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五世达赖与他的第三、四世达赖传

我们伟大祖国是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她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藏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浩如烟海的藏文典籍是研究我国历史和藏族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宝贵资料。近年来,随着大批藏族史籍的陆续出版以及部分藏文史籍汉译本的相继问世,我国民族史研究特别是藏族史研究的范围日广,成果丰硕,对许多藏族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历史地位作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学术界进一步认识到发掘、整理、利用藏文古籍将为藏学研究及边疆史地的研究开辟一条较为广阔的途径。因此,有不少学者不遗余力地翻译、整理藏文史籍。通过开展这一基础工作,广泛发掘利用新的资料来研     

蒙文史籍要览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自古就有口传本民族历史的传统.自十三世纪有文字记载以来,编著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这些典籍反映了蒙古族的文明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为研究蒙古族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广泛、可靠的资料.近几年来,我国蒙古族学者对蒙文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翻译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有了一定成绩.为了向广大读者提供蒙文历史古籍知识性、资料性的材料,为研究蒙古史的学者提供寻检蒙文古籍的线索,本刊从本期起在历史版面内设《蒙文史籍概览》专栏.     

十六—十八世纪华侨在菲律宾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一从什么时候起,菲律宾就有中国移民?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指出,华侨移居菲律宾,始于公元七世纪;另一些学者认为,菲律宾有中国移民,自明始。这后一种意见,谅来是因为有关此类记载,始见于明代史籍,并见于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征服菲律宾以后所著史籍的缘故。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同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伴随的。因为商业来往的需要,中国商人滞留以致居留海外是合乎逻辑的;而且,限于航海技术,由于旅途的艰险,以及航海中的意外事故,也会导致少数人在海外或长期或短期的居留。中菲贸易,古已存在。在宋代史籍中,已有中国商人同菲律宾许多地方通商的明确记载。但     

帛书《称》的战争观

1973年年底,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包括不少失传已2000年之久的先秦古籍在内的珍贵帛书,约十二万余字。《称》就是其中的一种。该书在历代史籍中均无著录,其书名是由帛书整理     

中国古籍与东南亚研究

中国古籍对东南亚的记载在世界上出现最早 ,中国学者一直重视中国古籍在东南亚历史研究方面的作用 ,并对各种要籍进行评介 ,这些古籍对东南亚古国的记载内容相当丰富 ,包括当地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社会经济情况 ,不仅论述了相互之间的使者往来 ,还记述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记述了当地的政治制度以及同邻国的关系 ,这些材料为研究东南亚历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酒中趣》的发现

据日本《古事纪》记载,大约六世纪末中国的《论语》、《千字文》等典籍经朝鲜传入日本.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献传人日本的最早记录.从那以后,一千多年里中国典籍以各种方式不断流入日本,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在中国,由于战乱及自然灾害的影响,不少古文献散佚失传了,在日本却有收藏.清末黎庶昌、杨守敬等出使日本时曾收集到二十六种,辑刻为《古逸丛书》,杨氏另撰有《日本访书志》.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不断有学者前往东瀛访求古书,成果颇丰,中日汉籍的流布已成为学者关注的课题.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应该说日本所藏汉文典籍的情况已日益清楚,要想有新的发现是不太容易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发现了一部清代的古籍《酒中趣》.经查《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综录补正》、《丛书总目续编》、《中国善本书提要》、《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孙殿起《贩书偶记》及其续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以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汉籍目录》、《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汉籍分类目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内阁文库     

中国古典文献在日本的流传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两国使节往来不断,经济文化交流频繁。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日本的大量中国古典文献,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影响之深,是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就其内容来说,是以儒家经典为主,此外包括史籍、子书、文集、小说、杂著、方志、医典、历算以及佛经道藏等四十类左右。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数量十分丰富,一时很难作出具体统计。清末杨守敬曾于日     

张舜徽著《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出版

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张舜徽写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最近已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张舜徽认为,对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典文献的青年来说,浩如烟海的古籍,如何批判地接受和运用,是一个问题;怎样去读,也是一个问题。古书经过不断传抄翻刻,免不了存在错误。假若不能找到比较好或比较早的本子加以校对,便很难考见古书原来的面目,更无由探索它的内容。因此,读书必先校书。谈到校读古书的一般方法时,作者指出:汉唐以来特别是清代学者下过很大功夫。他们的经验、方法,值得重视。一般说,校勘的方法有两种:用本书以外的实物、记载,直接或间接订正本书的,     

蒙元初期的探马赤军问题辨析

本文对国内外蒙元史家在讨论蒙元初期探马赤军的族属、组成、职能和地位等问题中有分歧的看法加以辨析,以期在吸取各位史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蒙元初期探马赤军的原貌。     

《中国史学名著》与《史籍举要》比较研究——外表相似下的差异性

《中国史学名著》和《史籍举要》分别是由钱穆和柴德赓两位先生给学生上课时讲义,经整理而成的专门介绍中国传统史籍的专著。如果只是从两本书的书名以及成书背景来看,它们应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深入分析之后会发现,两书在所面向的群体、体例、所选讲的史籍、介绍同一部史籍时的关注点以及对同一部史籍的评价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中国史学名著》和《史籍举要》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两书的差异性进行必要的研究,对我们更好学习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     

谢国桢文献学成就三论

谢国桢把目录学、版本学与学术发展、治史实践联系起来考察,见解独到。他采用辑录体体例,对明清野史笔记资料做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编纂了《增订晚明史籍考》等多部目录学著作,引导和帮助了众多研究明末清初史的学者;他把版本学提高到科学的高度来认识,在版本鉴定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寓文献学思想于文献研究的实践当中,强调研究文献学要实事求是,努力扩大历史文献研究的范围,重视古籍的现实实用性,主张加强对古代文献的保存和利用。     

简论《汉藏史集》

<正> 近年来,随着大批藏文史籍的陆续铅印出版以及部分藏文史著汉文译本相继问世,我国的民族史学工作者,特别是藏族史工作者愈益清楚地认识到大量的藏文历史文献的发掘和利用将为藏族史、汉藏关系史乃至整个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开辟一条极为广阔的道路。因而有不少学者不遗余力地翻译、整理藏文史籍,并广泛地利用藏文史料来研究各自的学术课题,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蒙元流刑考辨

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蒙元流刑之制有许多独特之处。而相关律典的散佚和文献记载的含混,给我们今天研究此类问题带来了较多的困难。迄今为止,相关论著对蒙元流刑制度设计及运作真相的研究歧异较大。而从实证的角度着手,通过对流刑实际案例的搜辑和梳理,针对蒙元流刑的适用对象、流放地及其特点进行考辨,则能够比较清楚地探明蒙元流刑仍为法定刑之一;蒙元初期沿袭金代流刑之制并加以折代变通;至元八年以后,独具特色的流刑制度逐渐形成;但在司法实践中,变通律令的现象仍十分普遍等问题。     

国际中国东北学研究协会在美国正式成立

国际中国东北学研究协会于1992年4月3日在美国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召开成立大会。来自中国大陆、日本、美国、德国以及香港等地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大陆学者、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所长     

从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看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

有明一代,随着明朝与北元—蒙古诸部关系的演变,明代学者的蒙元史学著作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明代前期,明朝采取恩威并举的外交策略,与此相应,出现了贯彻和反映这一策略的《元史》。以《元史》修纂为中心,出现了诸多续补、改编、补正元朝史事的著作,推动了明人蒙元史学的发展。明代中期,以"土木堡"之变为节点,明人的蒙元史学编纂发生了由战记史学作品向边镇志书的转变。明代后期,随着女真势力的崛起,明人的记述重心又发生了由"九边"向"东事"的转移,对相关蒙古诸部的记载往往附着在对女真的记载之下。     

何炳松史学研究二题

暨南大学已故校长何炳松先生是中国 2 0世纪前半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教育家。过去在研究何炳松史学思想时没有对实证主义思想进行充分研究 ,更无人提及他对中国蒙元史研究的贡献。本文以此两题展开讨论 ,论证西方实证主义派与中国传统的乾嘉学派的关系 ,进化论史观在中国的传播 ,以及何氏三篇蒙元史论、译作对中国蒙元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蒙元史研究与中西学术的会通

近年,许多学者著文回顾本世纪我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尽管所谈具体学科各有侧重,但都认为,中西学术的交流和会通,是20世纪我国史学取得长足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蒙元史学科而言,由于其具有世界性,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世界性”,指的是蒙元史研究涉及的地域、民族、制度文化,以及所利用的历史资料,都超出了中国范围。因此,研究蒙元史更需要面向世界,随时注意了解和借鉴别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切忌闭门造车,这是老前辈谆谆教导并用他们的研究实践启示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19世纪末以前中西蒙元史研究之回顾与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最重“正…     

论历史研究的“三重证法”

由王国维运用文献学、考古学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法”,推衍到现在史学界交错运用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研究历史的“三重证法”,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进步.为此,本文略表诌议.一、文献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及三者关系中国古籍文献源远流长,从文字创造发明到书籍产生发展,经过历代学者、文人年年月月的文苑躬耕,集成汗牛充栋的古籍文献.1979年《北京图书馆通讯》第1期载杨殿《谈谈古籍和古籍分类》对现存古籍作了大致估计,认为“可能有十五万种左右”.其中,《中国丛书综录》所收子目计38891种;《丛书综录》未收清以前单刻本、佛经汇刻及新式丛书以及待补入的丛书所列子目,估计有2万多种;孙殿起《贩书偶记》及续编,所收清代以来著述计有2万余种;《贩书偶记》未收的清代著述,估计还有1万余     

周绍良先生对于徽墨研究的贡献

当代著名的学者、文物收藏和鉴定家周绍良先生，以清墨与古籍善本的收藏闻名。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编辑，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文化部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未央宫”名称考

未央宫是汉代著名宫阙,史籍多有记述。然而此宫何以命名“未央”?似有探究必要。 据字典:“未”字数义中一作“没有”、“不曾”解;“央”字也有数义,一义为“尽”、“完了”。“未央”一词,古籍常见,意犹“未尽”、“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