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的背景及历史意义

延安整风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党风整治和思想教育运动,其历史背景是党正处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族抗战的伟大胜利,必须统一思想以形成思想共识、加强组织建设以凝聚全党力量、肃清各种错误路线以减少对革命的危害。通过整风,肃清了这之前长期影响中国革命的各种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统一了全党思想,确定了中国革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使全党空前团结,确定和巩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跳出大国成长的历史“周期律”

过去60年的发展证明中国崛起已经是客观的事实。因而，我们在下一个60年中关注的不是中国如何崛起的问题，而是中国崛起之后如何避免陷入新的陷阱的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黄炎培在延安考察时对一国政权更替的问题提出了“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律”。     

历史上的三个“红四军”

最早创建的红四军，便是朱德、毛泽东两军会师后，于1928年5月在井冈山成立的红四军。这是红军史上第一个“红四军”，也是第一支打出“红军”旗帜的部队。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     

美国历史上有过的“皇帝”和“国中国”

一晚上读到两个有趣的故事,都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故事有关一个美国人自封皇帝。美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的,就是皇帝。因为美国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皇帝制,因而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的皇帝。     

“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

对于中共党史,很多人都认为毛泽东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排挤,不受重视。毛泽东也曾抱怨“: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其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虽然对毛泽东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看法,甚至是指责,但总的是信任和支持的。正是经过反复观察和比较后,共产国际最终宣布“:     

毛泽东在西柏坡题写的报头和店招

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正值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只要有人请他题字题词，基本上是有求必应。1948年就曾为《人民日报》《人民邮电》《中国青年》题写过报头和刊名，为“新华书店”题写了店招。一转眼近60年过去了，这些珍贵的墨宝，除了《中国青年》外，其他三幅仍然继续使用着。笔者认为，这几幅题字也是毛泽东墨迹中的上乘之作。     

从“价值自由”到“历史个体”——对韦伯社会科学学说的初步讨论

本文通过详细考察韦伯核心的科学学说文本,认为在韦伯的科学学说中,价值的自由形态之所以不同于价值的自然正当性,是因为其必须借助科学这一“中间性的世界”来成全,因此价值的自由形态和科学作为价值与伦理的中间世界是同时出现的。从上述社会科学面临的根本处境出发,本文接下来讨论了韦伯社会科学的第一次奠基,即将经验正当性落在了价值观念上的意涵。这一奠基致使韦伯那里“价值自由”的社会科学对种种带有“客体化”色彩的理论追求(“自然主义”和“精神化”)进行了相应的批判,从而走向了以意义问题为核心的“历史个体”与“理想类型”。这一过程的实质问题在于,意义问题更直接地放在了“人造物”上(理想类型),社会科学因此以某种二律背反的形式表明深刻的自由人格设定。这也是韦伯社会科学的第二次奠基,即人格奠基的意涵。     

我国历史上公认的三位“商圣”

从春秋战国至晚清,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过不少大商人,但被公认为“商圣”的只有三位,即陶朱公、白圭和胡光墉（雪岩）。     

“大分流”背后的隐秘历史

在当今史学看来，划分“历史分水岭”的做法无异于裁剪历史，以反历史的方式对待历史，使“历史的真实”湮没在意识形态话语的抽象命题中。这话说得有理，只是在一般的层面上谈论中国历史，还是有必要对1840年鸦片战争的政治转折、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社会转折、1905年废除科举的文化转折给予特别的关注。其中，1750年前后的中西分流，被一些史学家视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转折点。尽管在1700年～1820年间，中国的GNP依然高于欧洲和日本，1820年，中国的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达到日本的5．28倍，但此时已成强弩之末，分流的格局初露端倪。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中国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细致地描绘了这个历史的分水岭。     

李大钊对毛泽东等“一大”代表的影响（上）

在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回望历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对中共一大代表都有哪些影响？     

“烂木头”里的历史和财富

1995年．学金融出身的唐昌科开始匾额收藏。他和所有玩收藏的人一样，10年来将一半的时间耗在颠簸的路程中，在江南9省和北方4省，唐昌科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结识了几百个“线人”朋友“只有在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匾额才能得以留存。所以我去的尽是路况很差的农村．翻山越岭或步行十里八里，都不算苦。”     

“龙”和“鸵鸟”能共舞吗？——中国人在非洲

随着中国在非洲扩展自己的经济影响和成千上万中国人在非洲做生意当劳工,中国“龙”和非洲“鸵鸟”如何和谐共舞,这在中国公共政治讨论中越来越引人关注。这个讨论很大程度上是补课,因为自1840年以来一直到20世纪末,中国人眼中的世界主要是西方,说起“出国”和“留学”总是指到发达国家去,“对外开放”指的更是对西方开放。毛泽东时代中国对第三世界一直是“开放”的,但那时到非洲去,从官方到老百姓一般都称为“援外”而不是“出国”。     

对“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解读——读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

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实证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先后在欧洲崛起,尤其是以孔德为首的实证主义史学不但把史学当作科学来研究,而且明确地宣称史学是一门科学,使得历史学开始出现了一种背离人性的倾向。正是在这一思想潮流下,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提出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并有力地反驳了以上的倾向。虽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理论的基本原则是错误的,但不容否认,他在探讨某些问题时具有独到的见解,值得我们批判地借鉴与吸收。     

以文化的视角分析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难点

近几年来，围绕“历史问题”出现的频繁争吵，日益成为影响中日民众相互情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国民众不满意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所采取的暧昧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却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嫌中”、“厌中”气氛，与“恐中论”一道，成为日本“中国威胁论”的主基调。那么，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难点究竟在什么地方？     

张大力和他的“第二历史”——专访艺术家张大力

几年前,艺术家张大力发现一些重要的历史照片,由于种种原因,被人为地修改过了。原来照片上有的人,突然会变成没有了。他这几年来埋首搜集这些照片,现一共130多组历史照片正在广东美术馆展出,为人们提供了一次窥见部分历史原形的机会。本刊特约记者翁小筑采访了张大力先生。承他谈到有关的各种问题。     

大地磅礴的历史长卷 “世纪伟业—中国绘画艺术特展”序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孙家正

在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之际，经文化部批准，由文化部艺术服务中心、香港《大公报》、中华文化城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以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为主题的“世纪伟业—中国绘画艺术特展”在香港、北京两地隆重举办，这是今年文化艺术界的又一盛事。     

“让历史告诉未来”——我的入党故事：在雪域高原向党宣誓

在人生漫长而短暂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有自己值得难忘的日子。对于许多共产党员来说，入党宣誓的那一天便是其中的一个。     

中国当下新启蒙语境中的“广州再前沿”问题——文化广州的历史铭刻、文化基因与当代使命

关于广州历史,人们通常用“四地说”予以概括,但这应当说主要是事实性表述,而不是更具价值性的表述。如果要对广州进行更具价值性的表述,只需要两句话：千年绵延的世界性滨海商都;中国现代化的前沿。准确而透彻认知广州的历史铭刻,以及由此历史铭刻而酿就的城市历史文化基因,对于面临新拐点的今日中华文明转型中“广州再前沿”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章着重对此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