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康有为“公车上书”的启蒙意义──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即队1888年到！898年州部中,中华民族危机日趋加深,民族热情空前高涨,康有力以他巨大的爱国热情,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即‘化时t上皇帝书”．请求变法维新以救中国。1895年5月2日．也就是清政府批准（马关条约｝这一天,康有为将他草拟好的、洋洋1．8万字的（上今皇帝书）公布于众,在京会试的各省举人约一千三百余人签名表示支持,故称“公车上书”。在以“公车上书”为代表的七次上书中,康有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改革社会的政治主张,对已经存在二千多年的腐朽的封建…     

戊戌变法败因新探——以“七上清帝书”的修辞策略为考察中心

戊戌变法无疑成就了康有为的历史地位,但在"七上清帝书"和变法过程中,作为大清子民的康有为却在"师"与"臣"的双重身份之间摇摆不定,加上他对当时高层权力格局的极度失察却也葬送了戊戌变法成功的最后希望.而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在"七上清帝书"修辞策略的选择上.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的历史动因

光绪 2 1年 4月 2 8日 (1895年 5月 2日 )康有为率上京赶考的举人齐集都察院门前请愿上书 ,除反对签订《马关条约》 ,主张“拒和、迁都”与日本再战外 ,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变法成天下之治”的主张。这次上书 ,是康有为继 1888年布衣上书之后的第二次上清帝书 ,史称“上清帝第二书” ,也即名闻中外的“公车上书”。它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的政治主张与纲领 ,即发展资本主义 ,实行能者竭力 ,富者纾财 ,共赞富强 ,群民同体的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要求。上清帝第二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康有为等人富国养民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纲领 ,也使康有…     

《孔子改制考》刊行百年

１９９８年是戊戌变法１００周年。为纪念康有为等维新变法革命志士,为推动社会新生而作出的丰功伟绩,本文就康有为本人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对１８９７年刊行的康有为为变法维新奠定理论基础和制造社会舆论的《孔子改制考》一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并对康有为在此书中对孔子“托古改制”的论证进行了分析阐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大同书”的思想实质——兼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三种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

一甲午中日战争前十年,即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康有为开始写作“大同书”,其中甲、乙两部于一九一三年刊载于他的门人陈遜宜、麦鼎华所编的“不忍杂志”上,一九三五年他的弟子钱定安将全稿交中华书局出版。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一书中把“大同书”看成是康有为的哲学代表作,称它为“博爱派哲学也”、“主乐派哲学也”、“进化派哲学也”、“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最后这样称道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此等理想,在今日之欧美,或不足为奇,而吾独怪先生未读一西书,而冥心孤往,往闢新境,其规模如此其宏远,其理论如此其精密也,不得不叉手赞叹曰:‘伟人哉!伟人哉’!”可见梁启超是很推崇这本书的。     

日本新发现一封康有为致犬养毅书

日本三田史学会编《史学》第四十九卷第四号(一九八○年三月)刊载一篇和田博德先生的文章,题为《康有为致犬养毅书——近代日中关系的新史料。据该文介绍,康有为的这封书信是近期在冈山县“犬养毅(木堂)关系资料收集委员会”收集的资料中发现的。康有为书信为中文草书体,无标点(见原书信手迹)。和田博德先生在文章中为之加了标点,书信全文如下: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这说法的依据,看来是来自《康南海自编年谱》。年谱《光绪十七年条》记:“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见《戊戌变法·四》翦伯赞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因为是康有为自己所记,真实性似无可怀疑。不仅如此,在汤志钧编著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一书中,付有《新学伪经考》影印书样,书页原文“光绪十七年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新学伪经考》”,这就更加确凿了。     

廖康羊城之会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转变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他在1891年和1897年先后刊行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在戊戌变法时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两部书的问世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的“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清代学术概论》),可见其社会影响是多么巨大。但究其源,这两部书的问世,同1890年春康有为与廖平在广州的会见不无关系。大量材料证明,正是通过这次羊城之会,康有为接受了廖平经学第二变的思想,并据廖平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辟刘篇》著成《新学伪经考》,     

世纪之交说儒学

世纪之交说儒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郑家栋１８９１年康有为刊布《新学伪经考》，七年后（１８９８年）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康氏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孔子改制考》；是年康有为辅佐光绪皇帝实行托古改制。尽管后来的新儒家学者似乎并没有对“康圣人”...     

康有为与清议的动机

本文认为康有为清议的动机在于达到出仕的目的，他在晚清政坛上所作的一切努力与活动，都是受清议以出仕这一动机的驱使。康氏企盼能挤入最高权力层，在科学等仕途受阻的情况下，而以上书的形式的清议一呜惊人，这恰恰是他高明的进身之术、康有为的历史地位是人为捧起来的，他实际上是一个“私心”超出“公心”的政治人物。     

《日本国志》与《日本变政考》的关系试探

戊戌变法前夕,光绪皇帝曾迫不及待地指名要读两部书,其一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另一本则是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关于《日本国志》,翁同龢在戊戌正月廿三日记道:“上向臣索黄遵宪口本国志,臣对未洽,颇致诘难。”次日又记道:“是日以日本志两部进呈。”光绪看到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则要迟些,翁同龢在戊戌三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新探──翁同龢摘抄手迹读后

康有为在１８８８年的《上清帝第一书》，是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伸入中国西南边陲、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趁入京应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上的第一书，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份重要文献。 最近，翁同■后人将珍藏多年的翁同■手抄《第一次上书》影印出版①，孔祥吉同志也有专文论述。蒙翁氏后人翁万戈先生惠赠，我据以校雠《南海先生遗稿》中的康有为手稿以及已刊各本，感到翁氏摘抄的印发，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戊戌维新和翁同■的重要资料，但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手稿，还是可以信赖的。     

试论《武经七书》的管理思想

《武经七书》(以下简称《七书》)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从我国浩繁的兵书中选出,颁行于武学(军事学校)的七部兵书,包括《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这些北宋以前军事代表作,是我国冷兵器时代战争指挥者智慧和经验的总结,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上都起过巨大的指导作用。重要的是,七书又是我国古代丰富管理思想的总汇,对研究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 管理是一个近代才有的概念,古代与它相应的是“治”,“官者,事之所主,为治之本也。”“治”就是管理,又称为“司牧”、“驭民”。本文试分析《七书》所提出的“算”、“道”、“利”这三个范畴,探讨《七书》管理思想与现代经营管理的结合点。 庙算运筹,多元决定     

“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的“宪法”一词应作何解

“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的“宪法”一词,是理解康有为“立制度局”主张的一个关键词。《浅析康有为开制度局的主张》一文,对这一词的解释是:“当然,这里所说的宪法还不是君主立宪的宪法,仅是指国家的重大法典。”①我认为,这一解释缺乏史实依据。在康有为使用的变法术语中,“宪法”一词的特指含义是明确的。他在奏折中曾经提出要求,“特开立法院于内廷……草定章程,酌定宪法”;②他在进书中曾经发出警告,“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③两则史料,前则以“章程”一词与“宪法”一词相区别,后则以波兰的君主立宪制被沙俄扼     

宋著“康有为”的一些问题

三联书店出版宋云彬同志所著“康有为”,是一本材料丰富的傅记,也提出一些较好的意见,像说明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有好些是受清末学者廖平的影响的,“新学?经考”是继承廖的“辟刘篇”,“孔子改制考”是继承了廖的“知圣篇”而发挥的。这些都帮助了读者进一步去研究“康有为”及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可作读者较好的参考书。但本书中也有些却点或问题,现在提出来供读者及原作者参考: 一、不恰当的夸大康有为个人所起的作用,第一章竞称之为“康有为的时代”。当然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早明确指出康有为在历     

黄世仲《辨康有为政见书》刍论

黄世仲的《辨康有为政见书》是清末最全面系统批驳康有为保皇思想,宣扬民族民主革命的文章.它明言康有为不可信,光绪帝不可保;斥"满汉一体"之非,论"排满革命"之是;号召人民奋起革命.《辨康有为政见书》与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比,二者各有优长之处.《辨康有为政见书》挑战专制君权,鼓吹反清革命,对启迪人民觉悟,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孔教"构思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把孔子学说宗教化,一是为了抵抗近代西方侵略,二是为了制衡专制君主,三是为了改良社会风俗,四是出于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求。经过康有为改造的“孔教”,发掘出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真理元素,并已留下了近代“西政、西学”影响的深深烙印,从而为“现代性”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因各种原因而未实现创教目标,从总体上看,康有为的早期“孔教”思想,为会通中西、推进中国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他的《戊戌奏稿》一直被认为是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尤其是一九五八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八种《戊戌变法》,将《戊戌奏稿》中康有为的全部奏折和五篇进呈书序一并辑入,使之留传更为广泛。此后,凡研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及其戊戌变法的政治主张,几乎没有不涉及此书的。但是,人们却很少注意到《戊戌奏稿》所辑录的奏疏和进呈书序,绝大     

试析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兼论作为思想武器的近代经学

<正>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身为今文经学大师的康有为所倡导的“托古改制”,是引人注目的一幕史剧,它的悲剧性结局,不仅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格局有关,而且受康有为本人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本文拟通过对康有为“托古改制”及其思想武器——“经学”进行剖析,进而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深层的文化意义上解释:为什么类似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改革在中国不能成功?为什么作为思想武器的近代经学,会由推动改革的工具逐渐变成束缚思想家的精神枷锁?并以此就教于同行与先辈.     

论康有为的“大同书”

“大同书”是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同时却也是长久被误解和曲解的著作之一。就在最近的一些涉及“大同书”的文章中,也还有这种情况。例如,有人说“大同书”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有人却说它是没有现实社会基础的“游离了的学说”;有人认为康有为著书目的是为了“给中国资产阶级指示出路”;有人却确信著书目的是为了“欺骗和麻醉人民群众,以缓和人民革命高潮”。很明显,这种种不同看法造成混乱的感觉。实际上,“大同书”的内容和特色是它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比较集中和没有掩盖地表述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如果说,在“戊戌奏稿”及其他著作中,康有为是最後总结了整个改良派现实的具体政治纲领;那末,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却是最先企图予改良主义以空想的最高目标。这两者有着大的距离和矛盾,(正是这种距离和矛盾迷惑了许多人)但同时却又是有机的统一。一方面,在“大同世界”的空想中,处处潜伏着软弱妥协的改良主义思想实质;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