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近代性的多元对抗--论中国新文学思潮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变轨迹

本文认为新文学呈现出近代性与现代性多元互补的历史形态,是在近代性和现代性互反互动的矛盾斗争中发展的文学.其中以阶级意识、民族意识为表征的近代性与以启蒙精神、审美非理性为核心的两种现代性,共同"在场"营构了新文学复杂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缔造出曲折往复的发展态势及此消彼长的多重品格.     

浅论《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

梁实秋是新文学史上一个反"主题"的文学批评家。他曾站在新古典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层面对新文学进行了一次反思。他认为外国的影响、情感的推崇等造成了新文学"浪漫的混乱",希望以理性的原则和"人性"的标准重建新文学的秩序和标准。虽然他的观点在当时不合时宜,也有偏颇之处,但对于新文学的发展也是有重要作用的。     

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教育——以中小学教材为考察对象

通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国语教科书,可以考察新文学进入中小学课程的状况及影响.进入小学课本的新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经过了改写,优秀作家以此来实践小学国语课本的"儿童文学化",帮助儿童体认"国语"的美感,养成"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进而从根本上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此外,教材中大量地选入新文学作品,明显地有利于新文学的传播,同时也培植出学生新的"文学感觉"与"文学观".     

新世纪:泛文学与新格局

新世纪以来,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虽然传统的文学模式还在,但由泛文学、畅销书和网络文学组成的新的写作正在成为新文学的主流,它们在本质上是与传统文学惯例相对立的,是反文学的。如何从理论上言说它们是我们面临的紧迫课题。     

重评胡适与“学衡派”关于语言的论争

胡适提倡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主张废除文言,但总体上来看,其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论据和论述过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新文学派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文学的直白化和艺术性欠缺."学衡派"在极力反对白话文的基调下,也有对白话文较为合理的认识.他们并非完全排斥白话,而是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张语言的渐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学衡派"对新文学阵营相关论点的反驳和论争,使得新文学在发生期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认识趋于合理化,客观上对新文学发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价值体认及其效应

与近代相比,“五四”时期对翻译文学价值的认识趋于全面,不仅把它当做望异域世界的窗口,而且视之为思想启蒙的载体、精神沟通的桥梁、救治传统文学观念弊病的良药、新文学建设的范型和别致的审美对象。在前驱者看来,文学翻译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和新文学发展具有恒久意义的重要工程。翻译文学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和艺术天地,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培养了作家,也哺育了读者,在多种层面上参与了中国现代历史进程。     

论现代科学理念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西方现代科学理念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而且对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来源。进化论打破了中国传统向后看的思维模式,为新文学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赋予中国文学以新的文学发展观念;精神分析学说为作家们打开了一个神秘的潜意识世界,为作家们提供了新的表现领域,解决了"写什么"的重要问题;而科学的实验理念和方法则为作家们提供了新的写作理念和方法,解决了"怎么写"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些具体层面上,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有了本质的区别,新文学具有了现代性内涵。     

“五四”前后的广东新文学和艺术述论

"五四"前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学和艺术开始在岭南大地出现.这昭示着广东的思想文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晚清至五四：进化论思想对中国新文学变革的影响

进化论思想在晚清至五四中国新文学的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作为近现代中国"积极反传统"的理论资源,有力地促成了新文学的"发生";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华夷"和"古今"观念,直接影响了新文学的基本走向;不同个体对进化论思想的不同接受,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与冲突,酿就了近现代文学研究的诸多领域。     

论茅盾早期介绍外国文学的特点

<正> 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最早的文学活动是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开始的。他在五四时期不仅成功地翻译了许多文学作品,而且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解。高瞻远瞩锐意创新五四文学革命确认必须通过介绍外国的进步文学,从中吸取养料,寻求借鉴,以取代中国的旧文学,创建新文学,激发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首先指出,新文学要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的民主主义文学为榜样。鲁迅则是一边译     

论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

本文从新文学阵营的内部差异和前后变化以及与整理国故的关系、多种派别对五四文学史的共同参与等方面展开论述 ,认为反传统只是新文学前驱者的重要特征 ,而非本质特征 ,不能用以概括多元复合的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 ,“全盘反传统主义”更是后人强加于历史的想象 ,而非历史的真相。五四传统文学观的准确表述应该是 :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重新估定传统文学的价值。     

中国现代大学校园文学与新文学传统

中国现代大学校园文学是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校园文学批评为新文学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也为新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校园文学创作具有融合古今中西的特征,明显区别于校外文学的易于偏向一端,对新文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而大学校园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也影响到大学整体的文化氛围,又为新文学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新文学优秀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     

赵树理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赵树理对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意义。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不断自我质疑、自我调整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点。赵树理的创作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发展思路和价值走向,体现了中国新文学现代性流变的深层动因和必然选择。     

新国家意识形态·教育体制与文学史——1950年代的教学大纲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独立学科与新中国建立初的教育体制有重要关联,1950年代"教学大纲"的颁布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形成有重要影响,并进而推动1950-1980年代新文学的历史建构;教学大纲的颁布,使新国家意识形态对新文学的规范具体化、体制化,并落实到新文学教学和文学史教材编写中;新文学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并最终纳入服务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这对于现代文学学科形成有正面促进作用,但也是对新文学史真实本体的解构,它把不符合新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排斥于文学史之外.     

中国现代小说史雅俗论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不断抬高通俗小说的地位,使其与新文学的"雅"小说相提并论,以改变过去那种无视通俗小说的文学史格局.然而,从雅,俗角度叙述现代中国小说仍值得商榷:从起源上讲,小说具有俗的特点,并非雅文学;在新文学发生之初,倡导者看重的本就是小说"通俗行远"的特点,并未赋予小说以"雅"性;后来在批判"鸳鸯蝴蝶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为人生"还是"消闲"作为评判小说雅俗的人为标准,而这一标准在逻辑上是反小说性的,且不符合现代小说创作史实.所以,今后应破除雅俗二元论,审慎考虑现代读者阅读接受情况,重新遵选作品,编纂新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半殖民中国语境下的"启蒙"与"现代性"

由于半殖民语境 ,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张力下成长 ,不能依据线形发展观来否认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五四”反传统反儒家其实并非真正反对传统与文化本身 ,他们实际上是反对这种文化被专制统治利用后所形成的政治体制。启蒙与现代性在中国生根之后就一直处在与封建王权思想的激烈搏斗之中。在巨大的民族危机的阴影下 ,启蒙被悬置 ,现代性意识也止步不前甚至全面倒退。     

“兄弟作坊”与“夫妻档”：《小说月报》翻译行为解读

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沈雁冰、耿济之兄弟及郑振铎夫妇,开创了《小说月报》“兄弟作坊”与“夫妻档”的翻译模式。这种特有的家族式翻译行为所带来的西洋名家小说、世界文学潮流,孕育了中国新文学的萌芽,也使得《小说月报》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对翻译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新国学·文化的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

朱寿桐先生将"汉语"这种语言形态视为"汉语新文学"的主要构成性要素,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当他以此作为否定"国族意识"在学科分类中的作用,并对现行学科分类的意义做了近似笼统的否定,甚至将"五四"文学革命也仅仅归结为白话文变革的时候,就令人难以苟同了.这里有一个"汉语"与"新文学"的关系问题,也有一个"国族意识"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问题."汉语新文学"的主词是"文学",而不是"汉语","汉语新文学"的理论基础应放在文学观上,而不应放在语言观上.同样,"国族意识"构不成文学创作的主导意识,"汉语新文学"可以超越"国族意识",却不能超越"文化共同体意识"."文化的华文文学"概念将海外华文文学视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可以弥补"汉语新文学"论证过程中的某些不足. "汉语新文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找回中华文学的统一性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不可能通过对原来的分类方式的否定来实现的.我们必须在"汉语新文学"这个整体性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加强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避免将中国大陆文学研究者单方面建构起的"汉语新文学"就视为这个学术概念的真实无误的内涵,以使"汉语新文学"不但在形式上,也在文化内涵上成为一个动态的、协调发展的文学的乃至文化的共同体.     

“反理学”视域下的“实验主义”——以胡适为中心

随着新文学的发生,自晚明诞生的“反理学”思潮再一次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关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等近现代思想家都对“反理学”做了诸多评述。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胡适一生深受“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师杜威的言传身教自不必谈,源于晚明的“反理学”思潮,也为胡适的“实验主义”注入了更为深远的能量。胡适认为,晚明“反理学”所提倡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验主义”颇为相通,除却共有的“实”之思想外,二者都对“终极真理”予以彻底否定。“实用”的主张与“实验”方法相交汇,构成了属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新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生长的阶段,胡适的“实验主义”具有全新的哲学意味,其“及物性”所指涉的对象,与“反理学”密切相关;而“古——今”“中——西”的“实验主义”渊源,也从侧面昭示了胡适的新文学思想。     

《创造周报》与现代文学批评

《创造周报》是以文艺批评和翻译为主要内容的一份文学期刊,它是在创造社"战斗"目的和出版方经济目的的双重促动下诞生的。创造社以《创造周报》为阵地展开了对新文学的批评和批评文体的建设。《创造周报》批评家以自身的批评实践指陈了新文学发展中的弊端,凸显了他们"自我表现"文学观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实现了新文学一次意义重大的美学转型;同时,他们又以自觉而系统的对批评文体的科学建构,构划出一个近乎科学的完备的理论体系,推动了现代文学批评现代性的进程。他们对新文学现状忧思之深和批判的激烈,对现代文学批评重建的勇气和实绩,都使《创造周报》成为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