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范蠡寿终何处

春秋战国之际的越国大夫范蠡,究竟寿终何处?《湖北方志通讯》1984年第一期登了一篇文章。题为《范蠡寿终鹿角峰》;同年第八期又登了一篇,题为《范蠡并非死于石首》。两篇文字,各执一词。笔者乍读第一篇,同第二篇的作者持有同见。但经认真查阅史料,反复思考第二篇的论据,则又觉得前者可以存疑,后者未免过分武断。因此,我们不揣冒昧,略陈浅见,与《范蠡并非死于石首》一文的作者商榷。作者开篇断言:“春秋之际越国大夫范蠡的死地,本与今湖北无关。前人虽曾一度有过“陶朱公冢在南郡华容县西”的传说,但也早被澄清。”接着对《范蠡寿终鹿角峰》一文进     

范蠡与文子之师承关系考论－范蠡思想渊源考论之二

范蠡与文子的师承关系及《文子》一书对范蠡思想的影响是范蠡思想渊源探讨中必须涉及的问题。文子其人的有无、与范蠡的师承关系是否存在、《文子》一书的真伪等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 ,本文在系统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一一进行考证 ,认为 :先秦时存在两个名为“文子”的人 ,可能为范蠡之师的文子在楚平王之时 ;今本《文子》虽经后人改易 ,但它与竹简本《文子》有关 ,不能视之为伪书 ;竹简本《文子》更为可信。所以 ,本文以残存竹简为依据 ,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它与范蠡思想的联系     

从范蠡、西施看梁辰鱼《浣纱记》名利观

梁辰鱼的《浣纱记》是明代具有开创意义的传奇戏。在中国古代,名利观就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浣纱记》正打上了这种思想的烙印。范蠡与西施的结合,不是爱情使然,而是有其各自的需求和利益。本文就是从范蠡、西施二人来剖析《浣纱记》所体现出的名利观,就剧本而言,这种名利观体现在于已、于国之中。     

唐宋诗人对《史记》范蠡形象的接受——以史记咏史诗为探讨中心

司马迁《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在《国语·越语》的基础上对范蠡有了更全面的记载,塑造了栩栩如生的范蠡形象,成为历代文人了解范蠡其人其事的重要途径。诗人们也纷纷有感而发,创作了许多以范蠡为创作主体的咏史诗。以唐宋两代诗人歌颂范蠡的咏史诗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这些诗歌对范蠡建立功业的称赞,对其功成身退的向往等,探讨唐宋诗人对范蠡形象的接受情况。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冯根福同志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出版的《未定稿》,1989年第6期发表了冯根福同志写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专题论文。文章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本人实在不敢苟同,特撰此文与冯根福同志商榷。     

再论《水浒》成书于明嘉靖初年

古典长篇白话小说《水浒》,究竟成书于何时,这是研究此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此,拙撰《<水浒>祖本探考》(刊于《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提出了如下的看法:郑藏嘉靖时郭勋刻本《忠义水浒传》(残本),即《水浒》的最早刻本,它其实就是郭勋的门客执笔的,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此文发表以来,引起了学术界对《水浒》成书时代的讨论。《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发表的王根林同志的《<水浒祖本探考>质疑——与张国光先生商榷》一文针对拙作提出了不同意见。故特撰此文,续申鄙说。     

关于池塘养鱼的最早记载和范蠡《养鱼经》的问题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中国鱼类学史"部分,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池塘养鱼的国家,其依据是卜辞有"在圃渔",圃即池塘.又说范蠡《养鱼经》有24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这两条判断都不能成立."圃"的甲骨原文作"甫",指水草沼泽地,不是池塘养鱼.范蠡《养鱼经》不是范蠡所作,因书中提到齐威王和范蠡对话,但历史上两人并不同代.书中提到鱼塘里放养"神守",但秦以前和汉以后的古籍都不见"神守"之名,仅见于汉代.《养鱼经》全称《陶朱公养鱼经》,陶朱公是后人对范蠡的尊称,不可能自己称《陶朱公养鱼经》.此外,古今度量衡不同,书中一些地方直接把古亩等同于今市亩分析.     

《唐文拾遗》所辑襄王重茂二文皆误

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十二第10494页收襄王重茂《太平公主依旧置府敕》、《行乡饮酒礼敕》二文,细审之,均有误。陆氏称:《太平公主依旧置府敕》系据《唐会要》卷六辑补。余检该书载此文之前,明署作时为“唐隆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敕”。又《通典》卷三十一亦录此文,订为其年六月敕。再检《旧书·睿宗本纪》、《通鉴》卷二○九,可知唐隆元年六月甲辰(二十四日)重茂禅位,睿宗登基。此文既为“二     

"黄老"思想的起源与吴越战争的关系

“黄老”思想的起源与吴越战争有很大关系。在思想方面 ,有 16条范蠡的思想为黄老哲学所吸收 ;在历史事件中 ,有 9条史实与黄老思想形成有关。可以断言 ,《黄帝四经》的成书与黄老思想的起源与吴越相争这一历史事件 ,特别是与范蠡的谋略是分不开的。《黄帝四经》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中国智慧集中的表现。     

知性与形而上学辨析——与马远达同志商榷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发表的马远达同志的文章《关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一点探讨》。读了此文之后,很受启发。但是,笔者对文中的基本观点持有不同的看法。在此提出来,与马远达同志商榷,并就教于理论界的同志们。     

文摘精华

本院中文系讲师朱城同志在《中国语文》91年第5期上发表了《〈古汉语的词义渗透〉献疑》一文,此文是对孙雍长《古汉语的词义渗透》一文的质疑。作者阐述了以下看法:一、一个词产生某个新义,存在着引申和渗透互为影响共同作用的情况,区分的标准当以谁起主导作用而定。二、词在句中出现的临时义不能视为渗透产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答司马志纯等同志

司马志纯、陈祖华、林先发等同志(以下简称司马等同志),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一期)一文中,阐述了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基本看法。此文虽未指名与我们商榷,但它所批评的主要观点,是针对我们去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不     

论范蠡

在春秋末年，范蠡无论是在功业、思想方面，还是情操、品格方面，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英才。然而，不仅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中他也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有的学者指出，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三：一是他未能忠于一君到底；二是他弃官经商；三是他带西施姑娘出走。本文认为，这三者恰恰是范蠡不同流俗的过人之处，正是他之所以拔出同列、独放异彩的地方。第一，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人才流动的最好时代之一，各国君主普遍礼贤下士，众多的文武之士更是择主而仕。面对一个不念恩义，对功臣宿将随意诛伐的君主，范蠡的离去是明智的选择，同时也说明他具有可贵的叛逆精神。第二，范蠡弃官经商也不应受到指责。这不仅因为当时还未形成“重本抑末”的社会风气，而且弃官经商，发财致富，较之贪官污吏不啻高尚千百倍，况且他致富后不忘宗族邻里乡党。第三，在《国语》、《史记》等严肃的历史著作中根本看不到西施的影子，很有可能是好事之徒造出来的。即使范蠡确实带走西施，也不能影响对范蠡的肯定评价。第四，范蠡具有丰富而深邃的商品经济理论，是不亚于管仲的大经济学家。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之二

黄霖同志在1983年第三期《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金瓶梅作者屠隆考》,我在次年第三期《杭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提出质疑。现在拜读他的《答疑》,再写此文以作商榷。《金瓶梅》的作者或写定者以及它的成书年代迄今仍是众说纷纭。对各种说法以及有关的论证进行必要的检查,从而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可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这是我质疑的目的,黄霖同志对此想必也有同感。     

忠乃忠国非忠君

伍子胥遗恨终生 伍子胥为报父仇的忠肝义胆、为酬吴恩的文韬武略的确可敬可佩。但是，他对夫差的“愚忠”却留下一生遗恨。清人韩荚曾就此事将伍子胥与范蠡进行对比．“吴有伍员，越有范蠡，两臣均忠于谋国者，但夫差与勾践有听与不听之异耳，然伍员不免于鸱夷，而范蠡得霸越以扁舟五湖志，岂不谓智哉！”伍员与范蠡二人均为经济之才，用之即能富国强兵。越王勾践任用范蠡，在国破家亡的逆境下而能东山再起。吴王夫差不用伍员，以致国灭身亡。这是君主因为不能任贤使能所致。而从为臣之道来说，伍子胥则不如范蠡聪明。范蠡看透勾践之为人后，即急流勇退、隐姓埋名，逍遥于江湖。     

范蠡所居陶地考

范蠡是春秋时期的政治家。他辅助越王勾践复兴越国后，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于是浮海出齐，认为陶地为“天下之中”，于是定居陶地，为陶朱公。今有学者提出“范蠡最后的归宿是肥城陶山”①。笔者不敢苟同此说，认为范蠡所居陶地在今山东省定陶县境。一陶为曹叔振铎的封国国都范蠡所居陶地是西周时期曹叔振铎封国的国都。《后汉书·郡国志》云：“定陶本曹国。”《史记·曹世家》载：“曹叔振择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纣，封叔振铎于曹。”曹，《集解》引宋忠曰：“济阴定陶县。”陶，即曹叔振铎的封国曹国的领地。清人雷学淇《竹书…     

对《郭沬若与杜甫》一文的几点意见

《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三期发表的韩培基、江汗青二同志合写的《郭沫若与杜甫》一文,对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毫无疑问,《李白与杜甫》一书是应当进行批评的,韩、江二同志的许多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也有不足之处。在这里,我把自己的意见淡出来,与韩、江二同志商榷。     

宁调元与秋瑾交游考

秋瑾脱离家庭后短暂的生命史中，宁调元无疑是其重要的革命同志、异性知音。他们相识于1905年，后在反对日本政府《取缔规则》、创建中国公学、试制炸药失事、吴头楚尾的起义策应等数次革命活动中合作，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宁调元一方，甚而产生了超越同志关系的情愫，无疑这使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更为丰满。但是在目前关于秋瑾的研究成果包括《秋瑾研究资料》中，不见二人交游痕迹，此文聊补不足。     

也谈“关于社会需要与价值决定”——与韦奇、时珍同志再商榷

韦奇、时珍二同志在《关于社会需要与价值决定》一文(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5期)中,对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部门总商品价值总量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对我和陆晓明同志的商榷意见,归纳为三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并且提出了价值决定和经济效益的关系这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读后很受启发.但对此文的根本观点仍有不同看法,这里就韦奇、时珍同志的三点回答和价值决定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一下面,对韦奇、时珍同志回答的三个问题,作些进一步的说明.(一)关于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供求关系.在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不决定价值这个问题上,过去,我在和韦奇、时珍同志的讨论中曾指出过,主张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是在价值决定的因素中,拌进了供求因素.韦奇、时珍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再次重申:“社会总劳动根据确定的需要在各生产部门进行分割,是生产领域的问题,而市场供求则是流通领域的问题”(《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5期第58页.以下凡引此文的地方,只注明页数).根据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社会总劳动根据确定的需要在各生产部门进行分割”的结果,就是各部门的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答司马志纯等同志

司马志纯、陈祖华、林先发等同志(以下简称司马等同志),在《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一期)一文中,阐述了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的基本看法。此文虽未指名与我们商榷,但它所批评的主要观点,是针对我们去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篇拙文的。为使这一讨论得以遵循“双百”方针继续深入讨论下去,特别是不失去再次就教于司马等同志的机会,我们感到有进行答辩或进一步阐明自己观点的必要。我们认为,这对于读者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