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视角下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趋势分析——基于Mann Kendall非参数检验模型

采用中部地区6省份1993-2010年农民收入面板数据,运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纯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结果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为主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加较为显著,但人均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据此,提出了继续稳定家庭经营,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范围;有序引导农民非农就业,积极拓展劳务收入增长空间;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高中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提高对农民的转移支付水平等进一步实现中部地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文章基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实证分析了1978~2008年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起负向作用,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能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故应从加大政策性银行支农和增加乡镇企业贷款额度的角度着手,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吉林省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对策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吉林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也保持快速增长,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影响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进而影响吉林省整体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吉林省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主要存在经济总量不足、就业不充分、工资水平不高、财政性收入少和社会保障水平低等问题.因此,促进吉林省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需要加快经济发展、努力扩大就业、扩宽增收渠道和完善社会保保障制度,进一步实施富民工程.     

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分析和产权改革实践

财产和产权是决定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两个关键因素,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用益权和让渡权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民财产转化为财产性收入。在产权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和总结了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所进行的农村产权改革实践,并提出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新路径。     

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分析,以及对第一产业的产值就业份额比和城乡收入比的关系的分析,发现通过增加农业收入来增加农民收入,并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可能性非常小,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收入差距的缩小有正相关关系.但最近几年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未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畅.为此,提出了一些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实证分析

深入研究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变化规律对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收入和消费变量的典型相关分析,收入和消费的实证分析表明,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是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的关键,只有通过增强农民的消费预期以及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注重农民消费安全,才能有效启动农民消费。     

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工资地区趋同、行业差异区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同势变化的中国城乡经济特征事实,表明劳动力用脚投票,流向差距小的地区,同时也发现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因果循环关系,并运用199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工资性收入呈现非线性关系.劳动力流动是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提高的重要途径,增加地区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份额是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的重要手段.因此,流入地中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可以通过吸引更多农村流动劳动力而改善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流出地则可以通过增加更多的流出人口缩小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然而从流入地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在区域间所占比重看,容易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工资性收入份额低—城乡收入差距大”的恶性循环.从农村劳动力流动视角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保持不变的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会使流入地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增加幅度、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均超过流出地.     

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途径

一直以来，由于农民只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出租、出售房屋受到法律限制和投资渠道狭窄，因此，农民不但总收入偏少，而且财产性收入十分有限；虽然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但所占农民纯收入的比例仍较低。需要通过明晰土地财产权、用法律保护农民住房权益和重视农村金融理财，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贵州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研究

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广大农民来说，财产性收入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虽然较小，但其增长迅速、发展潜力大。而土地财产性收入在农民财产性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在贵州这样的欠发达省份，探索增加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调查分析研究贵州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并和全国以及我国发达省份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相对比，力图探索提高贵州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途径。     

青岛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民收入来源的实证分析

对青岛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分析,总结1990-2011年青岛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特点,运用SPSS软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势进行预测,预测结果显示,未来几年的青岛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不能回归至合理水平。青岛市农民的收入来源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缩小青岛市城乡收入差距、增加青岛市农民收入需要做到五个结合。     

浅析个人所得税的经济增长效应

不论是从我国个人所得税强劲的增长势头,还是从国际税收发展的趋势看,个人所得税将是未来最具潜力的税种,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数据分析和引用西方税收学原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现状,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揭示了个人所得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个人所得税对消费、储蓄、投资、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并且建议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以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经济增长效应。     

安徽省农民收入倍增的路径选择

安徽省提出力争到201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分析改革开放后安徽农民纯收入变动的总体特征后,基于收入来源的视角,剖析了安徽农民纯收入的来源构成及其增长源泉,提出了促进安徽农民纯收入倍增的有效路径建议。     

农民收入增长:基于赋权视角的分析

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并且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城市偏向政策是导致农民增收难的根本原因。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是主体,赋予农民权利、摒弃城市偏向政策是解决农民增收难的必然要求。向农民赋权主要包括赋予他们发展权、教育权、集体申诉权和正常迁移权。切实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实现城乡统一、协调发展。     

辽宁省昌图县退耕还林地区农民收入构成分析

通过对辽宁省昌图县退耕还林地区随机样本80户退耕和非退耕还林农户的收入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地区,农户以农业劳动为主,农户的收入以一定的比例持续增长,农户的非农收入有所增加,但是,退耕还林的实施切实减缓了退耕农户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退耕还林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减少了退耕农民的收入。     

基于收入因素的扩大消费需求对策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以收入和消费的相关性为研究起点,通过一元回归分析实证地研究了河南省收入水平对消费需求的显著影响。基于对制约当前消费需求的收入因素分析,提出了应该通过增加城镇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实质性地提高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发展民生服务业等措施,以切实扩大消费需求。     

小额信贷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1988-2009年的数据

将农村小额信贷引入生产函数,选取1988-2009年的年度时序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对农村小额信贷与农民人均总收入、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农民人均经营性收入三者间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彼此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对结果逐一解释后,提出了提高小额信贷绩效和改善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对策和建议.     

关于农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以山东省章丘市为例

农民收入差距过大已成为我国农村社会生活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从调查情况来看 ,引起农民收入差异的原因既有农户内部因素 (如劳动力因素、经营者的文化素质、家庭经营结构等 ) ,又有外部因素 (如价格因素、税收、集体经济提留、区域性因素、转移收入等 )。对于目前较大的农民收入差距 ,应采取公平倾斜的农村政策。     

农民增收与农业创新

本文通过仔细分析农民增收难的原因,提出了用创新的方法帮助农民增收的观点,在分析创新对增收重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在思雏方式、行为和方法上的创新措施。     

中国农村居民纯收入聚类分析

应用聚类分析法对我国1992—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进行研究,聚类结果将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划分为7大类,而地理因素、政策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和收入来源差异因素是各类别农民收入水平存在差异性的重要原因。     

国家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的实证研究

运用1978-2005年的国家统计数据,对我国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增收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农村基本建设对农民增收具有促进作用,其中长期内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对农民增收贡献最大,短期内农村救济支出、科技三项费用支出没有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结合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的现状和特征,提出了促进和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