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选择、延展与反思

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尚在路上”,虽然在现代性的构建和生成过程中,会引发一系列“副产品”,但中国若“终结”现代性进程,则弊远大于利。认识和反思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路径,在继承和开发传统中生成“现代性”,扬长避短,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可持续发展很有意义。     

审美现代性：交往理性的一个重要中介——哈贝马斯的审美现代性思想

哈贝马斯认为,审美现代性曾经是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先锋,起着引导现代性发展趋势的作用。但后来由于它满足于模仿和重复自身,因此陷入一种画地为牢的处境之中。其后,审美现代性曾先后扮演过现代性的“对抗者”和“合作者”两种角色,但不是因为“曲高和寡”没有现实性,就是因为平淡无奇而丧失艺术的自律性,因此仍旧是进退维谷,难以定位。哈贝马斯认为,审美现代性的恰当身份应该是交往理性的一个重要中介,它在促进主体间性、建构社会整体性和继承传统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联结作用。     

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转向及其重写

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重新审察 ,构成了全球化语境下当代社会理论的前沿话题。无论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 ,还是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 ,都凸显出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的重大转向 :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转向全球多元一体的现代性 ;从工业化社会单向度的现代性转向复调的现代性 ;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转向反思自省的现代性 ;从现代性的“独白”转向现代性的“对话” ;从现代性的批判转向现代性的重写。全球化引发了现代化的路径转向 ,全球性启示着现代性的当代重写     

伪自由、异化劳动与拜物教——马克思与"现代性"批判

就“现代性”之存在“时空”与所及“问题”而言,马克思无疑是现代性理论大厦的奠基者。然而,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又往往表现在批判与解构的维度。其中,有关“伪自由”、“异化”与“拜物教”三大批判质点的渐次布展,层层剥离出“现代性”社会之种种颠倒的假象视阈,这也营造了马克思独特的现代性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架构。     

中国现代性重估：传媒视野的现代性价值

现代性长期作为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理想,左右着世界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中国现代性就其对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来说,较之西方现代性更具“现代”性。在认识当代中国传媒问题时,必须将中国现代性的复兴及传播置于重要位置,使之被“他者”认知、接受,成为人类发展路向的一种选择。     

风俗速写、浪荡子和女子时装——从波德莱尔看现代性的时代意识

在启蒙运动和先锋派艺术的主体性原则中,现代性已经获得了日益明确的时代意识,伴随着这种自我理解的迅速膨胀,现代性对自我确证的需要也日益迫切起来。波德莱尔是审美现代性的源头之一,他从基础性的现代审美经验中提炼出了“现代性”及“现代性的美”的概念,明确表达出了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确证“现代性”之意图。然而,这种确证被历史证明是无效的,因为,现代性的时代意识和自我理解中始终深藏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危机,现代性的那张光明、荣耀和自信的面庞背后始终掩映着厌倦、异化和分裂的阴影,波德莱尔所热情赞颂的一切也只是沦为了现代性的自我欺骗和美丽的枷锁。     

后现代主义不能超越现代性

从积极的意义说,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实质上就是拓展“现代性”内涵,使其由狭义的“现代性”向广义的“现代性”延伸。后现代主义放弃了重建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将现代性的虚无主义推向极端,从而,它没有可能构想某个与当下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     

现代性问题国际论坛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报》报社、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联合举办的“现代性问题国际论坛”于2006年7月23日至25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海内外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论坛以“文化的多样性与现代性问题”为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西方学者对现代性的反思会议通过交流与对话展现了专家们对现代性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对现代性的反思作为一种来自现代性内部的反省成为讨论中的一大亮点。加州大学的GabrieleSchwab从心灵空间的角度来反思现代性…     

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的重构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时代夹缝中的启蒙碎片——对“十七年文学”的价值重估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现代性”议程与文化“公共空间”的衍变轨辙

由于"现代性"在中国仍是未完成设计的议程,因此用"公共空间"表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似乎更切题旨.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文化"公共空间"以现代大众媒体、物质性的公共构造以及具体的公共文化事件,共同见证了中国"现代性"进程.而1990年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则直接引发了当代文化公共空间的裂变.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新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几个主要理论问题

考察中国新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状况,对全面了解并进而发展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内的中国美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注重与中国当代美学建设紧密结合,并从中国社会现实性出发,主要研究了艺术和美学的人道主义、艺术的文化研究、艺术的批判与拯救功能、后现代语境及现代性和文化全球化等理论问题。     

近三十年我国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

新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的"转型"进程,大体经历了"复苏"、"探索"、"建构"三个阶段。其整体特征是,在多元的背景下多样化地走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之途。总结和描述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转型",不能离开这条根本主线。有些"转型"的论述过分现象化,与实际的转型情况不相符,其根本原因是如何看待文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问题。如果以所谓的"现代性"为指导,那就会引领文学理论的反思和发展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我们的现代性”和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社会主义

印度著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帕萨*查特吉曾呼吁印度人民建构"我们的现代性":他从康德的启蒙定义引申出他自己的现代性定义.所谓启蒙或进入现代世界,对查特吉和康德来说,便是不再听命于别人,而是从当下的主流思潮中退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判断,摆脱霸权话语的制控.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却常常显得精神上缺乏成熟,尚未启蒙,他们常常是摆脱了过往的权威,到头来又仰赖当下的权威.当今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派尤其如此.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性轨道.他们所代表或鼓吹的现代性实际上不外乎是一个西方老故事的中国翻版.这个故事的内容即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失业、医疗保险与社会福利解体、经济市场化,无视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建构查特吉所称的"我们的现代性",有必要重新思考重新梳理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遗产.建构"我们的现代性"必须首先同时从内部与外部批判主控现代性话语;知识分子与社会批评家应该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构想不同的社会形态,从自身民族和其他国家的过去历史中吸取社会、文化、政治和思想资源.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