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冗余、产权性质差异与企业过度投资

考察组织冗余的成因、分类及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从产权性质差异的视角进行进一步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非沉淀性冗余资源越多，管理层发生过度投资的可能性越大；（2）企业的沉淀冗余资源与管理层的过度投资无显著相关性；（3）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非沉淀冗余资源越多，管理层发生过度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越大；（4）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沉淀性冗余资源越多，管理层发生过度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债务治理与融资约束的双重视角

在全面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推动银行业竞争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手动收集的中国各省区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结合中国上市企业财务数据,考察银行业竞争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银行业竞争显著地增加了企业投资水平,但是并未对企业投资效率产生直接的影响。进一步地,银行业竞争虽然通过减少融资约束和加强债务治理来缓解国有企业投资不足行为,但是融资作用的发挥也可能会加剧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因而银行业竞争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将取决于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的相对程度。同时,银行业竞争通过加强债务治理作用抑制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问题来减弱非国有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进而共同促进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     

银行长期贷款促进了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吗

企业性质、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外部市场竞争度存在差异的情形下,银行长期贷款对企业投资效率有不小影响。研究发现：银行长期贷款的存在弱化了负债对企业投资的刚性约束效应,且在国有企业中,这种弱化效应更加明显,从而使得国有企业拥有更高的投资水平;银行长期贷款的存在弱化了负债融资对过度投资的刚性约束效应,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在政府干预程度强的地区,银行长期贷款不能形成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有效约束,使得企业更容易出现非效率投资;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增强了银行长期贷款对过度投资的刚性约束作用,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     

产权性质、产业政策与企业杠杆风险

为分析我国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并探究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问题的制度原因,将企业负债率分解为债务负担和经营效率两个维度,进而利用矩阵分析法从这两个维度对企业杠杆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在此基础上,以五年规划为切入点,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杠杆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相对于未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企业,受产业政策支持行业企业债务负担更重,经营效率更低,从而杠杆风险也相对更高。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主要是产业政策导致企业过度负债进而引致过度投资,加剧了企业杠杆风险。进一步,产业政策对杠杆风险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也解释了为何我国国有企业杠杆居高不下、债务风险日渐凸显,而去杠杆政策实施之后国有企业的杠杆风险有所降低。     

政府隐性担保、信贷资源配置与“双支柱”调控——基于BGG-DSGE的模型分析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保障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底线。政府隐性担保有利于降低信贷融资的摩擦成本,发挥应对危机的兜底作用,但亦会形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信贷获取和偿还约束上的偏向性分布,造成信贷市场的分割和信贷资源的错配,并随着错配度的加深,给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新的波动。传统的货币政策与新型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搭配,被称为“双支柱”调控框架,用以应对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实证分析表明,当经济面临各种风险冲击时,“双支柱”政策对国有企业的调控效应相比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有利于抑制企业过度负债行为,起到控制非理性抬高杠杆率及抑制系统性风险积累的作用,更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多重目标,提升经济福利,促进信贷资源有效配置,进而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率和安全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融资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深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0-2018年深沪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体上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改善了资本配置效率.从所有制、区域、高技术企业三个维度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抑制效应、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抑制了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中部地区比东、西部获得了更多的投资支持;高技术企业比非高技术企业的投资规模增长更大,...     

行政干预、晋升激励与过度投资

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运用2013—2018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多种实证模型,探讨了国有企业高管的晋升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治晋升激励可以有效抑制国有企业高管进行过度投资。进一步地,将行政干预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检验后发现,在较强的行政干预下,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然而,当行政干预程度较弱时,政治晋升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以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与政治晋升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从国企高管的角度来看,获得政治晋升比薪酬激励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并且其对于国企投资效率的优化也具有重要影响。     

数字金融能否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基于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国有企业作为样本,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数字金融可以通过减少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来抑制其过度投资。此外,市场竞争和高管背景特征在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市场竞争能够强化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高管任期越久更有利于数字金融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但高管年龄、性别对于数字金融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进一步,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现象的改善效果更加明显。相比央企,数字金融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相比特定功能性国企,数字金融对一般竞争性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     

激励目标异质性与高管薪酬契约——来自国有企业分类的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高管薪酬契约也广受关注。以2007—2019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研究了不同类别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差异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1)公益类国有企业比商业类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2)公益类国有企业因为承担超额雇员、过度投资而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公益类国有企业比商业类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冗员和过度投资,从而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企业规模越大,公益类国有企业和商业类国有企业冗员负担、过度投资和薪酬业绩敏感性差异越显著。因此,考核国有企业高管时可以将政策性指标纳入考核范围,且合理设置财务业绩指标和政策指标的结构和比例,从而使薪酬契约发挥最优的激励效果。     

CEO过度自信如何影响公司投资效率---基于会计稳健性的中介效应研究*

投资决策是企业财务决策的核心,如何提高投资效率、降低投资扭曲行为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本文以中国2003—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CEO过度自信、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在CEO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效率间起中介作用,CEO过度自信会抑制会计稳健性,进而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CEO过度自信的中介效应仅存在于投资过度企业以及高成长性企业中,对投资不足企业不显著。本文亦从企业和监管机构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产业转型升级时期广东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对比研究

本文针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各自的特点,通过查阅上市企业的财务报表,从投资水平、投资方向和投资效率三个方面对比研究广东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期前后的投资行为,以检验广东上市企业对产业转型升级政策的响应程度。实证发现,在投资水平方面,非国有企业在2009年有所提高,而国有企业反而有所下降;对于投资方向,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更加响应政策,大力投资政府倡导的项目;关于投资效率,在产业转型升级期前后,国企和非国企的投资行为总体表现为投资不足,并且在转型升级后,国企和非国企表现为投资不足的数量均有所上升,而表现为投资过度的企业数量均有所下降。     

论国有企业发展的制度依赖与政策调控

国有企业发展的制度依赖性使得自身的市场效率无法完全释放,并且占用了过多的政策资源.政府为了扶持国有企业成长为有效的市场主体,可以对其进行政策投资.通过调节与控制政策投资乘数（0≤gw≤2）,以政策带来的市场制度效率优势弥补国有企业内部生产效率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调节和控制政策投资乘数,也可以判定国有企业是否值得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值得政府进行政策投资.利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共存条件,可以找到具体可操作的微观调控手段,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效率.     

金融资源配置、所有制结构与企业绩效

以往的研究认为,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实现经济增长和促进企业绩效提高的重要前提。在中国,由于长期坚持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国有银行往往承担着信贷资源配置主体的角色,加上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关联关系,企业所有制结构成为银行信贷的重要考虑因素,影响着资源配置和企业绩效。为了探讨金融资源配置和企业所有制结构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文章利用2007-2016年1054家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金融资源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倒U型"关系,当前我国信贷市场上存在的所有制偏好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没有达到最优。这意味着,信贷市场存在金融资源错配,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且长期的负面影响。为此,我国应积极创造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约束效应的实证研究

现代企业中自由现金流处于经理人控制之下,经理人有机会和动机将资源投入到那些能给自己带来私人收益但损害公司价值的投资项目,如果公司治理机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约束效应,企业将面临过度投资风险.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加之股权结构过于集中,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倾向十分明显.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并没有使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减少,高额的经理人薪酬也未缓解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状况,而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时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起到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总体而言,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尚未对"过度投资"发挥"实质性"约束作用.     

市场情绪对投资效率与企业价值的作用效果——基于投资者非理性的假设

文章在投资者非理性的假设下,基于2004-2015年上市企业面板数据考察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高涨的投资者情绪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而低迷的投资者情绪则加剧了企业的投资不足;(2)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投资者情绪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其中国有企业所受的影响比非国有企业更小;(3)投资者非理性情绪的影响会通过企业投资而反映到企业价值的层面,低落的投资者情绪会加深企业的投资不足问题而降低企业价值。因此,企业治理过程中应当对投资者给予充分重视,同时监管当局应完善市场的监管制度,营造理性投资的市场环境。     

信贷资源配置、财务风险与企业营运能力

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营运能力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性质和规模的企业中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运用2015—2019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样本,实证检验了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营运能力的影响以及财务风险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营运能力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营运能力的不利影响通过财务风险路径传导,即财务风险在信贷资源配置对企业营运能力的负面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和经营规模较大的企业,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营运能力的非线性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中更为显著.上述结论表明,改善融资市场结构性扭曲、提高微观企业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非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制度性融资成本,有利于增强债务融资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力,提升企业的营运能力.     

银行关系、股权激励与民营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问题是企业未来现金流和企业成长的重要基础.与发达国家的民营上市公司相比,我国的民营企业是在特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目前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经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也存在着非效率投资问题.与国有企业相比,它在银行融资方面有着天然的弱势,这不可避免地制约了企业的投资行为.所以,银行关系就成为其用来替代正式制度的一种非制度安排,以寻求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来弥补自身投资建设的资金不足问题.同时,由于委托代理成本的普遍存在,民营企业的股权激励诉求更为强烈,但是民营企业在实施股权激励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产生.因此,从企业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结合中国当前的金融环境和企业治理结构,研究银行关系和股权激励与民营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提出改善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公司治理措施.     

会计稳健性、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投资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0年度数据为样本,在区分了企业产权性质的基础上,对会计稳健性、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同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会计稳健性能够起到对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制约作用,但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在抑制由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的投资过度方面的作用显著弱于民营企业。     

企业数字化发展对非效率投资的矫正效应

企业数字化发展已经在逐渐改变我国企业的治理模式、管理方式以及运营和决策机制。在此背景下,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的实体经济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发展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1）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升能有效矫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主要表现为缓解企业的过度投资。（2）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提升矫正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机制在于,其通过提升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和降低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进而矫正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3）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发展对非效率投资的矫正作用在聘请了非权威性审计机构的企业和管理层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更为显著。这些结论对于推动我国实体产业数字化发展以及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