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的成因及启示——石油、金融联动视角下的分析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粮食危机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均超过了之前的历次危机。并且,此次粮食危机与石油、金融之间存在密切的联动关系。一方面,油价的上涨增加了粮食产业链各环节诸如生产、运输、加工的成本,从而带动了粮价的高涨,并且美国基于油价高涨大力发展生物能源,人为制造的粮食短缺又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另一方面,美国为解决国内金融危机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的过剩性流动和美元的贬值推高了国际粮价,而金融资本的投机炒作又加重了粮价飙升。在粮食能源化、粮食金融化的综合作用之下,粮食市场的波动性不断加剧,粮食的能源属性和金融属性逐渐突显。     

粮食金融化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效应

粮食金融化背景下,粮食价格波动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粮食市场的显著特征。论文构建粮食金融化影响粮食价格波动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运用GARCH和EGARCH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粮食价格波动具有集簇性和非对称性特征。粮食金融化加剧了价格波动的集簇性和非对称性。研究证实了粮食金融化加剧粮食价格波动性的结论,为粮食价格管理和粮食安全政策的制定提供新的视角。     

高管实业背景、金融化与制造企业创新

鲜有文献从管理层异质性角度出发考察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基础效应.本文选择2012—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基于金融资产持有动机与高层梯队理论,分析高管实业背景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企业创新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该效应只出现于非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并不显著.剔除国有企业样本后考察高管实业背景的调节作用,发现高管团队有无实业背景并不能削弱挤出效应,而实业背景高管占比则能显著提高调节作用,比例越高调节作用越强,证明该作用具有"群聚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实业背景调节作用的实现路径为发挥储备型金融资产的"蓄水池"作用,而非投机型金融资产的"投机"作用.本文为企业适度金融化、合理从事创新活动及高管选任选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高管学术背景与企业金融化

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团队能有效抑制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并且学术背景高管比例越高企业金融化程度越低，经过稳健性测试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在区分企业金融资产的投机性和保值性后发现，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的投机性金融资产来抑制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由于曾经的学术经历深深“烙印”于高管身上，导致他们更加注重企业实体资本投资和企业的创新活动，根据资源配置理论，实体资产配置的数量越多金融资产的投资数量就会相应减少。     

主粮化背景下马铃薯价格波动的金融化因素分析

选取2004年1月至2016年12月间马铃薯价格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TVP-SV-VAR模型来研究货币流动性、农产品期货交易额、国际能源价格、汇率变动和国际热钱规模对马铃薯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五种金融化因素都对马铃薯价格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马铃薯金融化现象逐渐显现;短期内货币流动性和国际热钱规模冲击对马铃薯价格形成较大的正影响,而农产品期货交易额、国际能源价格变动对马铃薯价格产生较大负影响,汇率变动对马铃薯价格产生较小负影响,中期、长期里国际热钱规模和汇率变动的影响存在结构性突变;在马铃薯价格波动的三个周期里,货币流动性、汇率变动和国际热钱规模对马铃薯价格的影响较稳定,而农产品期货交易额和国际能源价格对马铃薯价格的影响表现出逐渐加强的趋势。     

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金融脱媒化

近年来,阿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迅速进入金融领域,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金融脱媒化现象也越来越明显,这对传统金融业带来巨大挑战,但同时也是对我国传统金融业的一种补充。本文基于金融中介理论与金融功能视角分析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传统金融中介作用的淡化以及未来二者不断合作与博弈的发展前景。     

气候政策金融化:问题与对策

自20世纪90年代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确立之后,金融化便成为气候政策过程的主导逻辑。一般而言,金融机构代理关系、股东价值最大化偏好以及去监管与市场导向等多元变量共同推动了气候政策金融化的深入。全球气候治理行动从气候政策金融化过程中获得了大量资金。但是,气候领域金融工具的大肆运用衍生出包括碳市场投机、碳定价下跌以及横纵双向的阶层地理分化等在内的负面政策后果,制约着全球减排目标的达成。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应调整碳交易市场买卖双方责任关系,改革失衡的碳交易体系,并适当应用碳税和碳定价等政策工具,结合气候治理与金融治理,创建平等平衡的新型气候政策金融化参与方式。此外,中国应汲取欧美气候政策过度金融化的经验教训,在有效利用金融工具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加强政策监管,预防潜在风险。     

高管金融背景、外部监督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体经济步入了新旧动能转换、结构性改革的阵痛期,正规金融服务的缺失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在此背景下,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和实证分析了高管特征对非金融企业开展影子银行业务的影响,探讨了内在传导机制及外部监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金融背景通过提升管理层的风险偏好进而促进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分析师关注、机构投资者持股、期末报表审计等外部监督对管理层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削弱了高管金融背景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结果为企业治理、行业监管等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货币政策、实业投资率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我国近年来金融业一以贯之的工作重点,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有效提振实体经济,实业投资率下降、实体企业金融化现象已经显现出来。文章首先从企业金融化角度解释我国近年来实业投资水平下降的原因,发现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投资行为对实业投资水平具有“挤出效应”,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实体企业偏离主业的金融化行为。研究表明：实体投资机会下降是导致非国有企业选择金融化投资行为更为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即使是宽松货币政策也改变不了实体经济对资本吸引力下降。缓解货币政策调控困难的关键,在于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推动企业进行主营业务改革,提高主营业务竞争力,从而增强对资本的吸引力,货币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河南粮食持续稳定增长的金融支持问题探讨

金融支持是保障粮食生产稳步增长的前提。农业的弱质性、农村金融体系和金融保障制度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河南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应当通过发展农村各类金融组织,优化投融资环境,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确保粮食生产稳步增长。     

产业成长金融化与中国金融成长模式

在金融成长的不同阶段,金融对产业成长作用的程度不同。当金融成长衍生与附加了商品定价权和金融资产定价权时,产业成长金融化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商品定价机制和金融资产定价机制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方向和效率;实行金融优先发展战略将会加快一国的产业成长,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股权集中度、地区差异与企业金融化

针对近年来我国实体企业出现脱实向虚的现状,基于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事实,选取沪深A股非金融业和非房地产业上市公司2008—2018年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存在的地区效应.研究发现:在不考虑公司所处地区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呈正U型关系;将样本按照地区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正U型关系只在我国东部地区存在,而在中西部地区股权越集中就越能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因此,虽然适度的股权集中度会抑制企业金融化,但是在进行金融化治理时应考虑地区间的差异,东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制度环境优势,摒弃金融资源聚集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挤压;西部地区应加强制度环境的建设,优化金融资源配置.     

农村数字化与粮食供应链韧性: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

选取2011-2021年的省级数据,构建粮食供应链韧性和农村数字化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农村数字化对粮食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数字化的发展能够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农村数字化对粮食供应链韧性的正向效应在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最弱。因此应重视农村数字化转型在粮食供应链韧性提升中的重要作用、实现农村数字化转型阶梯式发展,以提高我国粮食安全的可靠性。     

民间金融、非正规金融、地下金融:概念比较与分析

民间金融、非正规金融和地下金融这三个概念不应该混用.笔者对三个概念加以界定,并分析了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指出非正规金融和地下金融是互不包容的两个概念,二者都包含于民间金融之中.因此,不能泛泛地对民间金融进行评价,对非正规金融要推进其正规化,对地下金融要依法严厉打击.     

粮食的产品特征及其对粮食安全实现的启示

粮食安全是从粮食产品中引申出来的,只有在解读粮食产品特征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粮食安全及其实现问题。本文指出粮食生产具有产业缺陷,粮食消费处于基础地位,粮食流通具有滞后效应,然后从粮食产品的这些特征出发,阐述了粮食安全的两重目标、发生效果、外延确定、生产原因和实现路径等问题,这些理解对于制定粮食安全公共政策以实现中国的粮食安全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乐观情绪、商服地块溢价率与企业金融化

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有助于引导金融活动回归实体经济。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作为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塑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商服地块市场的乐观情绪亦正深刻影响着社会资本的流向与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这种乐观情绪在提高商服地块出让溢价率的同时,可以通过提升高管过度自信程度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方式,提高企业金融化水平,该现象在企业缺少外部资源与内部监管压力较低的时候更加明显。当企业自身是非国有企业以及处于金融集聚程度更高的城市时,商服地块市场的乐观情绪对于企业金融投资决策的影响效应会更加显著,同时该促进效应会进一步提高企业过度投资程度。商服地块市场的乐观情绪为企业金融投资行为模式提供了理论解释。引导经济“脱虚向实”,要加强市场主体的内外部监管环境建设。     

商品金融化形成机理研究

利用总供给—总需求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探寻了商品金融化的形成机理。利用VAR模型发现了大宗商品价格与宏观经济因素存在系统性关系,货币发行量会对商品价格产生正的冲击。从商品现货市场和商品衍生品市场来说明在商品金融化影响下商品市场出现的新的表现形式,就如何应对商品金融化趋势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货币的金融化、符号化与幻象化 ——基于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哲学阐释

马克思的货币学说认为,货币化在现代社会主要体现为货币的金融化、符号化与幻象化。货币在银行、证券市场等领域的信用化运作产生了各种金融行为和金融现象,形成了货币的金融化,并渗透到经济、政治、科技、社会生活等各领域中。货币在不断金融化过程中趋于全面符号化,成为了纯粹的财富观念,标示一种由欲望和理性所设置的财富数量值。货币符号化生成的社会性贪欲、财富观念与权力意志以及对个体心理世界、个体潜意识的撞击形成了货币幻象。货币的金融化、符号化与幻象化加重了现代社会的异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