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嬗变

晚清幕府是指鸦片战争至清朝灭亡期间的幕府,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大幕府最为典型。晚清幕府系由明清时期的传统幕府发展而来,是中国幕府制度发展的极盛和走向衰亡的时期。晚清幕府在入幕人员的选择、幕务及所起的作用方面,继承了传统幕府的一些特色,成为国家政治人事制度的重要补充。但是,它与传统的幕府相比,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幕府机构的扩充和幕府人员职能的变化、入幕方式的变化、幕主与幕员主从关系的确立和经济关系的分离等。     

规模·能量·影响--李鸿章幕府与曾国藩幕府之比较

晚清时期 ,幕府的大小与幕主的职权、地位等密切相关。李鸿章的勋望、权势均较其师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 ,李鸿章幕府无论在幕僚的素质上 ,还是幕府的规模和影响方面都比曾国藩幕府逊色。究其原因 ,除了时代的差异外 ,主要在于李鸿章本身的人品、道德、学问不如曾国藩。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淮系集团的政治势力难与湘系集团的政治势力相提并论。     

雅俗共赏 新意迭出──评成晓军新著《曾国藩的幕僚们》

幕府与幕僚，是中国历史上是的一个奇特现象。 “人幕之宾”指的便是东晋的那个郗超，而著名的幕府有忽必烈入承皇统前总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的金莲川幕府。历史发展到了近代，因缘风云际会，曾国藩幕府更以规模空前整齐庞大、事功进展的广度与高度及其深远影响而成为“神州第一幕府”。长期以来，吸引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继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和史林《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之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成晓军新著《曾国藩的幕僚们》（以下简称“新著”）已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 综观全书，具有如下几个突出…     

李鸿章幕府和张之洞幕府之比较

李鸿章幕府和张之洞幕府是晚清历史上两个十分重要的幕府,都对近代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两个幕府成员的来源、两个幕府的特色、两个幕府所产生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对这两个幕府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张之洞幕府与清末民初的宋诗运动

张之洞幕府与清末民初宋诗运动的关系是一个迄今未受学界充分关注的话题。1895-1906年间,郑孝胥、陈三立、沈瑜庆、陈衍、沈曾植等宋诗派主要成员都曾客张之洞幕,这个时期的诗文酬唱酝酿了宋诗派的理论,加强了诗人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宋诗派的影响,宗宋诗风逐渐成为一种诗学潮流,其余波影响至上世纪四十年代。     

士人网络与文献生成：陆游入幕新论二题

陆游入幕作为传统论题,备受学界关注,卓见发明甚多,迄今似已难以为继。本文从前贤时彦所罕及的两个方面出发,愿就此作新尝试。第一,陆游的蜀地幕府经历,不仅为他提供了熟习军务、拓殖人脉的契机,也对其后续仕进迁转有所助益。陆游早年通过仕宦、交游乃至政争等途径,建立起广阔繁复的士人关系网络,并藉此获得宣使王炎、安抚使张震、都大茶马兼权制司公事赵彦博、制使范成大等数任幕主之提携奥援,在入幕生涯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第二,陆游居四川制幕期间,与幕主范成大并无诗作往来,二人的诗歌唱和发生于淳熙三年三月陆游出幕以后。部分学者关于“范陆幕府唱和说”的论证并不能成立,《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关于范陆幕府唱酬的记载亦不可靠。     

陶澍幕府:晚清幕府的先声

陶澍在江南担任封疆大吏期间,适逢清王朝由盛入衰,漕运、盐法、河工三大政窳败甚深.于是,他辟设幕府,延请具有经世才能的人才入幕,对三大政进行整治与改革,取得很大的成功.陶澍幕府施行改革,兴利除弊,其形态和职能与专为幕主处理琐碎政务的清前期幕府完全不同,显现出新的特征,为当时第一个以经世闻名于时的新型幕府.陶澍幕府的出现标志着晚清幕府的发轫.     

中晚唐时期落第士人入幕问题探究

文章以中晚唐时期幕府中落第士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入幕的动机、实现入幕的条件、与幕主之间的关系及他们在幕府中所处的地位,认为中晚唐时期幕府为落第士人提供了一条入仕途径,并解决了一部分落第士人的生存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来自落第士人对中央政府的压力。     

论左宗棠的洋务思想

<正> 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近年来,在学术界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时候,有些同志从研究洋务派代表人物洋务思想的角度,考查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有助于对洋务运动的深入探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洋务思想,已有专文论述。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左宗棠的洋务思想,虽然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其独具的特点,因此,研究左宗棠的洋务思想,探讨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论汉代幕府文人集团及其文学活动

汉代幕府制度的变化以及将军对文人的器重与赏识,使得幕府成为文人的一种重要入仕途径,于是幕府文人集团逐渐兴起。汉代著名的幕府文人集团有窦宪幕府文人集团、邓骘幕府文人集团、梁商幕府文人集团、梁冀幕府文人集团、何进幕府文人集团等。幕府文人在承担军府各类军政文书之余,还不时撰文作赋,为幕主唱赞歌,幕僚与幕主之间以及幕僚相互之间常有书信往来。汉代幕府文学奠定了幕府文学的基本模式,对后世幕府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近代宁波民信局的兴衰

宁波民信局产生时间较早,其业务在五口通商之前就已延伸至内地,五口通商后迅速覆盖全国。宁波民信局的经营模式相比其他信局更加完善,其经营范围之广、信局数目之多也异于其他信局。随后,宁波信局因自身的缺陷及邮政的压制而逐渐衰落,虽然采取了联合请愿、走私等方式进行抵抗以求生存,但均以失败告终。宁波民信局虽于1935年被罢废,但其服务理念及为求存而采取的联合请愿等方式于今仍有启示意义。     

论近代上海民信局的兴衰

上海民信局产生后,逐步实现了上海境内由点到面的覆盖.五口通商后,上海商业渐趋繁荣,各地民信局争相在此设立总局或总办事处,上海遂成为全国民信局的总枢纽.上海民信局在基本业务和经营方式上与其他地区民信局并无二致,但具有鲜明的个性,如民信局数量居全国之冠,办理发行任务,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国外等;后国民信局自身的缺陷,以及邮政当局的排挤和压制,民信局逐渐走向衰亡.虽然以上海为首的全国民信局采取了请愿、行政诉讼等方式进行抵抗,但都以失败告终,上海民信局终究难逃罢废厄运.然而,民信局的热情服务理念以及民信局抱团、联合解决问题的方式在现在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公示语的错译分析及翻译原则

公示语的翻译是翻译学研究的新领域。许多专家和学者对公示语的翻译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示语的英译还是出现了许多的错误。本文概述了公示语的概念、功能,并通过实例对公示语翻译中的错误进行分析,进而总结出公示语翻译的原则,以期减少公示语翻译中的错误,消除误解,提升城市和国家形象。     

延安时期张闻天与王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比较研究

延安时期张闻天和王明都是中共高级干部,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却有不同:一是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态度不同;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不同;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性与民族化关系的认识不同;四是对待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态度不同。他们二人都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张闻天能修正错误,王明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人革命实践?权力来源及主体素养的差异?张闻天和王明在延安时期的不同表现说明,对于像他们这样从苏联留学归来,非常年轻就担任领导职位的党员干部,要获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认识,更需要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经历革命实践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修正错误,加强党性修养?     

张载与徐敬德气论哲学之比较

张载和徐敬德分别是中国和朝鲜哲学史上气论哲学的重要代表。“气”是张徐二人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两人都强调气的物质性、对立统一性以及不灭性。然而张载的气学具有以义理为主的“四书学”特征,更侧重于物质性;徐敬德的气学则与道家哲学关系密切,含有更多的精神成分。在理气问题上,两者都主张理是气的内在属性,都使“理”凸现出伦理的色彩,但是在理的地位问题、理与气的结合程度以及对理的具体规定方面等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二人的气论哲学均显示出东亚气论哲学的泛生命性、泛伦理性、经验性和前逻辑性等特征,这既是其魅力之所在,又是中朝气论哲学发展滞后之根源。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以曾巩与苏轼的见解为例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曾巩与苏轼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曾巩的挤压见解与苏轼利用佛教生财的主张,表面看似对立,但二人的主旨却是一致的,即通过对佛教资源的再分配,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当然这一紧一松,与二人的性格和仕途经历有密切关系。曾巩的处事严谨与苏轼的放达宽容,曾巩的任职京师、编修史籍与苏轼的任职地方州府首长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     

论晚清山东经济现代化

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 ,晚清山东经济现代化艰难起步 ,主要表现在 :1 .机器工业从无到有 ,从而在封闭的农业社会里引入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产生了变革传统社会的根本性的物质基础 ;2 .对外贸易引发了商品流通体系的转型 ,改变了山东原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 ;3 .社会各界对振兴实业有了价值认同 ,工商阶层有了自我关怀意识 ,经济现代化有了制度性保障 ;4.各地兴办企业均含有堵塞漏卮、“稍分洋人之利”的初衷 ,抗敌御侮构成了山东经济发展的主线。上述内容使晚清山东经济跳出了原先长期低水平重复的怪圈 ,并以其自身蕴含的可持续发展因素而昭示了山东经济现代化的未来方向     

道德形而上视角对于文学的意义

王晓华认为 ,张光芒与张宝明在论战中对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进行系统反思时 ,触及了我们在建构中国文化时无法绕过的基本问题 ,即当下人文世界是否需要通过与超越性的不断对话而获得意义 ;由于对超越性的拒斥与中国当下文化及文学的欠缺有因果关系 ,因而包括张光芒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由“道德形而上主义”这一命名所显现的建构方向是完全合理的。姚新勇则认为张光芒的理论阐释从立论之始就走上了逻辑混乱的不归之路 ,包括对“启蒙”概念的含混移位、对不同范畴理论资源的严重混用等 ,甚至可以说 ,张光芒所“抽象”称赞的“反启蒙文学”不仅不纯粹 ,而且恰恰是“暴力实用主义”。罗宗宇指出 ,张宝明的质疑文章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 ,而陈晓明从后现代立场出发的质疑则放弃了人文关怀 ,只有张光芒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的既不乏历史理性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批评 ,为文学的自我救赎提供了可能。刘士林则从如何拯救学术本身的角度入手 ,指出论争各方都存在着缺乏规则和语境的“乱说”问题 ,他们必须首先能够证明这种不同观念、经验之间的混战在逻辑上的合法性 ,然后才能保证以下的言说与结论本身的可靠性。     

如何拯救学术本身

王晓华认为 ,张光芒与张宝明在论战中对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进行系统反思时 ,触及了我们在建构中国文化时无法绕过的基本问题 ,即当下人文世界是否需要通过与超越性的不断对话而获得意义 ;由于对超越性的拒斥与中国当下文化及文学的欠缺有因果关系 ,因而包括张光芒在内的人文知识分子由“道德形而上主义”这一命名所显现的建构方向是完全合理的。姚新勇则认为张光芒的理论阐释从立论之始就走上了逻辑混乱的不归之路 ,包括对“启蒙”概念的含混移位、对不同范畴理论资源的严重混用等 ,甚至可以说 ,张光芒所“抽象”称赞的“反启蒙文学”不仅不纯粹 ,而且恰恰是“暴力实用主义”。罗宗宇指出 ,张宝明的质疑文章激情有余但理性不足 ,而陈晓明从后现代立场出发的质疑则放弃了人文关怀 ,只有张光芒从现代人文立场出发的既不乏历史理性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批评 ,为文学的自我救赎提供了可能。刘士林则从如何拯救学术本身的角度入手 ,指出论争各方都存在着缺乏规则和语境的“乱说”问题 ,他们必须首先能够证明这种不同观念、经验之间的混战在逻辑上的合法性 ,然后才能保证以下的言说与结论本身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