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行:新诗形式革命的反思

分行是现代新诗形式变革的重要成果.在新诗被介绍进入中国一百年之际,梳理新诗的分行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新诗的分行与古体诗的"顿"有相似之处,但分行比"顿"形式变化更加丰富.新诗分行的分析可以从怎么分、 分几类,以及分的作用,即标准、 分类及功能等三个方面来讨论.新诗分行的标准是情绪和节奏;分行的类别从手段可分为段内分行和跨句分行,从目的上可分为规律分行和无规律分行;新诗分行的功能可分为构成特定的格式和形成特定的节奏.通过对分行的讨论,可以加深我们对新诗形式变革的认知.     

身份认同、传统转化与百年新诗的合法性演进

在新诗发生之初,其合法性问题就曾引起很大争议,这争议一直持续到当下,直接影响了诗人们的身份认同,同时也让新诗与传统的断裂感更显微妙.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诗人在写作中意识到,新诗不仅要向西方现代诗歌学习,更应该返回传统,向其寻求写作的资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学信号.诗人们对传统的重新认识和接续,可能会形成一种自觉,这样,也有助于新诗在向古典获取境界时,不仅能够超越合法性的问题,更能由此建立起自身新的传统.     

反思与重建--论百年新诗文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重构的可能

20世纪新诗虽然已经具有百年的历史,但其文体建设还远未成熟.这不但是新诗在确立其文体标准的时候难以进行归纳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新诗在古典传统面前感到尴尬的原因.因此,通过总体梳理百年新诗文体建设的过程,找寻百年新诗文体尚未进入成熟或曰文体幼稚的原因,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和新诗现有的形势,在沟通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提出"内在的结构"和"多元化的整饬"等两方面重要的原则,其目的就是通过"反思与重建"的方式,为新诗能够更好地发展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依据.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从语言形式角度看旧诗与新诗的本质区别——由废名诗论谈起

废名在1930年代指出:旧诗注重语言形式的定型化,内容如何不是关键;新诗不注重语言形式的定型化,内容如何才是关键.今天看来,这份见解自有道理,其不足则是将语言形式和内容彻底分开.其实,两者原是一体共生的,旧诗语言形式的定型化,必然给内容范围造成约束;新诗语言形式的非定型化,必然给内容范围带来解放,使之趋于无限.这才是旧诗与新诗的本质区别.     

新的,现代的,自由的——百年新诗若干基本特质刍议

从诞生到现在约百年时间的中国新诗已经建立起自身的合法性,形成自身的“小传统”,具有一些稳定的基本特质,应对其三个方面的特质进行讨论:“新”“现代”“自由”.“新”主要指新的形式与新的内容,“现代”主要指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与现代性特质的提升,“自由”主要指自由精神与自由体式.这些特质与中国新诗的成就以及所出现的问题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闻一多诗学理论与新诗形式的现代化建构

在中国现代新诗学理论的现代化建构中,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闻一多诗学的语言观首先区分了诗性语与实用语,由此确立现代诗学的本体论形式观,并进而确认现代诗的"有意味的形式"。闻一多提出的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原则,是其诗学理论的现代语言观和形式观的具体实施。     

百年新诗精神的开端:启蒙之外

人们一般从学理和思想的角度论述五四的时代主题,并据此理解其时的新诗精神,其结果百年新诗是遮蔽了新诗精神的丰富性.实际上,作为百年新诗精神的开端,五四新诗的精神远比启蒙的时代主题丰富,文章从启蒙的角度论证了五四新诗精神是自由意志、反叛精神以及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五四时代主题五四新诗的理性色彩、主体性和人性化特色.作为一种开端,五四新诗精神奠定了百年新诗的精神传统.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形式探求及其经验教训

中国新诗虽已有近百年的探求历史 ,但迄今尚未定形 ,因此它难以在中国诗歌史上获得恰如其分的定位。新诗如欲定形 ,就该定出一套形式规范原则。本文通过对新诗形式探求的纵向回顾 ,揭示了它在定形化的艰难进程中带有规律性的情况 ,并因此认为 :采用定量与定性了的音组为基本单位 ,形成音组有机组合中等时停逗为特征的节奏表现 ,实属新诗确立形式规范的基础。从这一立论出发 ,本文还把一些已有约定俗成倾向但尚未共同遵奉的形式规范原则整理成一个系统 ,归纳出自由诗、格律诗和自由格律诗三类体式及其内在构成规律 ,然后结合新时期以来新诗定形化的学术见解和创作实况 ,剖析了形式虚无主义的诗学观念给新诗形式探求带来的混乱局面 ,总结其直到 2 0世纪末仍未能实现定形化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进行了长期的持续性探索,从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脉相承,走过辉煌的历程。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积累了弥足珍贵的丰富经验,为新时代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厚资源。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内视点与想象: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语言诗学

内视点与想象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语言表述模式。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新诗引入内视点与想象,并将其融进现代汉语语境,创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独特语言诗学理念,为中国新诗的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新鲜的思路。     

破“旧”立“新”:论胡适的新诗对称形式实验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中国新诗史上的经典诗集之一,其中的对称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新旧过渡痕迹,反映了胡适在新诗初创期的一系列对称形式实验。在尝试之初,胡适无意识地沿用了古典汉诗以整齐一律为主导的对称形式,影响及延滞了新诗的现代性建构。在此情况下,胡适以破坏为建设之前提,大胆破除了传统诗歌对称形式的束缚,推动了新诗对称观念与审美倾向的转变。与此同时,胡适也有意借鉴西方诗歌中自由多样的对称形式,并主动吸纳以双声叠韵为代表的传统诗歌对称形式。胡适一系列破"旧"立"新"的对称形式实验,为新诗对称艺术的自由探索开辟了道路。     

"重估一切":初期新诗的语言表述考察

初期新诗是汉语新诗的最早形态,其语言内质是后来任何一种新诗语言形态的必然追溯,因此发生学的意义大于本体论的意义.语言媒介的混杂、外在目的的催生,以及在矫枉过正思维支撑下的对传统汉语诗歌历史延续的彻底拒绝是,导致初期新诗语言繁乱的主要原因.初期新诗很好地完成了告别传统语言表述形态的任务.     

多重视野的诗歌解读——评吴投文的《百年新诗经典解读》

吴投文既是学者,又是诗人,作为学者的他还兼有文学批评家、理论家、文学史家与大学教授的多重身份。他的《百年新诗经典解读》就是以多重身份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经典诗歌进行了解读,显示出他的多重素养和广阔的视界,取得了良好的解读效果。     

新诗的尴尬:中国文人诗歌形式演进的必然结果

中国诗歌形式细分起来有多种样式,但总的来说只有齐言和杂言两种形式。文人齐言诗创作历经千年,至唐代格律诗已接近发展的尽头。文人杂言诗创作自中唐词体建立,经过了宋词的繁荣和衰歇,之后是元明清时期散曲和剧曲创作的波澜起伏。新诗是文人杂言诗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延续。新诗出现之前,文人齐言诗和杂言诗的语言形式的涵量已达到了饱和点。当代诗歌深陷困境,当代诗人固然难辞其咎,但同时也是中国文人诗歌形式演进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