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观念形态的破与立及其当代启示

用大历史观的视野看五四,从观念形态上说,20世纪初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它以"排孔"作为观念形态革命的起点、以知识分子为主将、以《新青年》和北大为主要阵地促成了"破"的力量,引发了传统儒学的危机.同时,它又推陈出新,形成了五四精神.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历史性地选择马克思主义,完成了观念形态由传统儒学向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嬗变.当前,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各种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急剧碰撞,社会思潮此起彼伏,多元文化格局日益形成.面对我国各类错误社会思潮,广大青年如何构筑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如何理解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全球性,有着与五四时期相似的逻辑理路和相同的基本文化话语.     

民国初年的信仰危机与尊孔思潮

辛亥革命后,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退出,带来了人们对新社会秩序的怀疑和迷茫,也导致了空前未有的信仰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朝野上下的守旧势力在"尊孔"的旗帜下力图重建新的信仰和道德秩序。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组织孔教会,发起了国教运动;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企图在"保存国粹"的幌子下强化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尽管袁世凯尊孔未必与其帝制活动有内在的联系,但他在尊孔的旗号下公开进行帝制复辟活动,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孔教会与张勋复辟帝制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样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尊孔思潮引起中国先进分子的猛烈批判,孔子及儒学的独尊地位亦随之瓦解。     

现代儒学思潮与中国的现代化

现代儒学思潮是 2 0世纪 2 0年代以来影响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社会思潮之一。从其本质来说 ,乃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的一种反思 ,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中的“西化”价值取向的回应。现代儒学思潮以承续儒家的“统绪”为使命 ,意欲在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的基础上 ,融会中西 ,弘扬儒学 ,以使儒学适应现代化的潮流。虽然现代儒学思潮关于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探索存在误区 ,但是这种探索 ,仍然是有其合理性和一定价值的。     

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再评价——从18世纪社会史出发的考察

以往在对戴震哲学进行思想史评价时常将其与近代思潮相关联,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做法。由于近代思潮与之前的儒学思潮存在一种断裂,这种思想史的评定方法缺乏合法性。实际上应当将戴震哲学置于儒学的自然进程中加以考察。18世纪的中国社会尚未受到西方入侵而处于自在自为的发展状态,作为其有机成分的儒学亦处于立足自身发展逻辑的自然进程中,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从18世纪的社会史出发考察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是更为合理的路径。18世纪中国商贸的发展造就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催生了一个世俗化浪潮。戴震哲学是这一浪潮的代表,表达了市民阶层的诉求和心声。戴震哲学因而可以被视为一种市民儒学,是对以往的政治儒学和精英儒学自下而上的反动。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也就在于其第一次使儒学获得了一种"民间"身份,这在儒学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五四"时期性爱思潮述略

现代性爱思潮的产生,标志着"五四"前后知识分子的重大觉醒.这一觉醒,是知识者"人"的意识觉醒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当时新式知识分子把性道德的改革作为"文明之征信"和思想革命的重要方面,以自由、平等为利器,对传统中国性道德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力图重新构建以现代性爱所奠基的新型的性道德.但是,处于新旧交替的"五四"时期,受现实条件的制约,传统与现代以及中与西的交锋,使现代性爱在实践中陷入了道德的两难境地.     

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产业环境中的"日本"符号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源头.与日本金港堂的合资是早期商务印书馆经营活动中的一项重大举措,它既是近代中国民间出版业诞生之初现实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与新式文化出版人救亡与启蒙的社会使命感息息相关.从产业生态环境的角度细剖蕴涵于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中的"日本"符号,可以窥见它有一个从常态到异态、从容纳到排拒的社会接受过程.这种流变现象印证了中国近代早期民间出版业受制于外部(东亚)环境变迁的事实;而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知识群体对"日本"符号适时的形塑与消解活动,也验证了商务输送新知、启迪国民的启蒙立场,以及在商言商、与时俱进的经营理念,是商务印书馆现代性追求的一种独特的表征.     

"因循"与建安至景初之际曹魏官方政治哲学

在汉魏之际"天命论"与"德主刑辅"观念动摇的时代背景下,曹魏官方政治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所谓"名法"思潮兴起。其理论特点是:以黄老"因循"哲学为最高原则,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它萌生于建安时期曹操丞相府的新兴知识群体--建安名士中,其理论建树主要是由第二代建安名士,在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代相继执政的建安至景初之际完成,并对魏晋之际儒学、玄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     

论中国近代"兴女学"思潮

近代"兴女学"思潮是近代社会思潮中的闪亮之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源于近代民族危机的刺激,救国图存的需要以及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和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它的内容包括贤妻良母主义、男女平等和塑造女性健全的人格等等."兴女学"思潮为推动近代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大众传媒与晚清革命论略——以思想史为视角

晚清社会思潮的嬗变乃至辛亥革命的爆发与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甲午战前,知识精英主要通过著书立说或上书言事对社会产生影响;甲午战后,则通过大众传媒而加以广泛传播。以报刊传媒的方式议论时政,影响舆论,使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腐败的清王朝都得到了"倍数效应"和"扩散效应"的放大和流播。其催化作用,为动荡的晚清社会增添了极大的变数,也使"革命"二字开始深入人心,晚清革命即如欲来的山雨,指日可待。     

从“刀笔吏”到“在野法曹”:知识转型与近代律师的角色认知

古代讼师的主要知识来源是讼师秘本,讼师秘本所包含的知识内容不仅与传统律学有很大的区别,与近代政治、法律原理更是相去甚远。在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下,讼师是一种社会地位低下并被法律禁止的职业。近代律师制度伴随着近代法学知识的转型而产生。作为一个新的知识群体,近代律师与同时代的法官、检察官一样,源于近代新式法学教育。律师在法律地位上与法官和检察官对等,并对二者予以牵制,是一种独立的自由职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理想追求。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     

整体论进路与乡土共同体--论"儒法合流"的成立基础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本模式的"儒法合流",其成立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它们共同具有的整体论进路,在儒家是强调"家族本位",并通过"孝"的中介而连接到国家;在法家是赤裸裸的国家本位,其实质是强调君主私利.它们在操作层面的关联是通过儒学的意识形态化来实现的.二是国家与乡土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即由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在秦汉地域制国家产生以后,乡村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乡土共同体并没有随之消解,国家政权力量还不能在长期内有效延伸到乡村,这些地域的社会整合必须借助儒学的教化作用.     

从“乐”看《论语》的生态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没有提出“生态”的概念,但在他的言论中包含着丰富而鲜明的生态意识,并在后来的儒学中得到发展。《论语》中的生态观是作为“乐”的前提条件,通过“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表达出来的。同时它也是儒家“仁”与“和”的哲学思想现实层面体现。     

“实学”概念刍议——从顾宪成的“实学”概念说起

通过对顾宪成的“实学”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已有的研究中,大多只触及到“实学”概念的第二层含义,即认为实学既包括形而上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形而下功利之学。对于实学的第一层含义,即道体、性体之善未曾深究过。通过对实学这两层含义的追究,我们看到,“实学”不是相对于儒学的一种独立存在,也不是儒学的一种次生品,它是儒学在遇到挑战后的一次本能反应和自我凸显。在与其他学说尤其是佛学的对抗中,儒士们看到了儒学不同于佛学的显著特征,便给了它这个看似新奇的名字——“实学”。     

《尚书·周官》与《周礼》关系考论——兼谈西周的公卿官学与孔子儒学

文章认为《尚书.周官》与《周礼》二者关系是:周公致政前“制礼作乐”,作《周礼》;天下稳定后,巩固平静成王执政据《周礼》的纲要向群臣宣告说明,遂有《尚书.周官》。在早期中国文化精神的演进历程中,道与学不断从官府向民间下移,在春秋战国时期具体体现在诸子私学的兴起。孔子儒学既直接继承了西周的公卿王官学,对西周所代表的礼乐文化又有着历史性地突破,自觉和直觉的道德理性主义是孔子儒学的历史新特色。     

梁漱溟的心性理论评析

梁漱溟的心性理论是其文化哲学思想的一项基本内容。梁漱溟提出“宇宙大生命”之说,用“本能、理智、理性”的三分法和“理性为本,理智为用”的原则,改造传统儒学的心性理论,使之上升到现代哲学的认识论水平,并将真善美的价值作为联结理智和理性（直觉）的中间环节,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些都为现代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新方法,在现代新儒家中也可谓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     

"不得其路"的困结与"殉道"悲剧——从"道""路"分裂的角度看鲁迅对中国士人文化的现代思索

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深受影响又立意疏离的关系,使他有可能形成一种属于他个人的独特视界。尽管儒道赋予了士阶层安身立命的价值意义,但它自身依赖政治权力而“不得其路”的内在困结也给士阶层的道路实践带来了同样难以消解的问题。“道”无法得到现实保障的脆弱结构意味着士人在“行道”实践中,坚持“道”的理想就意味着“殉道”的悲剧。     

儒家“和谐社会系统论”——《礼记》的伦理美思想体系

文章通过对《礼记》的研究,揭示了儒家和谐社会的构成、结构、系统与功能。指出儒家伦理美的最高理想即"天下之肥"—天下和谐,"小康"—"大同"社会即其"天下和谐"的社会模式,《礼记》是打开儒家和谐社会构成—结构—系统及其功能的一把钥匙。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施闰章的理学情结

施闰章作为清初诗坛上"宣城体"的领军人物,其文集却多处体现出有关理学思想和理学活动的内容,而其所谓的理学活动仅是他对家族先人理学成就和活动的追录和仿效而已。根据文集探究他与"理学"间的微妙关联,认为:彰显家学是形成施闰章理学情结的主要动因,弃"理"成文则是施闰章自身素质和社会大环境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