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     

语言、爱欲与诗——但丁语言诗学管窥

语言与诗的内在关系是但丁诗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这种关系奠基于哲学-神学爱欲观。按照这种爱欲观,诗歌的源泉和本质是爱的启悟与运动;作为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语言本身和诗歌一样,有着属于它自己的爱欲和爱欲运动。语言和诗的爱欲运动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由上而下的爱欲运动和由下而上的爱欲运动。正是在爱欲和爱欲运动的基础上,语言和诗在《神曲》中被内在地关联起来了。《神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诗与语言的爱欲运动;但丁诗学是一种“爱欲诗学”。     

论“透彻”及其诗学意义——以严羽《沧浪诗话》为中心

“透彻”一词具备丰富的诗学意义，在严羽《沧浪诗话》中，它具有诗歌表意之明晰深刻、妙悟后之境界，以及盛唐诗境之特点三层含义。严羽在“妙悟”“兴趣”等概念之外，更借助“透彻”,将形而下的诗歌修习与形而上的诗歌悟解绾合起来，使其诗学更牢固地立足于“吟咏情性”与盛唐气象之上。通过对“透彻”这一语词的内涵及演变进行考察，能对严羽的相关诗学概念和诗论体系有更新的审视，同时也可以看出“透彻”同中国古典诗歌本质与诗人学诗工夫论的关联。     

我的学术生涯回顾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爱上了诗歌,中学、大学时代所受的诗教,使我对诗的内在构成问题特别感兴趣.因此,我从一开始研究诗歌起,就把学术关注点置于诗学理论,即立足于考察新诗并将此考察引向关于中国诗学本题特性的求索.回顾学术生涯,我发现自己既是从诗体、诗质、诗潮进入新诗研究的,又是以诗体、诗质、诗潮为基点在建构着中国诗学体系.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诗谶说的文学批评价值

诗谶是鉴诗者将诗歌作品与诗人或相关人物命运相结合,以求诗歌与史实或本事互相印证的一种诗歌批评形式.它包含着兴亡谶、穷通谶(科谶与仕谶)、贫富谶、寿亡谶、祸福谶等内容,是汉儒以谶解诗、诗学与命理学结合的产物,虽然披上了宿命论外衣,却汲取并深化了古代诗论的言志言情、知人论世、诗可以观、气象观诗说等多方面的内在精神.正确评价诗谶对批评地接受传统诗学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

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味"这个概念曾被诗论家们普遍地用来评价诗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个极富民族特色的诗学理论观点--"诗味"说."诗味"说的形成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古人对诗歌审美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的逐步深化.认真研究"诗味"说发展演变的历史,对于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诗歌的本质与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圆通与飞动——严羽"以禅喻诗"的诗学话语特性

严羽"以禅喻诗"涉及到诗学理论中的学习方法、艺术鉴赏力、思维方式、诗歌本体论等问题,其以"正法眼"论述诗歌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与学习方法,以"妙悟"对应诗歌的思维方式,以"情性"阐释诗歌的本体论.引禅入诗不仅是对前人诗学成果的继承,还在于诗学话语本身的圆通与飞动是中国诗学史上的一个新高度.     

论严羽的诗学趣味

"别材别趣"、"兴趣"说是严羽诗论审美趣味的集中表现。严羽批判江西诗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提出诗主情和尊重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特性。阐述"别材别趣"与"兴趣"的内涵,比较《白石道人诗说》论诗观点与沧浪诗学趣味的异同,结合南宋理学文化语境下陆、朱诗学思想对严羽诗学趣味理论的影响,审视其关联性,以更全面地解释严羽的"别材别趣"和"兴趣"说的诗学理论。     

《诗法源流》与元人诗法

诗学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诗学领域以诗法著作为主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诗学现象。《诗法源流》在宗宋、尊唐和复古、尚今等诗歌主张方面中允、辩证．可以视为元人诗法洪流中既有总结意味、又具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诗法源流》在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朝鲜诗家李睟光诗论的审美意蕴

朝鲜诗家李睟光以性情、气骨论诗歌的本质,以崇尚唐诗论诗歌的批评标准,以自然论诗歌的表现手法,以摘句评注论诗歌的批评方式,建构了一整套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通过对这一理论批评体系的整体把握与研究,能揭示出朝鲜古典诗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与现代意义。     

论孔子诗学

无邪、兴、达是孔子诗学的三个基本范畴。孔子所谓"无邪"是对《诗》的情感本质的肯定,"兴"是对《诗》的文体和思维特征的认识,"达"则是对《诗》可通达天命的形而上性质的认识。"无邪"、"兴"、"达"三者构成孔子诗学的基本框架。孔子诗学是远古诗歌观念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现代转换"。     

现代汉语诗学:诗美的衰减与变形

现代汉语诗学的发生,从汉语诗歌引入现代汉语及其诗学开始. 近代"诗界革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但"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是解决了这一问题的[1]).汉语诗歌持续发展数千年,至晚清黄遵宪"诗界革命",一直持续的是古代汉语载体形式,黄遵宪的贡献在"我手写我口"[2],而这个"口",是"六经之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的非经典话语,是真情实话,但并非现代汉语.诗界革命的成果解决了新词(含翻译词)的入诗和意义的翻新.但第一,"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不同的,就在于突破不了古代诗学规范,诗律与诗体没有革命,这是古代汉语诗学最坚固的堡垒;第二,没有用白话即现代汉语写诗,因此,现代汉语诗学最多只在诗的音乐性上有所滥觞[3],但并没有诞生.     

应试背景下的元代诗歌教习及其诗学意义

元代科举有明显迥异于其他时代的特征，元代诗歌教习亦呈现独特的样式。元代举业虽压缩了诗歌教习空间，但经义、古赋等考试内容仍然间接引导初学者习诗。诗法作品、诗学类书等进入元代教育系统，丰富了诗歌初学者学诗的内容，相应地也丰盈了其诗学意义。其一，蒙求诗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学发展的“驱动力”，助推了中国古典诗学在雅俗互动中扩散、普及与扎根；其二，蒙求诗学成为判断古典诗学雅俗高下的“基准线”，是诗人作诗的参照标准。     

论朱湘译诗选本的诗学倾向

朱湘推崇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诗学,讲究诗歌形式的独立与完美,想象的瑰丽与新奇,抒情的自然与真实。他的这种诗学倾向影响了他的翻译选材。在朱译一百二十多首诗歌中,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译诗占全部译诗的三分之一左右,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译诗约占全部译诗的六分之一,两者合计占了全部译诗的二分之一强,体现朱湘在诗歌翻译选材上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倾向。朱湘在翻译选材上的这种倾向反映了他的诗学观对其译诗活动的操控。     

诗谶,有意味的诗学批评样式

诗谶作为一种隐秘的诗歌类型,贯穿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始终。在诡异奇幻的形式下,它反映出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学批评观念,它的存在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因素,是作家生命形态与艺术风格紧密联系的结果。     

叶燮的诗学变易观念及其理论诉求

叶燮从自然、社会、艺术等方面提出自己的变易主张,并深入到理与势的层面寻求他诗学变易观念的理论依据。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放弃了传统的本质主义追求,从中国先秦哲学的正变思想中寻找诗学变化的理论资源,进一步从物质世界的对待两端、人的心智无穷以及诗之自律等方面阐述了诗歌变化的深层原因,对诗变的合法性作出有效的证明,表现出他诗学思想的理论诉求。     

六朝公宴诗与游戏娱情诗学观

在六朝诗学领域,关于诗歌的本质和功用的理论概述,除“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诗学命题外,实际还存在着一种视诗歌创作为游戏娱乐的诗学观。尤其是公宴诗的写作包含着典型的游戏娱情的内容和特点,体现出六朝游戏娱情诗学观的基本内涵,在形成和发展这种诗学观中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湘绮楼说诗》的理论体系

清代诗歌理论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集大成，而清末的诗学大家王运的诗学思想因与宋诗派歧异而具有较大影响。本文以王运的《湘绮楼说诗》为主要材料，从诗本体论、诗歌技法等方面论述了湘绮诗说的理论体系，论证湘绮论诗主魏晋的合理性及其独具文化眼光的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