“立事”、“品藻”、“实录”的史书体例及著述原则,倡导“立政中和”、“为政思”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扬雄关于当代人物的简要评论,直接对班固《汉书》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的易学与史学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易学也得到迅速发展,并对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陆贾、司马迁、班固、荀悦等著名史家深受易学的启迪和濡染,其史学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易学思想。汉代易学的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而史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易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易学与史学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推动汉代学术不断前行。     

论班固的创新思想

郑樵说班固<汉书>"尽窃(司马)迁书”,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班固"断汉为史”,创造了新的著史格局,对<史记>五体进行了新的调整和改造,使孔子创始、司马迁奠基的中国传统史学最终确立.<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增写了大量内容,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具有重要的创新思想.     

晋代史学浅论

中国的史学,经过两汉司马迁、班固、荀悦等大师们的开拓,一直到唐代,才又进入一个新的“星汉灿烂”的兴盛时期。但是,在汉唐这两个黄金时代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无论在史学思想还是在史著体裁上都起着承上启下、分离综合,精筛升华作用的过渡阶段。其中,竞相争鸣、著家蜂起的晋代史学,更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可惜的是,史学史的专家学者们对这个颇堪研究的时代未给以足够的重视,在大部分史学史论文、著作中,大都将它一笔带过。这造成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薄弱环节,也使人们对中国史学的继承发展的源流     

简析《汉书·赵尹韩张二王传》的艺术特色

班固在《汉书·赵尹韩张二王传》中通过记叙赵广汉等人的事迹 ,表达了他重要的史学思想 ,同时就其描写历史人物、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本身而论 ,他“于序事中寓论断”的叙事、评议与判断 ,也具有十分鲜明的艺术特色。     

略论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兼驳班固的道家说

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思想的基本倾向究竟是属于道家的还是属于儒家的?对这个问题,班固的回答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的。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发挥并修改了扬雄、班彪的意见,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自班氏此论一出,后世的司马迁研究者几乎都继承其说,正如刘宋裴駰在《史记集解·序》中所指出的:“固之所言,世称其当。”直到解放后出版的一些史学、文学著作,也有不少肯定了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是属于道家而不是属于儒家的说法。     

克罗齐史学理论对中国当代史学的启示

克罗齐在对西方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中提出和构建了他的史学理论,克罗齐理论所包含的“历史即哲学”、“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等史学思想不仅对现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而且它对中国当代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克罗齐史学理论时中国当代史学的启示.     

论郑樵的史学思想

郑樵以其所撰《通志》一书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治史学以“会通”、“求实”、“直笔”、“斥妖妄”等为宗旨,对史学领域诸多问题都作出了独特的阐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优良传统。但有些观点也失之偏激,或自相矛盾。     

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史料学派”的创始人,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对近代史学的发展影响甚大。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傅斯年史学思想来源研究日趋深入,史学思想内容研究日趋完善及史学思想评价的日趋客观。来源方面,学界摆脱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仅受到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的单一认识,认为其史学思想的提出与西方其他史学思想的影响也密不可分;内容方面,纠正了以前对“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片面认识,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评价方面,更为客观地分析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但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就整体而言仍显薄弱,主要表现为论著的相应缺失和论文质量的尚需提升等。     

楼烦、泥阳、安陵与班氏家族的行迹

秦两汉时期班氏家族在北方的生活史,大致经历了自晋、代之间迁至楼烦,再迁长安,然后迁至安陵这样一个轨迹。楚国灭亡后班固祖先迁徙到今山西省北部至河北省蔚县的晋、代之间。秦末,班固七世祖班壹迁到今山西省宁武、原平一带的楼烦经营牧业。西汉成帝时,班固三世祖班况著籍长安。在东汉建武十二年之后,班固父亲班彪择地右扶风安陵县。班况曾任北地郡农都尉,今甘肃省宁县附近有班氏祖庙,很可能与班况有关。     

读《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

读《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温乐群“史学危机”的话题，已经议论许多年了。现在大概不是在喊“狼来了”，而是“狼已经来了”。“史学危机”所引发的史学界的困惑，恐怕不仅仅是人们对史学“市场”萎缩的感Ｐ胃，而是某些史学工作者对现实关怀的减弱和迷失。历史学的“现...     

汉人“评屈”中的自我价值体认及对屈原“去国”问题的观照

汉代人之评价屈原及其作品,不仅仅是带来了相关史学和辞赋创作的发展而已,以贾谊、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诸学者、辞赋家还在吸纳儒家和道家部分思想的基础上,重塑了一种哲学理论——“智”学,并启发了新的审美方向——山水之域。“智”学的本质是强调士人“自我”的价值,表现为在“臣——君”关系中为“臣”这一群体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智”学理论中的“出走”思想为后来不得志的士群体退隐山水之域提供了哲学支撑,而其所追求的“自乐”“逍遥”精神则使退隐者开始留心于山水之美,从而形成了“自我——自然山水”这一新的人生关系。此关系在古典哲学、美学与文学中的影响都非常重要。     

由《汉书·赵尹韩张二王传》简析班固的史学思想

《汉书·赵尹韩张二王传》在全书中一枝独秀,是纯一色的六位官职不过郡守、曾在三辅就任最高行政长官的合传。这是班固有意安排的,反映了他以刑法治国治民的史学思想,也恰好印证了他在《刑法志》中所说的“吏不专余,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的思想。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论史学的大众化

本文主要从史学大众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史学大众化的途径几个方面论述了史学大众化的问题,并且就史学大众化对史学工作者的要求谈了自己的议论。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新时期理论历史学发展的代表作——评李振宏、刘克辉著《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李振宏、刘克辉合著的《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是一部表征着新时期中国理论历史学发展历程和水平的重要著作.这部理论历史学著作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第一,它见证并且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历程;第二,它是中国理论历史学研究从“历史理论”向“史学理论”过渡历程基本完成的一个标志,也是“史学概论”或“史学理论”体系趋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第三,它在历史认识检验标准问题上提出了历史哲学发展史上独树一帜的“历史之真”标准说,堪称是“一家之言”;第四,在目前同类著作中,它第一次认真地探讨了历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重要的史学存在学问题,并且首次把历史学的学科规范纳入到“史学理论”学科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