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白族的“药师信仰”

药师信仰是中国佛教信仰体系之一,药师忏仪式是药师信仰文化的重要忏仪。本文通过查阅史料、收集碑文,以及参与观察和访谈,对大理无为寺和救疫寺(药师殿)的创建和药师忏仪式做了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大理白族药师信仰既继承了中国佛家信仰文化,也宣扬了白族人民自己独有的文化特性。     

略论白族本主信仰的世俗化特色

白族的本主崇拜,是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发展的过渡形式,它起源于白族祖先万物有灵的观念,进入阶级社会后,本主具有了明确的谱系、等级,表现出鲜明的世俗化特色,其以社会属性为主的伦理道德观念,成为评价神灵善恶的标准,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大理白族木神信仰的演变与甲马中的树木形象

在流行于大理民间的木神甲马中,树木以及与树木相关的图形元素的使用较为复杂多样,这些形象和符号中蕴含了丰富的、属于木神信仰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信息。从神树、树神、木神到木匠神,甲马几乎涵盖了木神信仰中的所有元素,展示出了叠加在大理白族地区民间信仰体系中的各种层级的文化特征,其图像的类型及其具体的造型方式与大理白族地区木神信仰的发展轨迹可以相互呼应,从一个侧面呈现了当下存在于民间信仰体系中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木神信仰系统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     

缅甸傈僳族的多重认同与社会建构

探讨作为跨境民族的缅甸傈僳族的多重认同的历时性演变及其动因,并分析多重认同演变与其社会建构之间的关联性。认为因族源、地缘关系,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原来广泛分布于中缅边境的傈僳族成为分居两国的跨境民族,在其民族(族群)意识与社会建构方面显现出其作为跨境民族的一些明显特征。     

部落神话与民族信仰——“盘瓠传说”的历史人类学阐释

盘瓠传说是主要分布于苗族、瑶族、畲族等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族源神话,在正史、方志、文人笔记等文本中皆有反映,体现了华夏族对南方蛮族的表述与认知。但作为少数民族,在以汉族为主流话语权的历史时期,苗族、瑶族、畲族先民通过自身的话语以神话塑造自己的祖先形象,成为信仰。从盘瓠传说中,我们看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多民族多面向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人们共同体的整合与分化的历史过程。     

白族婚礼中的“告祖”仪式

<正>张家界白族人在婚礼活动中,沿袭一种“告祖”习俗。所谓“告祖”指白族人在结婚前一个晚上,邀集七八个能说会道专门侍候婚礼仪式的礼生（又称儒生）和一班围鼓唢呐手,在堂屋里举行一场祭祖先     

大理白族送“祖先蛇”仪式的多维解读

送"祖先蛇"是大理白族村寨中一种很小的宗教仪式,我们通过对这个仪式的多维解读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历史上的图腾崇拜、祖先追忆,以及仪式本身对保持区域性生态平衡,减少蛇对白族人的伤害和维护白族传统信仰的作用。     

舞蹈人类学视野下大理白族“绕三灵”舞传承研究

“绕三灵”是大理白族独有的民族节日,更是白族传统民间文化的大合集。“绕三灵”仪式活动中的白族舞蹈作为白族文化符号载体和民族表征,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本文以舞蹈人类学为理论基础,以“绕三灵”仪式活动中的”舞蹈”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产生、发展的历史面貌,望对今后“绕三灵”的发展与传承做出贡献。     

张壁村:多元地方信仰的历史建构与认同

以山西省介休市龙凤镇张壁村地方信仰的历史结构与日常生活实践为田野对象,尤其关注其较为独特的可罕祭祀现象。由此考察一个黄土高原村落多族群、多历史、多信仰交织对话的动态过程,以及在特定社会情境中,这种独特的地方信仰结构如何折射出当地人对于黄土高原族群互动历史的集体记忆、地方叙事与主体认知的实践策略。张壁村个案的讨论将有助于促进黄土文明多元交融与文化认同议题的深入理解。     

关于怒江傈僳族社会“直接过渡”的认识

20世纪50年代中叶,“直接过渡”是怒江傈僳族社会历史的重要阶段。在党和政府的下,傈僳族从生产小组、互助组到合作社,完成了所有制的转变,“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通过考察怒江傈僳族原有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并分析“直接过渡”的由来、步骤及相关要求,指出“直接过渡”不仅反映所有制形态的改变,还有群众观念的更新及管理体制的变化。傈僳族的“直接过渡”典型地反映了某些少数民族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的“千百步走”与“一步走”之间的关系。     

云南白盐井盐业社会的传说、信仰与仪式

云南白盐井"有盐在先"、"皆以盐故",因盐形成"以卤代耕"的盐业社会。在白盐井盐业社会中,盐经历从自然之物到意义建构,到地方文化符号生成的过程。盐的传说、信仰与仪式,是盐作为地方文化符号深深嵌入到白盐井民众观念意识的表现形态。当地盐业社会传说、仪式与信仰对盐这一地方文化符号生成与演变的过程,也正是盐作为地方文化符号深深嵌入到地方社会中的过程。     

物、宗教仪式与集体记忆:大理鹤庆白族迎神绕境仪式与祭祀圈认同

涂尔干曾以图腾物与图腾信仰来论证物在宗教信仰中的关键角色,由此分析物、宗教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关系。马凌诺夫斯基则以库拉交换圈为例,说明库拉珍品的交换对于当地社会构成的重要性。人类对自身所造物件赋予意义并投射记忆,物成为记忆的对象物。物件参与了人类生活中的各种实践,通过意义的赋予和记忆的联结,物规范了人类的生活,而与人类主体相互定义,乃至形塑人类集体的共同意识。笔者经由对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甸北地区过年请春客习俗的观察,分析鹤庆甸北地区白族等当地居民,如何因神像物的毁坏、迎神绕境仪式活动实践的停止,最终丧失了对于跨村落祭祀圈十八大村的集体记忆,导致仪式消失与群体认同的重构。     

关帝“护法神”形象在藏传佛教中的建构与显化——以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的著述为中心

关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关公信仰则是儒释道合流的重要体现,围绕其展开的文化、宗教实践和影响深入到汉、藏、满、蒙古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大区域。这一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师徒则是推动这一信仰得到文本支持并被规范化的关键人物。其中,三世土观呼图克图的著作明显表现出树立传承自龙树师徒之正统的意愿,结合相关人物传记中与外道持续交锋的记载,其对关公信仰修供文本的进一步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宣扬教法正统性的辅助措施;而这也是藏传佛教中国化在历史上的一个代表性体现。对于“关公/关帝”这一重要而复杂的文化母题,研究并理解其形象在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中的显化与内涵,以及这种建构所扎根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是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长期过程和灿烂成果的有力切入点,也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     

澧水河畔“风花雪月”的幸福生活——走近桑植白族——多姿多彩的桑植白族

根在大理“桑植白族的根在大理!”说起桑植白族的渊源,桑植白族学会副会长谷利民说。湖南白族起源于宋末元初,是一场军事战争的终结。即1252年,蒙古军攻破人理国后,大将兀良合台率军攻取南京。兀良合台在云南建立了一支“寸白军”,由大理国王段兴智的叔父段福率领。     

论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以白族“礼俗互动”为视角

以“礼”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无论是作为社会实在还是话语形式,始终与“俗”相辅相成,代表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普遍性及其特殊性。某种程度上,它们之间在社会实存中存在似是而非的相似性,在话语形式上导致模棱两可的话语体系,两者间的张力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多层次性。礼俗互动的研究范式旨在探讨文化多元性、多层次性的社会机制,并在多样化的社会差异中找寻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同一性。白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自古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亦是儒释道融合的民间典型之一,分有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把白族礼俗互动的文化特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来讨论,目的在于从中挖掘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也意在追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起点。从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诉求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西部汉族村落中的信仰、仪式与文化——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总寨村为例

宗教场所、神祇与偶像、仪式都是宗教性信仰的基本特征,通过这些特征不仅可以了解其信仰的宗教属性和特点,而且可以揭示其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信众的民族性格。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野下妈祖信仰谱系的建构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建构文化认同、树立中华民族整体形象等现实意义。妈祖信仰自北宋发展至今,通过分灵等方式逐步形成了地区间、宫庙间,以及相关信众族群间互动交流的信仰谱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多样性与整体性的辩证统一。妈祖信仰谱系以分灵、朝圣、巡安等仪式为媒介建立了信仰的整体性和互动性,树立了祖庙认同的意识,并在祖庙与分庙间形成互助结构体系,从而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持续发展。     

蒙古族神话中的“人性”与“神性”

蒙古族神话是蒙古族文学的源头,也是蒙古族信仰文化的外化。蒙古族神话其所蕴含的对天地万物、祖先英雄、图腾崇拜和功能神崇拜等丰富内容,折射出蒙古族原始宗教中人性和神性高度结合。解析蒙古族的神话文本,不仅可以了解其远古的信仰文化,还可管窥蒙古族最初的文化心理及精神世界之内核。     

壮族民间信仰起源、发展与复兴——壮族民间信仰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壮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间信仰文化.壮族民间信仰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民间信仰一样起源于原始社会,其经历了原生起源缓慢发展期、原生信仰与外来宗教信仰磨合发展期、断裂期、复兴与重构期四个主要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特点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的认知水平以及当时国家推行的文化、宗教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改革开放后,壮族民间信仰复兴现象普遍在壮族地区出现,这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新时期,应坚持人类社会学中的“示范性指导”理念对信仰加以引导,实现壮族民间信仰的良性发展,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协调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