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的文化论争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不断冲击激发出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中国思想界从洋务运动至五四时期先后提出“中体西用”和“西化”作为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到３０年代，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又以文化论争的形式出现，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以往。尽管这场论争存在着从文化层面探讨现代化理论而忽略其它层面等局限，但它所提出的“本位文化”、“全盘西化”以及直接用“现代化”一词表述的种种模式与理论，既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立的理论意义，又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

中西文化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常盛不衰的课题,中西文化之争贯串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五四"之后,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了"东西文化之争",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了"中西文化之争".这两次大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明经济上、政治上的中国社会变革之路以及中国文化的建设之路.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建设走向问题的论战

20世纪 3 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围绕“中国本位”和“全盘西化”的论争 ,实际上也是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有益尝试。经过激烈的争论交锋 ,双方都吸收了对方的一些观点 ,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相融和趋同。并逐渐地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 ,即用“现代化”(亦称近代化 )这个新概念逐步取代了“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这些偏狭的概念 ,而且都认为 ,中国无论如何都应该尽快建成现代化的国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关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论战述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围绕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论战,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论战的两极是“中国本位文化”论与西化论的对立。这场论战事实上进行了两个讨论：一是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一是关于“全盘西化”观点的讨论。今天研究这一历史上的论战,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争论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６日,陈立夫在南京市政府扩大纪念周会上发表题为《文化建设之前夜》的演讲。他说：“吾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有文化工作,……大部分均系破坏工作,以致吾国固有…     

20世纪30年代文化论战的现代思考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逐渐消遁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渐渐抬头,一些在“五四”时期曾经呐喊、曾经叱咤风云的知识分子由外表的激进转向了更内在、更理性的思考。然而,作为一种思想潜流,西化还是文化保守,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仍然存在于社会的深层,其内在的冲突并没有停止,到30年代中期又再次外化为一场有关西化(包括“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论战。现实关怀的不同视角1935年1月10日,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在《文化建设》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从而引发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与西化(包括“全盘西化”…     

以小说参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的文化论争——论老舍的中短篇小说集《蛤藻集》及相关创作

本文重点分析了老舍《蛤藻集》中的诸篇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如果还原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西文化论争的语境中当能获得一种新的阐释。此时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读经"等的文化论争激发了老舍的文化思考,而艺术地把握生活的方式又使得老舍显现出更为深邃的历史文化眼光。超越派性立场的老舍,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商业文化、武术文化的现代命运、对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有着独到的艺术展呈,对当时的复古思潮也给予了有力的回应,而真正地继承传统文化并加以创作性的转化则是老舍一以贯之的关注中心。本文也结合老舍作品发表的报刊,对老舍的文化立场所具有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给予了评述。     

方法、主义与文化论争:论冯友兰与张岱年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观差别

面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西文化论争,冯友兰与张岱年作出了不同的解答。具体来说,张岱年主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文化问题,主张中国文化的综合创造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冯友兰综合运用了逻辑分析法和唯物史观,驳斥了"全盘西化"论,回避了主义问题,主张在学习科学、工业的同时发扬中国的固有道德。     

所争非所论——三十年代文学翻译论争述评

外国文学翻译是促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与文学创作一样．在现代中国,文学翻译承担的严峻的现实责任,远远超过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作为一种可操控的言论手段,文学翻译成为各种思想流派有效的传声筒。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论争过程。每一种论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论争。是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翻译论争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文学翻译继续承担着改造中国的现实责任。也继续作为思想碰撞的场所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三十年代的翻译论争。描画这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主要情景,试图揭示翻译论争与思想文化流变之间的关系。     

所争非所论——三十年代文学翻译论争述评

外国文学翻译是促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与文学创作一样,在现代中国,文学翻译承担的严峻的现实责任,远远超过文学自身的审芙价值.作为一种可操控的言论手段,文学翻译成为各种思想流派有效的传声筒.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论争过程,每一种论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论争,是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翻译论争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文学翻译继续承担着改造中国的现实责任,也继续作为思想碰撞的场所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三十年代的翻译论争,描画这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主要情景,试图揭示翻译论争与思想文化流变之间的关系.     

情愫的执着与理性的吊诡──“中国本位文化”论者与“西化”论者的论战

1935年1月，陶希圣、萨益武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南京、上海、北平、济南的各文化团体纷纷召开座谈会和讨论会，《文化建设》月刊也专门以“怎样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举行了征文，“一时议论风生，颇显百家争鸣的气象”①，到6月份这场论战的成果就编成一本《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论战主要是在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学者与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学者之间进行。主张“中国本位文化”的，除了十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武唷干、孙寒冰、黄…     

论毛泽东的文化观

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可以说是先进的中国人对中西文化省察的历史。思想界的每一次振荡,无不关切到现实的社会生活如何对待传统与西方文化的态度,文化的价值取向,一直是人们论争的热点。“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于是,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国文化本位论,西体中用,儒学复兴等等各种文化纲领纷纷出笼。虽然这些方案各自都含有某些可取的因素,但它们又因着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对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和外国的种种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作出科     

本位、西化与1935年文化论战

“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是 1935年文化论战中各执一端的两种思潮。“本位文化”论的官方意识形态背景十分明显,但并不能脱离思想界整体西化的现实;而“全盘西化”论反映了自由知识分子与官方思想统制的疏远和背离,却并未丧失民族主义立场。因此这一论战更多地显示出“西化背景下的本位”和“民族立场上的西化”的复杂矛盾。     

20世纪文化论争遗留的几个问题

中国文化与世界的问题主要是中国文化与西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20世纪的文化论争遗留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但事实上并未解决;有的似乎有了确切的答案,但一些美好的想像却注定无法化为现实。本文简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全盘西化与反全盘西化的问题;二是如何调和折中的问题;三是如何对待特别国情的问题;四是文化与国族的关系问题。     

“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     

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进化主义的超越─—现代化建设中的中西文化融合问题

从历史上看,关于中西文化之争不外乎两种基本立场：传统本位论与全盘西化论。两者对立的本质是文化观的对立即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进化主义的对立。这种两极对峙的观念体现了两种关于现代化的错误观念,而新的现代化观念是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进化主义的统一,是一种文化综合意识,我们称之为文化进步主义。我们只有在文化进步主义的高视点上,才能理解现代化的真正含义,才能超越传统本位论和全盘西化论的两极对立,超越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进化主义的两极对立。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８０年代的文化热，“五四”的新儒学思潮与９０年代的国学热，儒学的历史定位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等方面对此加以揭示和探讨     

从中西文化论争看世界民族主义及其对现代化的回应

中西文化论争,随“西学东渐”而发生。自近代以来,这场文化论争更是高潮叠起,热闹非常,它伴随着中国走过了上百年的历程,其漫长、深刻、复杂和激烈为中国文化史上所仅见。时至今日,这场论争仍为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所关注。 决不要误以为这种文化论争仅仅发生在中国这块历史文化悠久的土壤上。如果借助世界历史的宏观视角我们便可以发现,同类性质的文化论争与冲突实际上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的发生过。日本,早在开埠之前就有兰学与官学之争,开门论者与后期水户学派的分歧。明治维新后又有主张“脱亚”论的欧化派与强调民族本位的政教派的对抗。在印度,类似的论争也很激烈,泰戈尔与甘地对西方     

全盘西化思潮与近代文化激进主义

全盘西化是近代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想理念,先后经历了戊戌维新、“五四”运动以及2 0世纪3 0年代三个阶段;文化难以取长补短,文化具有优劣之分,全盘西化不会丧失民族特性是其学理依据;要求民主与科学,要求个性自由与竞争,要求中西的文化自由接触与冲突是其基本追求;全盘西化思潮实质上是广义的现代化,冲破了国情的阻力,是近代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时空意义。     

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

西方思潮的冲击是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面临的巨大挑战。中体西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与"全盘西化"是近现代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回应模式,其共同症结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自信。今天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建设,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在广泛吸收西方、中国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从时代出发,综合创新,建立一种既具有中国鲜明特色又对世界具有引领功能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     

中国近代史上激进与保守的和同——以全盘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文化派为例

激进与保守一向被视为研究近代思想史的一种范式,在此视角之下,纷繁复杂的思想往往被“一分为二”。全盘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文化派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两种代表。但是,深入到二者论争发生的思想语境里,探究各自的言说本意及言外之意,则可发现本来认为对立的两派竟有难得的相“和”之境,趋“同”之实,并且彼此也认同各自的弦外之音。可以说,曾被过分渲染的所谓论争,只是发生在名词层面,实际上的思想则是难得的一致。个中意味更加凸显了近代思想演进的主流：只有“激进”,而没有“保守”。“保守”只是一种变相的“激进”。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近代历史为何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