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个性官员”研究

"个性官员"是指党和国家行政机关中有明确的价值主张和实际行为,并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工作人员。如果从"元治理"的视域研究,"个性官员"群体是可以和中国社会语境兼容的,其标准在于合法性标准和"返魅"标准。但在契合中会遇到官员主体和客观环境要素的对立和冲突,其原因包括制度供给的不足、"个性官员"角色冲突以及政治文化发展的滞后性等。因此,要实现"个性官员"和当代中国语境的真正兼容,必须促进普遍道德标准和官员个体创新的统一,通过法治建设实现制度"善"的落实以及构建符合公共精神的当代政治文化。     

清代乡饮酒礼的社会轨迹

清代乡饮酒礼是官员与民间精英合作起来,彰显朝廷儒礼治国理念的社会教化礼。其中,州县乡饮是官方扩展政治资源的平台,地方官选择齿德财势俱佳之人作为乡饮宾介,以假他们的实力来协办乡村社会纷繁杂芜的事务。里社乡饮则与保甲、乡约、宗族等乡民自治体系相配合而发挥教化作用,一道维护着乡村社会秩序。在乡饮礼执行过程中,地方出现的无故停废乡饮,仪轨混乱,乡饮宾不得其人等反常现象,削弱了乡饮礼既定的社会作用。晚清时期,由于政局动荡和财政压力,乡饮酒礼不再强制执行,它因此在一些地方由国家礼法演变成民间礼俗。     

“州县给帖”与“乞帖为照”:论明代帖文的双重属性——以徽州文书与石刻史料为中心

作为明代地方常见下行文书,帖文广泛应用于基层政治、经济、司法等领域,且从文书实例来看,其行移对象也由县衙拓展至民间社会。正因如此,帖文兼具"州县给帖"与"乞帖为照"的双重属性。具体而言,"州县给帖"集中体现在官府对国家政策的落实,突出文书行政的程序性与合法性;而"乞帖为照"则是民间百姓基于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将帖文作为官给凭证予以留存。     

海瑞与海南文化

随着明代国家教化力度的加强,一批士人通过科举脱颖而出,使得海南从早期的文化输入地,开始对中华文化进行反哺。"初民社会"的海南,"耿介""清廉"成为海南文化独特个性。海瑞是其中极为杰出的代表,并因之而名留青史。在母体文化与海瑞的关系中,本土文化是海瑞的智慧源泉。与此同时,海瑞对地方文化的发展、推介等方面作出努力,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官僚腐败问题与清代云南盐政“官运制”的兴衰

清代云南食盐专卖制度"官运制"的建立、运作过程中,反腐败是中央政府建立和运行这一制度的主要核心。但是出于反腐败的目的,盐课正额和作为食盐生产、运输成本的盈余的定额都被长期固定,造成了燃料价格上涨背景下的成本经费不足。由此官僚被迫长期挪用经费,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允许官僚自主挪用,造成了贪腐的新机会,也引起了中央的对官员的不信任。但是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状况却难以具体把握,经费定额越发固定,对亏课的官僚惩处也越严厉,官僚则不断将补偿亏课压力转嫁给百姓,激起百姓反抗。以此"官运制"的运作为线索,可知清朝的清代财政中官僚腐败与反腐的互动结构,即官僚在经费定额内的自主调配的必要性与中央对地方具体财政监管乏力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官运制"废止。     

清代州县佐贰官司法权探析

清代佐官制度存在的特殊性、层次性以及权力不均衡对州县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清代州县佐贰官在勘验、缉捕、审断、执行等方面拥有不同程度的司法权。清代法律对州县佐贰官的司法权严加限定,但在实际治理中又采取调和策略,导致州县内部结构产生了"复合初审"的特殊效果,而基层更是存在大量边缘司法现象,这些使得州县司法呈现出一种"法亦有法"的状态。州县内部存在的民事与刑事审判区分,体现了按照事权管理进行司法管理的原则,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的背景下,他们实际上只是区域内特殊的集权者,与现代法制的分权理念大相径庭。     

论清代湖南乡村书院的社会教化

社会教化是维系社会秩序、传承思想观念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古代书院的基本功能。而书院的社会教化始终围绕着成就儒家理想人格而展开,通过培育士子、表率乡里从而教化社会,其具体途径可分为知识传播、德性培育以及事功建立三项。清代湖南经历了从人文凋敝到人才辈出的演进,其中乡村书院的教化之功起到了重要作用。全文从清代湖南这一特定的时空范围来分析书院教化具体展开,不仅有助于书院史、地域史的深化,同时也启发着今人对于乡村治理、文化复兴的思索。     

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循吏群体形成于汉代,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亦师亦吏"的双重作用。循吏"亦师亦吏"的角色定位渊源有二:一是儒家"以教为治"的治理思想,二是"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二者均滥觞于上古三代,并在后世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在社会治理中,汉代循吏通过礼义道德教化、发展地方教育、整顿社会风俗等方式将"以教为治"的观念付诸实践,这对于稳定乡里秩序和促进蛮夷边地对汉帝国的认同有着重要意义。汉代循吏的社会治理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对当代社会治理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清代基层司法的价值追求及启示——以清代州县判牍为材料

司法的“价值追求”是指国家设置司法活动所希望实现的最终目标,也是决定司法活动的根本观念、理念和评价标准,对司法裁判依据的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清代大量州县判牍体现了清代基层司法的价值追求是:重视调解、息讼是求,通过司法实行社会教化,追求实质正义.这一价值追求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因素,对于今天的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清代江苏督抚对地方的教化

教化是清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的一种"治国之道",统治者通过推行政教伦理措施,使百姓效仿之,并内化为自觉行动,以实现长治久安。地方督抚是教化的切实执行者,他们采取种种措施,实施对广大民众的思想教育。江苏督抚也不例外,他们重视教化,以身作则,采取了倡举乡约、旌善惩恶,发布告谕、转移风俗,重视学校教育、化导士子等具体措施。使民风一时返朴还淳,社会比较安定,百姓生活较有保障。但教化的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用一纸禁令或强硬的手段去施行,只能见效于一时,因而始终存在着人去政亡,不久积习重现的现象,这是封建制度所无法解决的。     

建构的文化与文化的建构——以“双十一”网购狂欢节为例

文化节日是一种继承与传递文化传统的手段,旨在通过文化的赓续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从内容上划分,文化性节日主要包括传统的民俗性文化节日、政治性文化节日和经济性文化节日。民俗性文化节日与政治性文化节日以传统文化意涵为根基,依赖正式制度的认可而确立,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与社会整合功能。与之相比,近年来兴起的"双十一"网购狂欢节既不具有传统文化意涵,也没有受到制度力量的影响,却已成为众多消费者主动参与并认可的全民消费节日。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它是消费社会、网络技术、社会性需求、商业资本等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下被社会性建构的结果。这种建构表现了经济资本在影响大众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生活中日益突出的作用。     

国家大义:边疆治理视阈下清代云贵地区义仓建设研究

清朝承继并发展形成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的发展完善,使清朝在各省建立起集仓储和荒政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并在救灾实践中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粮食储备和赈灾救民关乎国家安全和边疆社会稳定,清代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整体行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较大程度上满足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义仓建设作为多元协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其内地化发展态势深化了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自然资源的吸纳和社会治理格局的重构。义仓作为清朝政府应对灾害和荒年于各直省府厅州县地方设置的粮仓,其本质上是一种以民间社会力量参与为主、自主经管性质的救荒恤贫仓储类型和粮食储备制度,清政府通过义仓的建设和施济,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度干预。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多设置于市镇,亦有部分建于少数民族村寨,存仓粮食主要由地方官员、士绅及民众自愿捐置,并在荒年通过无偿赈济的方式为灾黎提供保障。云贵地区的义仓经营管理及其灾荒赈济功能的调适与整合,是西南边疆地区内地化进程中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重要样态,为清朝政府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社会治理提供了路径依赖。清代云贵地区在从华夏边缘向民族边疆变迁的过程中,内地化这一变迁主流成为西南边疆地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协同并进的主要驱动力。义仓建设作为清朝国家强化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底层社会对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在场"的"隐喻"。本文从边疆观与边疆治理的视角分析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西南边疆地区粮食安全保障和备荒救灾能力建设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探究清朝国家治理、边疆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体系的丰富内涵。云贵地区义仓的建设是对传统重农重粮思想的体现和实践,是清朝加强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策略,随着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统治秩序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义仓建设在灾荒赈济和西南边疆内地化的过程中提升了云贵地区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能力。     

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以明清鄱阳湖区许真君信仰为例

文化认同与社会控制是中国民间信仰功能的重要体现,许真君信仰始于晋,历经南北朝、唐宋至明清时期,许真君信仰不是消沉而是呈现高涨,俨然成为全国性的民间信仰神灵。许真君信仰历千百年而兴盛,究其原委主要是广大民众对许真君文化认同的因素,在此文化认同的背景下潜移默化地转向为地方社会控制的影响力,教化百姓,慰藉民心,促进地方经济,稳定地方社会。     

人格塑造:“人格面具”与文化的教化功能解读

文化的教化功能对发展健全人格起主导作用。"人格面具"是文化教化功能的一个方面。从人格面具与文化的教化分析人格健全发展有三条路径:一是达到理想人格的外部条件与自身条件的和谐统一;二是实现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价值匹配;三是应用人格"大五"模型将个体人格与社会人格有机统一起来。     

有序与无序之间:清代州县衙门的分房与串房

有清一代,国家对地方官员的任免,重州县官而轻属官。州县事务能有"序"运转,与"分房治事"的书吏系统密不可分。州县"房"之设置,萌芽于先秦,演进于秦汉、魏晋和隋唐,形成于宋代,完备于元代,至明清则达到鼎盛。清代各州县"房"的设置除基本的六房外,常有增加房别、某一房再析分数房或房内书吏轮值之现象,职能也更为细化,区域性、复杂性、多样性特征明显。按房立卷、归档是州县文书管理的基本原则,而细究地方档案,会发现多有不同房的档案存于同一卷宗的情况,反映出"有序"的衙门内部运作中隐藏着"无序"的事实。这些"串房"档案是历史学、文书学、政治学、法学研究者不可多得的素材,对它进行科学、规范的整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社”文化之于“地方”与“地方性”的人类学阐释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社"文化意指土地、土地神及所衍生的一系列文化行为。"社"文化建构了宇宙、天地与人的认知系统,调整着自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通过土地、姓氏、村庙、祠堂等一系列公共象征符号及围绕符号展开的祭祀、庆典等仪式活动形成了特定群体的在地化知识体系和地方感,承载着认知的"地方"与人文的"地方"多重内涵与价值系统,倾向于促进理解而不是推进行动。     

文化“理蕃”:日本对台湾原住民族的殖民统治

在有关"文化治理"的主流学术话语中,"文化治理"的概念与实践一直被放置于现代国家行政治理的脉络下讨论,忽视了如殖民统治这类特殊的历史经验。在台湾"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的"理蕃事业",初期以"恩威并济"作为基本施政方针,后续的"理蕃"政策则一直在"威压"与"绥抚"之间游移,至后期转向以"绥抚"为主。在其"绥抚"政策下,文化治理的实践始终贯穿于"藩地"殖民行政的"抚育教化"工作之中。日本殖民政府的文化治理术重视人类学知识的运用,其内在逻辑是通过建立在统治权力之上的文化霸权,对台湾原住民族群施行全方位的同化政策,促使他们的文化发生涵化。这种殖民主义文化治理术的迷惑性与毒害性所造成的后果及其长远影响,值得今天所有追求民主公义与民族自治的人们明辨和深思。     

客家“和文化”的符号学解读

客家文化是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挖掘其文化特质是研究的重要任务。"和文化"是客家人的民系性格、生存方式和精神信念,"和文化"符号在客家社会里从器物形式到精神文化都有丰富和生动的表现。对客家"和文化"进行文化符号学解读,从表现形式看,客家族谱、客家方言、民俗活动、土楼建筑等文化符号无不闪耀着客家"和文化"的光芒;从功能看,客家"和文化"具有认同、协调、教化、调解等功能。解读客家"和文化"符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论传统文化对我国行政伦理的消极影响及对策

中国传统文化对行政伦理有三个不利的影响,即"全能政府观"、"官本位"思想和利己主义观念。针对传统文化的这些消极影响,必须从对官员进行德育教化、树立官员"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建立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三个方面着手解决,剔除传统文化中对行政伦理消极影响的因素,同时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中积极的方面。     

“一带一路”背景下地方文化协同创新模式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沟通的桥梁，是地方文明参与世界、融入世界的机遇。结合当前地方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和相关理论研究，探索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构建地方文化协同的创新模式，即以地方文化建设为中心，依据地方文化自身特点和优势，通过政府、学校、社区、大众媒介、企业等地方文化建设主体间的动态关系，形成优势突出、多主体协同的创新模式。研究发现，“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地方文化协同创新模式研究十分符合地方的社会发展。对该模式下地方文化建设工作的重点内容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对地方文化传承的发展和体系的建设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