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的美德——从生存体验和艺术探索角度看“穷而后工”说

“穷而后工”说是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源远而流长 ,历代文论家都对其展开了长期的思索和反复的讨论。众人思想交锋的重点往往集中在“穷而后工”有效性的抽象争论上 ,而较少从某个特定层面或角度对其进行分析、考查。本文尝试着从生存体验和艺术探索角度探讨“穷而后工”说 ,发掘其中的深意 ,得出自己的观点。一、生存体验逆境的美德生存 ,素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中国古代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经历不幸、感受与抗争痛苦遭遇的记录史 ;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孕育、产生于文学家们…     

“宗唐得古”与戴表元诗论

“宗唐得古”,即诗歌的“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是有元一代诗人创作、诗家论诗的一条法则,它一方面完成了救治金末、宋末诗坛积弊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促使了元代诗坛的相对繁荣。“宗唐得古”诗论的提出始于戴表元,本文谨从他的“性情说”、对清新疏朗诗风的倡导、穷而后工的创作要求等分析其“宗唐得古”的诗歌理论及其对元代诗坛的影响     

论“发愤说”发生发展的历史

从“诗言志”到“发愤以抒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其中《周礼》中的“六诗”和《诗大序》中的“六义”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屈原“发愤以抒情”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司马迁从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发愤以抒情”的文艺思想,司马迁以后,继续运用“发愤说”考察中国文学实绩的是刘勰。延续司马迁、刘勰等人的余绪,屈原“发愤说”的文艺思想受到后世的普遍关注。真正拓展“发愤以抒情”内涵的是韩愈和欧阳修。在遵循屈原的思想路线时,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的理论主张,欧阳修提出了“诗先穷而后工”的理论主张。     

论韩愈的气盛言宜和辞事相称

“文以明道”是韩愈文学理论的宗旨,“不平则鸣”、“穷而后工”是创作过程论的关键,气盛言宜和辞事相称是对写作的具体要求。这里就气盛言宜和辞事相称说的理论价值及其对创作的指导意义作进一步探讨。一、气盛言宜说的渊源在我国传统文学理论中,文气之说倍受重视,从事文学批评的人,也多以文中之气论析文章的文骨文质。然而,把气与文联系起来,作为文学的重要理论去衡量文章,指导文学创作,是中唐古文大家韩愈。     

人的境界与诗的精神

人的境界与诗的精神章亚昕诗的精神启示人的境界。人不是为了写诗，才去追求高境界；倒是为了提升精神境界，才去写诗的。因为，诗关系到人对于人生的看法，以及对自己的看法。由于诗意可以使人们在精神世界有所长进，诗人才格外富于精神感召力。为什么诗穷而后工？为什么...     

踯躅歧路的知识分子面影——朱自清中期散文读解

朱自清一生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以诗歌创作为主,呼唤十月革命的红云,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期以散文(叙事抒情小品)为主,记录“五四”运动落潮后抑郁苦闷、彷徨踟蹰的心情;后期以杂文为主,展示他如何艰难而又坚定地走向斗争的前哨.觉醒、踯躅和奋起,概括了朱自清一生的经历.他最初由向外吸取新知,又转而内省“反求诸己”,最终突破中庸哲学,直面惨淡的人生,参与现实斗争,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人生中期,是一生中最为困惑、纷扰和重要的时期.穷而后工,又是创作最为动情、诱人和坚实的时期.我们把朱自清的中期定为1922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他处于极度的苦闷中.传统的中庸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最早反映在长诗《毁灭》中,劈头就宣告说:     

政治对李杜诗歌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兼论中国诗歌高潮期的时代政治特征

封建政治作用于诗人创作的情况十分复杂。负面的影响，以及“诗穷而后工”的现象，历来论述较多。本文则大体沿李白、杜甫的创作历程，揭示在一些关键时刻，政治对两大诗人创作的正面推动作用．并连带讨论中国诗歌高潮期，一般需要政治提供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一、唐前期政治与李杜的理想唐前期政治，一方面堪称扎实稳健，有许多端谨忠勤、匡益济时的治世之臣；另一方面，它又比较开放自由，在政事、用人上颇具灵活性。这两个方面导致的政治空前成功，激励许多土人为时代献身。从唐前期人才之盛，可以见出那种时代新局面对于人才的吸引和鼓…     

温州作家群创作心理探微

一直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文学的繁荣似乎是与经济繁荣成反比的,"穷而后工"、"愈穷则愈工",而温州作家群的崛起似乎打破了文学创作的这一规律.温州作家群里的不少作家经济宽裕,事业成功.数钱的手为何还要写作呢?本文以五位号称"温州文坛五虎将"的当红温州作家为例,来分析温州作家群的创作心理.     

李后主与牵机药

“李后主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其所作之诃,一字一珠,非他家所能及也。”——余怀《玉琴斋词序》南唐后主李煜字重光,是个治国庸才,而在词坛上,则是公认的圣手。有人说过,李后主若不被宋太祖生俘,不足以成词王,穷而后工也;若不被宋太宗药杀,境遇好转起来的话,也会“江郎才尽”,晚作不足观也。这些话或许会刻薄些,但也不无道理。那么,宋太宗是怎样药杀李后主的呢?史书是这样写的:李煜降宋三年之后,太祖死、太宗继位,太宗比太祖更猜忌,尝使徐铉(与后主同降之文臣)来见后主于赐第,后主忽吁叹道:“当时悔杀潘佑、李平(劝后主图强御侮的忠臣)。”徐铉不敢隐瞒,直告太宗,太宗因此大忌,恰巧七夕那天,后主于赐第中命故伎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已是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又“一江春水向东流”句,以为后主尚恋念故国,心存报复,因命楚王元佐赐后主饮酒,酒醉之后,后主遂中牵机药,病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之状,后主遂于是夕卒,年四十二。这种牵机药是什么呢?查实就是马钱子,热带乔木番木鳖树的种子,口服极少的剂量,就能兴奋     

文明进程：“轴心”“连续”“突破”问题何以成立

“轴心”问题是雅斯贝斯提出的,“连续”“突破”问题是由马克斯·韦伯和张光直充分意识并提出的。考察“轴心”“连续”“突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与提出的理据,大体可在以下十个方面进行展开：雅斯贝斯“轴心说”的提出及其动机,雅斯贝斯有关“轴心说”的论证,雅斯贝斯“轴心说”所存在的问题,跨越精神或哲学樊篱的必然性,“轴心说”问题得以深入的可能向度,引入马克斯·韦伯与张光直“连续”“突破”视角的意义,马克斯·韦伯对于“连续”“突破”问题的研究,张光直对于“连续”“突破”问题的思考,“轴心”“连续”“突破”问题相互交集的再概括,“轴心”“连续”“突破”问题交集视野下的研究图景。     

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     

文学批评何以会“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

当前的文学批评缺乏思想资源和共同的目标、缺少献身事业的冲动和热忱,声势和影响力都大不如前。这种“精神涣散”致使批评的操作日益“小圈子化”。要理解这一现象,视野就要超出从文学批评内部和批评家个人道德操守上寻找原因的思维定势。印刷术的传播,激发了人类对思想阐释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兴趣,也使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能力、自己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及其无限的创造力充满了自信。而文学批评的魅力和热情,就来源于对人类必将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来源于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梦想。自20世纪90年代始,随着肇始于启蒙的有关“远大前程”的乌托邦想象的逐渐幻灭和消费社会的崛起,文学也经历着由“重”而“轻”的变化,这使得一向借助于启蒙话语和大叙事理论的光源而熠熠生辉的文学批评必然无法摆脱萧条的命运。没有对时代困局的深刻体会和洞察,“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倾向的讨论就会是一个永远难以谈清说透的伪问题。     

从“君子不器”看孔子所论“仁”与“礼”的关系

“君子不器”是《论语》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孔子并没有做出更多的解释和阐发,后人多认为此条是对君子修养方面的要求。本文从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礼”关系分析入手,集中论述“器”与“不器”实为孔子“以仁释礼”、“仪礼相重”的又一具体阐发。     

“知言养气”与古代文论中的创作批评思想

“知言养气”是孟子关于塑造道德品质的论断,“知言”与“养气”互为联系,密不可分。这一关于人格理想的观点对古代文论的创作批评有深远的影响,在“文气论”和创作论的理论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宁夏板块”

“宁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始于社会主义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和忧患之后的慷慨悲歌征服了大江南北。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不仅提升了宁夏文学总体的创作水平,也为宁夏文学在中国文坛赢得了美好声誉。进入20世纪90年代,宁夏文学在略事犹豫和徘徊之后,终于在新世纪前后,再次向中国文坛奉献了“宁夏青年作家群”。这一创作群体的崛起,不仅给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学界吹来一股清新怡人的创作之风,而且,这一与广阔深厚的中国古老土地和“中国经验”血脉相连,并因此取得了不凡文学业绩的青年创作群体的成功,也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于偏远地区的文学创作事业,只要领导得法,调动有方,是可以走在全国前列的。     

关于中国名学中抽象性概念问题的争论

中国哲学中有无逻辑?中国哲学有无抽象思维?这是中国哲学面临的两大难题。否定者无疑使中国哲学的合理性面对重大挑战,而肯定者却未拿出"逻辑"和"抽象思维"存在的证据。但是,通过中国名学中以冯友兰为代表的一种关于"白马非马"的解释理论及其解释批判,我们将会发现古代中国哲学存在关于构成哲学论议的概念的反省工作,公孙龙的论题作为一个悖论担当了所谓名论传统的一部分,使关于概念的反思与抽象概念的使用得到成立。     

汉灵帝时代能否产生《古诗十九首》——以蔡邕为中心

蔡邕是汉灵帝时代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鸿都门学的批判,表明当时的创作环境仍处于经学笼罩时期,不可能产生个人体验为中心的文人诗。作为当时文学创作最高水平的代表,蔡邕自身的诗歌创作并未达到《古诗十九首》的成就。同时,假设《古诗十九首》产生于汉灵帝时代,诗歌作者不可能遗失姓名,从而得出结论,直至汉灵帝时代都不可能产生《古诗十九首》。     

试析毛泽东的“大民主”观

毛泽东的一生是对民主不懈追求的一生,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既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但同时也包含了理论上的失误和实践上的教训。毛泽东晚年所推行的＂大民主＂观是探索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理论失误和实践偏差。认识＂大民主＂观的缘起,反思＂大民主＂观对于民主的歧变,对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

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一文,将"蛊惑"人心的道德形而上的手段说成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启蒙作用",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的作用的微薄则说成是不自量力的"盲区",无疑是放弃了启蒙学者"形而下"的担待,使本该清晰的启蒙与反启蒙的边界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时时散发着"道德形而上"必须和政治实用主义结合才有用武之地的气息.与此相反,笔者欣赏并奉行"形而下"的所作所为,而不欣赏固意"牢化"的"形而上"诉求.人文精神应该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和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观念的、僵死的和教条的,这才是文学生命的底线.     

外内不相及与内外相冥

称郭象把庄子的“外内不相及”改造成“内外相冥”是对庄子思想的重大修正,是不成立的。外内指方外方内,方内是礼法的世界,方外是不由礼教束缚的大方世界。庄子批判礼法,方内与方外本来就无法统一,也没必要统一。郭象据以发挥的游外冥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而这本来就是庄子已有的思想框架。庄子与郭象都反对刻意伏于山林,都主张游外冥内,但所要与之冥合的“内”在庄子是民间,在郭象是庙堂,指的都不是礼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郭象改造了庄子的游外冥内,但不能说他把“外内不相及”改造成了内外相冥．否则就是混同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外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