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化溯源

在毛泽东的众多著述中，“人民”“百姓”“大众”大抵是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汇。对这一“毛泽东现象”的研究，一般习惯把它解释为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这一解释是正确的，但它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更为深刻的原因。其实，周恩来在1949年就曾说过：“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系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①斯诺早在30年代也有相同的见解。他认为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从而使他“成为一个非…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暧昧的旗帜:新写实主义的内涵构成及价值定位

“新写实主义”是80年代末以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在90年代即将过去的今天,人们回视这一文学现象时,却发现“新写实主义”从来就不曾得到过准确的描述,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曾得到明确的界定。其实这一现象的命名就很混乱,曾有过“新现实主义”、“新现象小说”、“生态小说”、“后现实主义”等不同的称呼,而“新写实主义”一词的流行无疑与1989年《钟山》杂志推出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并取得很大影响相关。而更为混乱的是对“新写实小说”范围的界定。在批评家笔下,各路作家都有人被圈入“新写实主义”旗下。这不免令人感到困惑,也表明了人们在…     

鲁迅与郭沫若前期创作文化场之比较

同是中国文化巨人的鲁迅与郭沫若曾有过“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人们往往归咎于性格的冲突,这未免简单化。倘若我们将视点转移到他们发生“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之前,比较一下他们的前期（指一九二七年以前）创作文化场,那么多少可以解释这让人感到遗憾的文化现象,并能够理解他们之所以成为文化巨人的个人的文化因素（包括历史的、社会的、时代的）。     

个人化写作与“另类”小说的困惑

“另类”的流行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 ,诸如“另类女人”、“另类形象”、“另类姿态”、“另类科学”等等 ,不一而足。追本穷源的话 ,这些盖源于“另类”小说。所谓另类小说 ,特指一批 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创作的小说 ,这一新群体被不同媒介称为“另类”、“七十年代以后”、“文学新人类”、“新新人类”、“个人化写作”等。随着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的嬗变 ,文艺观念与文学发展态势也迅捷变化 ,个人的情感体验 ,个体的心理意识在文艺创作实践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凸现出来。在个体智慧被社会普遍认可的文化大背景下 ,一些 70年代出生的…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以“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为例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最初的“现象化”状态、1980年代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否定性”对象化状态和世纪末以来“文化研究”语境下暧昧、矛盾和固化状态.贯穿在这一“历史化”进程之中的是历史认识论的不断改变.具体表现为“历史预设”在不同语境下的“建构—拆解—再建构”的过程.但真正合理、有效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要完成这一“历史化”进程,尤应注重对历史进行“陌生化”处理,注重差异和知识谱系的整理,并采用“效果史”的历史思维.历史认识所要抵达的深度,是完成某一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     

《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传播与芥川龙之介

《今昔物语集》作为日本最大的说话集,于上世纪30年代前后被引介到中国,开始在中国传播.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对该作品的引介、翻译、研究整个过程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日本文学在异域传播中比较特殊的现象.通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名人效应”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国人接受日本文学过程中所表现的被动与盲从.     

对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再认识

<正> 纵观近代中外合资企业历史演变的过程,它有百年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5个发展阶段:1.萌芽时期(19世纪40年代末至19世纪70年代初):19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美商琼记洋行吸收华商的资金,制造了第一艘轮船“火箭”号;1858年美商和华商席长卿进行“机器织布之道”的“合作”洽谈;等等.这也许是最早一些“合伙”的记录.但严格地说,它们还不是“合资”企业.60年代后,华商附股活动明显地发展起来.“合资”是伴随这一活动的发展而派生出来的,最早出现于轮船业中.1860年美商花马太与华商李振玉等共办清美洋行,购买“飞龙”号轮船,航行于上海——天津.次年,上海轮船商又伙同     

“唯实践唯物主义学派”几个观点质疑

自80年代后期开展实践唯物主义和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以来、我国哲学界出现了“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实践唯物主义学派”，或称之为“唯实践唯物主义学派”。这一学派片面夸大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张“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首要的基本观点”，用“实践本体论”取代“物质本体论”；用“实践唯物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观这二对范畴，可以从实践这一基本范畴中引伸出来”；“人类的存在是一种实践的存在”……等①。这些主张和观点，笔者是不敢苟同的。在我们看…     

从“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看杨万里诗歌的理学内涵

杨万里的诗歌在南宋诗坛独树一帜,其深厚的理学内涵是其自成一体的重要原因.程颢所提出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理学命题与杨万里诗歌有着密切联系.杨万里诗歌中所体现出来的盎然生意、仁者情怀和“乐”意都是由对“与物同体”这一理学境界的体察中延展出来,从杨万里诗歌的这三个层面入手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揭示出杨万里诗歌内在的理学意蕴.     

南宋诗学的“尚味”阐释观念

“尚味”的阐释观念是在南宋诗人学习“晚唐风味”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然而对“诗味”的提倡却不能仅从学习晚唐的这一表面现象进行解读.在“尚味”这一阐释观念影响下,诗歌创作和观赏、品读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学家提出的一些看法,如“兴”、“活处观诗”、“涵泳”等对诗歌创作和品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集团化"倾向与30年代文学的"公式主义"

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群体性”氛围与“群体性”效应。30年代文坛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现象,与30年代文学群体普遍呈现出的“集团化”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年代,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曾盛行一时,这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

文章主要追溯80年代“纯文学”观念由怎样的知识表述构成,并分析这种表述方式的意识形态特性。论文把起点设定为对当前有关“文学性”问题的反省,认为首先需要区分“体系内批判”和建立在对艺术体制自觉基础上的“自我批判”这两个层次。当前的文学常识主要是80年代建构出来的,因此,厘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是进行文学性讨论的历史前提。“纯文学”体制形成于80年代后期,并主要在三个领域内运行,其一是以“诗化哲学”代表的哲学/美学领域,其一是转向对语言/符号关注的文学理论领域,另一则是“重写文学史”思潮所代表的重构经典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论文详细剖析了三个领域中“纯文学”表述的特定知识谱系,及这些表述发挥政治性的方式。论文最后认为,90年代以来的历史变迁将那些支撑“非政治”表述的潜在的认知框架暴露出来,从而提供了对包括“纯文学”在内的整个80年代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条件。     

从炼金术到化学:当代诗学的话语转型问题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社会经济及原有的意识形态语境及文化秩序的大幅度变化,“话语转型”被提了出来.而在文化界的这种“后现代热”中,以前曾处在所谓“先锋”位置的诗歌却显得有点过于迟缓.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深究的现象.诗人们或是处在某种深刻的不适状态,或是出于逆反心理以“精神持有者”的姿态傲视于当下语境.当然,这一切仍说明了某种历史变化所引起的深刻震荡已远远超出了人们所能省察的程度.二、三年前,欧阳江河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八十年代末所标志的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可是,在1993年以后又发生了一次诗歌“中断”,虽然它并不是以一种突然、强烈的形式出现.诗人们渐渐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更复杂也更困难的境地.换言之,历史并没有重复,但它所发生的喜剧性演变,知使诗歌的轮子再一次悬在了空中.     

对学术规范的疑虑--从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向谈起

20世纪 90年代 ,学术规范问题被提上中心议程 ,这固然与 80年代以来“学风失范”的现实有关 ,也与人文研究的重心转移密切关联。有人说 ,80年代是“思想史”的年代 ,90年代是“学术史”的年代。这道出了一种新取向 :人文研究已由原来的侧重“思想”转向侧重于“学术”。这一转变带来了对一系列历史现实问题的质疑、反思和重新估量。其中 ,学术规范化的倡导是学术转向的第一步。有感于 80年代以来一系列令人目眩的“思想会餐”的空疏浮泛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知识的误导和对泡沫学术、不正学风的助长 ,学术规范化的倡导成了学界的一致呼声。但由…     

正确理解本质在现象中

文艺界有所谓“写本质”和“写真实”之争。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运用本质和现象这对范畴说明问题,但由于理解上的错误人们往往把它们滥用,如:“大跃进”年代当群众批评生产上的浪费、生活的供不应求时,有人就斥责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右倾论调。“文化大革命”年代,人民对国家连     

论80年代以来小说中知识分子叙事的两个现象

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创作热情和艺术成就方面的不相称是一个客观事实。文章通过对大量作品的阅读和研究,客观地指出80年代以来小说中知识分子叙事的两个现象:即“匆忙立象”和“想像对现实考证的悖谬”,并对这一题材新的创作可能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论“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

“意识流”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具有由“新”而“深”的流变倾向.五四时期有意误读的译介倾向在于建构“意识流”的“新”形象,特别是对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译介呈现出科学主义的表征.进入30年代,“意识流”的译介呈现出误读与理解的双向加深趋势,这既是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压制现代主义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一批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异质性文学实验的追求.40年代的“意识流”译介则呈现出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倾向,其作为一种“异质性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形象也得以建构.这一先锋形象的建立体现了中国现代学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的深入认识,而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也与此紧密相关.     

关于“文革仪式”的文化解析

在中国大地上曾存在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事后常常被人们称为是一场“没有文化的大革命”或“大革文化命”的大动乱大灾难.这评价十分形象也大体准确,但不十分全面,过分的感情化和单一的政治性裁判,显得有些肤浅表面.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出现过、并始终伴随了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除过极左的政治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中包融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文化大革命”赋予了一定的文化意味.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一定不会忘记,60年代中期的中国突然盛行开一系列程式化的文化现象:“忠字舞”、“语录歌”、“领袖像章”、“早请示晚汇报”、“手捧红宝书”等现象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似乎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直接面对着伟大的毛泽东.很快形成了全国上下一支歌(语录歌)一个舞(忠字舞)、八亿人民八个戏(样板戏)的局面.进入70年代后,尽管发生了林彪自我爆炸的变故,但程式化文化现象的势头不仅未有减退,反而变本加厉发展到以虚构的艺术形象为崇拜偶像的程度(如“学习潘冬子,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学习春苗,与走资派作斗争”),并一直延续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种现象,以其占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广泛普遍性、固定的程式规范和纯形式的演示特征、以及特有的政治权威性和至高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