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汉人宗族研究的基本范式——兼论汉人宗族生成的文化机制

本文在以往汉人宗族研究述评的基础上,以学术批评的眼光,从一个长时段的框架里审视了汉人宗族研究的内在发展脉络,认为汉人宗族研究先后出现了进化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结构-功能论、系谱体系论、历史过程论和后现代主义等五种基本范式。这充分反映了学界在汉人宗族认识上的不断深化。     

回顾与反思: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汉人宗族研究

宗族是中国汉人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人类学家将其视为透视中国汉人社会和文化结构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回顾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当前宗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几点思考:宗族与家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指涉范围;宗族不仅是血缘群体,也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社会文化团体;宗族乡村研究模式和功能主义视角的局限及超越;对当代宗族复兴原因的分析应关注其中暗含的经济因素。     

13至14世纪“宗派之图”碑与北方汉人宗族的复兴——以鲁中山地的军功家族为中心

金元之交,北方汉人宗族最先兴起于军功家族.他们利用“根脚”和“承荫”,在墓碑上刻写“宗派之图”,建立了同宗共祖的血缘组织.13至14世纪,“宗派之图”碑集中在鲁中山地出现,反映了北方汉人从祖先崇拜向宗族意识的过渡.汉人宗族在蒙元统治下争取权利,利用碑刻记录宗支世系和分派,表现出与南方地区不一样的谱牒类型和特点.元代迄清,北方宗族组织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山东地区提供了可资证明的实例.     

北方市镇与“商域宗族”——兼论“圈层格局”

宗族是汉人社会研究的核心论题。本文以清季民国北方商镇杨柳青为个案,提出商域宗族论说,认为商号是市镇的空间与记忆符号、基本组织形式,商绅是市镇宗族的类型与核心圈层,宗族及其延伸组织不仅为农人且为商人所有,宗族作为商人天然的内层信任机构具有商营功能。它扩大了宗族类型研究,由此引发出圈层格局对差序格局的补充。     

大、小首人制度:山西曲沃靳氏宗族祭仪研究

宗族祭仪是理解中国汉人宗族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不仅能反映宗族内部的房支结构关系,也能检验一个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位置,包括与他姓宗族的关系。宗族祭仪同样可折射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观察宗族祭仪不仅仅是停留于祭祀组织、祭祀活动、祭祀功能的考察,同样要高度重视它与特定地理文化空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文化表达。其中,宗族的祭祀场所是宗族祭仪非常重要舞台。只有把宗族祭仪放在祭祀场所这一特定文化空间里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它的象征意义。     

“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与社会史的汉人宗族研究之主流,实际上一直放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展开的,以致形成了一种思维范式.这个范式的主要特点是把宗族当成国家与地方社会交流的平台.传统帝国时期,国家支持宗族的存在,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支撑帝国的整体运转;但现代化运动却要试图革除之,因为它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视角也的确合乎中国的历史实情,因而今后需要继续加以开拓和深化.但必须意识到,它也遮蔽了作为亲属制度意义上的宗族之文化内涵.也就说,宗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更主要是文化的、风俗的.回归文化的角度理解宗族,是今后超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范式的一条可尝试的路径.     

汉人宗族发育过程中的等差数列现象及其原因探析

汉人宗族以等差数列的方式向前发展,其发展差数为五世(实际代数为四代).它经历了从春秋时期的五世宗族,到九世宗族,再到西汉时期《尔雅·释亲》十三世宗族的跃迁.而后至宋代“欧苏谱法”,继承了这个差数跃迁原理,明确了“五世一提”或“五世一图”的思想,为近世十三世以上的大规模宗族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铺平了道路.这可以在中国汉人地区获得广泛田野证明.中国宗族的这一发育原理有其先验认知图式的支持,是中国古代宇宙观和空间政治观的一种投射与体现.后世大规模宗族的出现并不单纯是开襟臣民祭祀始祖的作用,与“百世不迁”的大宗法模式无关,亦非单纯遵循自然的人口世代繁衍规律的结果,而是一种文化图式的规定.     

汉与非汉视域的宗族、家族研究阈径——兼论氏族、世系群、家族村落系亲缘而非血缘集团

本文在以往汉人宗族家族研究与评述基础上,关注了非汉视域的大家族及其研究,以史学、民族学与汉人类学三维度,分析汉与非汉宗族家族研究及其分支阈径,主要为:中国史学本体与人类学本体的历史人类学之家族宗族研究;西欧汉学与西欧汉学脉络的汉人类学宗族研究;中东欧民族学与历史民族学脉络的非汉族体大家族研究。     

历史记忆、国家意识与族群互动——《灌溪匡氏宗谱》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读

谱牒作为汉人的历史记忆,是祖先认同的根本情感纽带和主要表达方式,也是社区内外族群互动的有效中介.匡氏族群边界的清晰与否视祖先世系的远近而变化,依次为永思堂、善本堂、匡氏公馆乃至山西晋阳堂,而这一线索在<灌溪匡氏宗谱>语焉翔实.宗族"有身份的人"在宗族与国家语境下纵情发挥,抒发代代相传的忠孝情怀.     

乡村人类学视野中的《九族与乡土》——访青岛大学杜靖博士

九族,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且在当今汉人社会也很普及的一套文化制度和亲属制度。在实践中,它一方面是一个有明确世系范围的小规模宗族群体,另一方面又被实践为包含诸多姻亲单位在内的亲族体系,但不论哪种它都是亲属制度下的一个类别。可以说,九族是中国汉人社会与文化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架构。但长期以来,却为中外经验中国研究所忽略,仅仅停留在文献意义上理解。杜靖耗费十余年时间详尽考察了该制度在华北一个村落中的实践情况,撰写了《九族与乡土》一书,提出了"喷泉社会"或"九族连环社会"等理论模型,同时也发现了它的富有弹性的实践情况。这一建基于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能够改变中外学术界长期以来把中国理解为一个宗族或宗法社会的看法,同时也超越了国际上长期流行的继嗣体系与交换体系相分离的亲属制度研究格局,达到了世界人类学研究水准,推进了国际人类学有关亲属制度和世系群的研究。     

初访南沟周——人类学者走西口(上)

<正>题记:2013年国庆期间,山西河曲县周氏族人与散布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宗亲在他们的老家——河曲南沟村——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祭祖与修谱动员仪式。这些外地宗亲是近两个世纪以来,通过走西口的方式陆续从南沟村走出去而到达口外     

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辽金时代的所谓“汉人”，是特指辽朝境内以燕云十六州人口为主的汉族人民。由于长期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汉人”具有明显的胡化倾向，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文化风貌，以致于使他们的民族归属难以被认同：宋人不承认他们是汉人，视之为“蕃人”；而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却仍将他们看作是非我族类的汉人.“汉人”自身的民族意识比较淡薄，政治态度非常灵活，宋人对他们颇多猜忌和防范。金朝前期，“汉人”的民族地位和政治势力明显优于“南人”，海陵朝以后，“汉人”势力最终走向衰落。     

清末民国杨柳青商绅性文化在新疆的衍生

杨柳青人随左宗棠湘军西征赶大营入新疆,使其文化和自身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杨柳青的业缘、族缘、乡缘与兼重官民、城乡之商绅性及其文化,寓于商业、宗族、乡族与信仰组织而西植;同时使其自身实现由农民、船工向商人市民的转化;亦促使了新疆历史上汉人主体由屯垦农户向城镇居民的近代结构转变。     

实践的亲属关系——关于“娘家”与“婆家”的人类学研究(下)

中国人类学的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研究,长期以来在宗族范式的影响下积累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同时也在姻亲关系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宗族范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男性意识偏见。李霞的人类学专著《娘家与婆家》,通过将女性视角和实践的观点引入亲属关系的人类学研究领域,彻底超越了此类男性意识偏见,她不仅在汉人社会中发现了妇女亲属关系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同时还对妇女们的亲属关系实践的意义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本文对《娘家与婆家》一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述评,明确指出李霞的研究成果乃是中国人类学者在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领域新近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浅谈日本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中心

日本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特征是两分法研究:一是少数民族研究,二是汉族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人类学的稻作文化论、照叶树林文化论以及梅棹忠夫生态文明史观等理论均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日本学者的少数民族研究以及村落共同体、宗族、民俗宗教、客家等汉人社会研究,也在理论和方法上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批中国学者。中日学者之间的交往交流也加强了日本人类学在中国的影响。     

宗族的民族性特征及其在村民自治中的表达--对捞车土家族村和摩哈苴彝族村的观察

在民族学研究中,宗族的民族性特征及其在村民自治中的表达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对捞车土家族村和摩哈苴彝族村的田野调查研究,指出某些少数民族在宗族观念上与汉族存在很大的差异汉族对宗族血亲关系高度重视,而某些少数民族对此却相对轻视.土家族是将已故地域性领袖土王当做共同的族祖神进行供奉与崇拜,彝族则是将图腾植物当做祖先进行供奉与崇拜.宗族的这些民族性特征在村民自治中或表现为对地缘政治领袖群体的认同,或表现为对村民自治权力竞争的集体无意识.     

实践的亲属关系——关于“娘家”与“婆家”的人类学研究(上)

中国人类学的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研究,长期以来在"宗族范式"的影响下积累了很多重要的学术成果,同时也在姻亲关系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宗族范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男性意识偏见"。李霞的人类学专著《娘家与婆家》,通过将女性视角和实践的观点引入亲属关系的人类学研究领域,彻底超越了此类"男性意识偏见",她不仅在汉人社会中"发现"了"妇女亲属关系"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同时还对妇女们的亲属关系实践的意义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本文对《娘家与婆家》一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述评,明确指出李霞的研究乃是中国人类学者在亲属关系和亲属制度领域新近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试论先秦时期的宗族与宗族社会救助

宗族救助是我国传统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时期,宗族是以九族为限,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宗族网络之中。宗族成员之间要互帮互助,扶危济困。救助的主要内容有救助贫困的族人、孤子及丧葬救助等。先秦时期的宗族救助对于加强宗族团结,维护宗族的生存与繁衍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族谱与宗族边界

族谱作为宗族的重要文献,确立并强化了宗族边界,即血缘边界、地理边界和伦理边界.血缘关系是宗族边界的天然基础,地理边界是宗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伦理边界则是宗族团结、一致对外的凝聚力依据.族谱和宗族边界不仅在宗族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社会的安定和团结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     

聚焦山西:中国宗族史研究的新区域

宗族研究区域由南向北转移是当前宗族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北方宗族问题历来被学界视为非典型而未引起应有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宗族这一概念的理解已经从实体性功能组织到注重宗族的系谱性原则和归属感,再到将宗族视为一种文化、礼仪和制度.伴随着宗族概念的厘清,从事宗族社会史的研究者需要从文献和实践结合的层面重新审视北方的宗族问题.在此背景下,位于黄土高原的山西已经成为研究者开展宗族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