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浅议新诗百年发展过程中的文体建设——以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为例

从早期白话诗至今,中国新诗的探索进入了新的时代.回顾百年新诗的发展轨迹,起伏与转折常令人始料不及;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新诗的百年探索,充分认识和分析不同诗歌文体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就要重新审视和把握这其间发生的、容易被忽略的重要的文化现象.政治抒情诗对新诗发展的贡献在于建立一种相对规范的文体,并且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能够进行持续的创作,这种文化现象对于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新诗百年探索的大背景下,考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代表性人物贺敬之及其艺术情怀,认识政治抒情诗的成就和历史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百年新诗声音探索中的艺术问题

百年新诗在韵律要求上经历了对旧格律的松绑、新诗格律的绷紧、自由诗再松绑的过程,而今又在呼吁声音探索上的可能性。诗歌有别于散文的文体特征是历史形成的,从最古老的诗到现代的自由诗都共享着基本的韵律手段与耦合形式特征,它们本质上是反概念的表意手段。但中国现代诗人的新诗格律探索在认知与实践上并不一致,由于无法从艺术符号角度把握节奏等韵律要素的表意功能,以致步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如音、义分离,以“形”害“义”,等等。当代诗歌基本放弃新诗格律,回归形式与内容合一的语言艺术原则,恢复声音要素在艺术符号创造中的潜能,致力于声音语象的探索。     

百年新诗之"旧路"——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几种模式

本文从长时段的宏观角度考察了百年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模式,结合新诗的诗歌理论主张,主要从新诗创作的实际这一角度,来追寻百年新诗创新历程中的旧路,即由梁启超发轫,胡适、李金发关注语言,卞之琳、穆旦追寻传统精神的根本处,以及从民国初年绵延近百年以郭小川为代表的向民间歌谣学习等模式,进而提出20世纪初以来的旧体诗词写作未能超越梁启超的理论主张。     

新诗传播接受的诗学建构性

读者传播与接受在作用于新诗创作的同时,影响着新诗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建构。在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过程中,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相互依存、对话,在冲突与融合中思考新诗建设问题,生产出不同类型的诗学文献,构建出具有传播接受特性的诗学理论;新诗传播接受媒介的现代大众性,致使现代大众传媒性成为新诗学的突出特征与理论品格;百年新诗传播接受语境制约着新诗理论的生成、建构,使新诗学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征。传播接受作为主体间的一种对话行为在赋予新诗学以丰富的现实感、时代性的同时,却使得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未能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探索,弱化了新诗学的理论色彩与体系性。     

论非非诗派——新诗百年追溯之一

对新诗的质疑及相关的讨论，使追溯百年新诗发展过程成为一件有意趣的工作。非非诗派是以民间方式运作的社团而非流派，因此它所参与的只是诗歌运动，非非诗派也只是一种习惯称谓。在非非诗派活动其间，其成员对诸如流派建设、“前文化还原”、语言等问题进行了以理论方式为主的探索，这是一次不成功却很有价值的探索     

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自由诗是中国新诗的主要体式 ,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经常使用自由诗这个诗体概念 ,却未加以历史和理论的检讨。本文从中国早期自由诗理论的反思出发 ,联系新诗接受自由诗的过程 ,认为中国新诗在语言与形式“求解放”的进程中 ,精神与内容的考虑显然优先于美学的考虑 ,存在着把自由诗浪漫化和简单化的现象。自由诗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它仍应遵循诗歌运用语言的基本规律 ,不宜将自由诗看成新诗的至尊形式 ,以至于代替其它形式的探索。必须打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绝对观念 ,形成格律诗和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诗歌生态 ,以便在诗歌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参照体系 ,获得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百年所有制理论探索和争鸣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中国特色所有制理论由点到面日臻完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最重要内容。百年来,我国所有制理论探索和争鸣不断,与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同步发展。所有制理论探索和争鸣涵盖了所有制的概念、所有制的结构、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及实现形式等诸多方面。百年来所有制理论探索和争鸣的回顾尤其需要关注非公有制经济性质、地位及作用,以及国有企业性质、地位与效率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百年所有制理论探索和争鸣集中体现了四方面的基本特征。新发展阶段将围绕中国特色所有制理论构建中的一些重要方面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论新诗"传统"的自我呈现

新世纪之初关于新诗传统的论争既是百年新诗发展中不断引发争议的核心议题,也与20世纪90年代诗歌面临的生存境遇密切相关,这个问题的探索价值与诗学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本文通过辨析传统,回答新诗有无传统及客观论述新诗得失的方式来拓展视野,在透过现象抵达本质的过程中让新诗传统得以自我呈现。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认同危机与汉语新诗

认同危机是百年汉语新诗面临的核心问题,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汉语新诗自身的问题。汉语新诗没有从根本上从现代汉语的语境出发来建构文体内涵。从肇始期就固执地坚持模仿域外诗歌,放弃了自我主体性的独立建构。过于注重诗学理论体系的营造,相对忽视诗歌文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理论与文本的本末倒置的扭曲现象。正是这些违背诗歌基本发展规律的做法,引致了汉语新诗的百年迷途。     

"文口融合":周作人的"新诗情结"所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些写过新诗,研究过新诗,但最终没有成为诗人的作家,他们在其他文学形式的写作获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依然关注着新诗的命运与发展,形成了所谓新诗情结,而这些情结往往又集中于新诗发展的关键问题——诗歌语言变革。周作人就是一位这样的作家。本文着重考察周作人的诗歌文学活动,论析他的以文口融合为中心的诗歌语言理论创见和艺术实践,试图从中透视他的探索对于破解新诗艺术发展难题的启示意义。     

新诗的现代意识与母语意识

20世纪末,新诗在冲破封闭的传统与极左政治文化的僵局中,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后新诗潮”对诗本身的冲击,导致新诗本来就很脆弱的形式,其汉语言艺术更加黯然失色.新诗陷入有魂无面的邋遢境况,其根由是失去母语意识的现代意识所致.新诗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对母语的探寻.新诗的语言形式,离不开汉语的特性,新诗形式的创造是现代汉语诗意的创造.几千年的古代汉语诗歌提供了重要资源,有助于现代汉语诗意结构的探索与创造.     

新诗本体论

新诗本体论包括时间、空间、文化三个理论视角:从时间视角出发探析新诗这转型期的艺术,可通过转型期诗人依据体验决定创作方法的发展态势,看出散文美趋势、意象美原则、社会美理想三要素塑造出新诗处于转型期的阶段性特色;从空间视角出发探索两岸三地诗人共同体验,可以发现20世纪的百年悲欢决定华夏诗歌的艺术追求,尤其是中华民族最深刻的悲剧体验,孕育出世纪性的诗歌经典;从文化视角出发探究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可以看出内地和海外诗人的审美视野都聚焦于文化转型,而摆动于“世界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新诗艺术,则表现出开拓与整合交替进行的主导倾向。     

导引、偏移与形塑:理论的效应及其局限——新诗史上一个值得省思的现象

新诗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值得省思的现象:理论对于新诗的功用及其局限。出于各种不同动机、针对新诗而作出的理论言说和表述,实际上已经参与了新诗自身的建构。所有零星的或成体系的理论,不仅加入到新诗的外部机制中,对于新诗生长和后来的新诗评价起到了规范、导引的作用,而且潜在地修改或重塑了新诗的内质,从而成为新诗内部政治的一部分。不过,在理论倡议与写作实践之间、在关于历史的想象和理论总结与历史的斑驳印痕之间,总会存在偏移、疏离、错位等情形,其间的复杂性值得用心清理和辨析。     

传播接受与中国新诗史重构论

百年新诗创作史与百年新诗传播接受史始终缠绕在一起,这是新诗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说没有新诗的传播接受,就不可能有新诗创作的不断突围与发展。但是既有的文学史、新诗史著作所建构的新诗史,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包括新诗传播接受内容。基于这一状况,以传播接受为视角,重构新诗历史,或能尽可能地还原新诗史的真实地貌,揭示其内在生态特征与动力机制。重构将以新诗创作发展史为基点、主轴与目的诉求,以传播接受事实为视野与依据,透视、解读创作演变史,传播接受构成创作演变史的有机部分,使新诗史不只是创作事实的呈现史,而是一部从传播接受维度揭示新诗之中国诗意、诗性的生成演变史,一部敞开新诗现代性书写、传播与意义增值的新诗史。     

朱湘诗歌形式论

中国新诗诞生之后，它那过分“自由化”的表现，使得它与散文没有区别，缺少含蓄和诗意，正如周作人所指出的那样：“一切作品都象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厉害了，没有一点朦胧，因此也缺少了一种余味和回味。”于是诗人们又纷纷地回过头来重新开始寻找作诗的规矩来。在“新诗形式运动”中，闻一多先生首先提出的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理论主张，得到了一些诗人的赞同并着手进行实践。朱湘与闻一多先生不同，他对中国新诗形式的探索，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首先，是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吸取营养，创造新的诗歌形式。闻一多先生…     

百年新诗精神的开端:启蒙之外

人们一般从学理和思想的角度论述五四的时代主题,并据此理解其时的新诗精神,其结果百年新诗是遮蔽了新诗精神的丰富性.实际上,作为百年新诗精神的开端,五四新诗的精神远比启蒙的时代主题丰富,文章从启蒙的角度论证了五四新诗精神是自由意志、反叛精神以及生命意识与使命意识的结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五四时代主题五四新诗的理性色彩、主体性和人性化特色.作为一种开端,五四新诗精神奠定了百年新诗的精神传统.     

论周作人早期诗学理念

周作人是新文学理论的积极建构者,也是中国新诗的积极实践者,虽然他的新诗成就一再被文学史提及,但对他的早期诗学理念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周作人在新诗只满足于白话作诗的诗体大解放时代,主张新诗的融化气度和抒情本分.周作人对于新诗的最大贡献在于新诗形式和理论两方面的创造性尝试.     

反思与重建--论百年新诗文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重构的可能

20世纪新诗虽然已经具有百年的历史,但其文体建设还远未成熟.这不但是新诗在确立其文体标准的时候难以进行归纳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新诗在古典传统面前感到尴尬的原因.因此,通过总体梳理百年新诗文体建设的过程,找寻百年新诗文体尚未进入成熟或曰文体幼稚的原因,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和新诗现有的形势,在沟通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提出"内在的结构"和"多元化的整饬"等两方面重要的原则,其目的就是通过"反思与重建"的方式,为新诗能够更好地发展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