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康有为民主政体的选择

"先进的中国人"康有为,始终坚持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即使在辛亥革命之后也没改变.这是康有为对英、法、美、日等国不同政体的实例和我国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斟酌古今,考求中外"之后做出的理性选择,既体现了他不懈追求和宣扬民主的精神,也充分反映了他强调和平发展、循序渐进的改良思想,同时也不可否认其根深蒂固的忠君、尊君传统思想及"三世说"进化论对他的影响.     

从“臣民”到“国民”:清末民初袁世凯的身份认同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还是一场涉及人们的时间观念、服饰发型等日常习俗的文化变革。辛亥革命对帝制时代身份等级制度的解构,引发时人的文化认同危机:"我过去是谁","我现在是谁"和"我将来是谁"。以袁世凯为例,他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后表面上完成了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但他内心深处一直处于文化认同危机的状态。在更广阔的国家和文化认同层面,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身份选择,不仅是他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还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以来日益凸显的文化认同问题。     

李燮和列名"筹安会"考

李燮和对辛亥革命来说,称之为"元勋"并非过誉,可历史教科书和有关传记作品却把他说成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吹鼓手.其实,李燮和列名"筹安会"只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因为他的人品、思想及诸多史料的佐证,都说明他对复帝制、废共和是势不两立的.因而他蒙冤受辱,理应昭雪.而这一冤案的始作俑者,就是当年被李燮和从清军手里救出来的陈其美.因为陈其美玩弄权术当上了本应属于李燮和的上海都督,为掩盖自己的丑行,陈及其手下的蒋介石就抓住李曾反对过孙中山及列名在筹安会大做文章,从而造成李燮和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贡献湮没无闻.     

近十余年来张东菘研究综述

张东菘(1886～1973)原名万田,字东菘,辛亥前后曾用"圣心"作笔名发表文章,晚年自号"独宜老人".出生于官宦世家,祖籍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作为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卓越的社会评论家,20世纪20到40年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倡导"中间路线",并且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重大贡献的理论家,使得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史学界对张东菘的研究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这一课题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发掘.     

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兼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东南地区是晚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社会转型机制准备相对成熟的区域.辛亥革命为其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从政治结构看,辛亥革命否定了君主专制政体,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构架、政治规范和政治运作程序的转型,东南地区随之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政治民主化运动的高亢之区.从社会群体结构看,东南地区在辛亥革命后,传统的士农工商群体分野被冲破,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产生.从社会经济结构看,辛亥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东南地区民族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变化和城乡经济的联动.因此,从上述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看,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     

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以李提摩太、庄士敦为代表的观察

一般来说,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党派史学的叙述模式,即:革命史观和基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线性革命史观,这些都是为维护各自政权的合法性、正义性和正当性服务的叙述模式。本文侧重从李提摩太、庄士敦等传教士的立场出发去观察辛亥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袁世凯等,不但展现传教士以他者身份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前途的思考,更显示了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     

1914年的"徐镜心案"初探

徐镜心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之一.辛亥革命时期,他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国同盟会北方支部支部长和山东支部主盟人.世人将其与黄兴、宋教仁并称,有"南黄北徐"、"南宋北徐"之誉.1914年徐镜心被袁世凯诬陷杀害,造成"徐镜心案",该案是民国史上的严重事件.但此前学界鲜少关注此案,对此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十分有必要厘清其原因、经过和影响.这对于开阔人们辛亥革命史研究视野、加深对民初宪政斗争复杂性的认识很有裨益.     

关于“告别辛亥革命论”的几点思考

近些年,"否定革命"和"告别革命"的论调又有抬头,有些人更是直接提出要从中国第一场大规模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开始"反思",要"告别辛亥革命"。文章对"告别辛亥革命"论的几个错误观点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指出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历史的必然,清末新政没有也不可能实现社会的转型,辛亥革命后的乱象不是辛亥革命的产物,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崭新进程,并对"告别辛亥革命论"的实质和由来进行了分析。     

论黄兴及其政治思想

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并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著名的军事家.他一生经历过辛亥革命的酝酿、准备、进行、胜利和失败的全过程,为民主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在辛亥革命中以武装反清的光辉业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永远为后人追思和景仰. 黄兴(1874-1916年)原名轸,号杞园,字厪午;后改名兴,字克强①.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县)人.他少年立志,持身恭谨,曾自订《青年规例》用以律己;要求做到珍惜时间,不说空话,认真读书,为人真诚坦白等②.十八岁时应县考未第,十九岁至二十三岁在长沙城南书     

阿Q“大团圆”的“始料不及”说异议

贫困不堪,备受压迫和凌辱而又浑浑噩噩的阿Q,当他走投无路濒于绝境的时候,辛亥革命起来了.他"神往"革命,"投降"革命,结果反被革命新贵以莫须有的罪名枪决示众,胡里胡涂地成了这场革命的牺牲品,这是鲁迅在他的名篇《阿Q正传》中,为主人公写下的名之曰"大团圆"实际并不团圆的悲惨结局.     

辛亥革命前后的四川经济开发——兼论辛亥革命对四川开发的促进

四川近代经济的开发,启动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民族资本兴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开始产生.而四川开发浪潮则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后一段时间.由此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辛亥革命前清王朝"新政"阶段和辛亥革命后阶段."新政"是清王朝迫不得已进行的改革,其主观愿望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但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也成为近代四川经济开发的发轫.辛亥革命尽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近代生产力,使四川近代民族资本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形成了四川经济开发的热潮.     

"认同危机"、"新民"与"国民性改造"——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教育思想的演进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二三十年间,民族危机与人格危机普遍弥漫于国民心中,这场危机的实质可表达为近代中国人产生了民族和人格的"认同危机".如何解决民众的"认同危机",构成了当时一些先进中国人不断求索的重大问题.清末"维新派"的"新学"、"新政"与"新民"运动;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的"国民性改造与革命"之论争;辛亥革命前后一些先进中国人的"国民性批判与新人说"的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思想界"国民性改造的三种主义"的主张等等,这些变革与主张尽管在时间顺序上有阶段性,也存在一定的叠加和交叉,却清晰地表明了此时期中国人教育思想的演进历程:从传统教育思想的瓦解到"新民"教育主张再到"国民性改造"教育主张以及如何改造国民性的主义之争.     

范爱农其人和《哀范君三章》——《鲁迅诗直寻》之一

《哀范君三章》是鲁迅的诗作达到"成年期"以后的仅存的两篇重要诗章之一.鲁迅虽然时常有些讳言自己的诗作,然而这三章诗却是他自己寄出去发表的.这诗的写作年份是1912年,正是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一年,它与前一首《自题小象》诗遥相映照,跨越在辛亥革命的之前和之后,直接反映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观感,所以,这也是标志了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新模式

辛亥革命具有政治发展的特征,它是传统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方式.辛亥革命造就了中华民国,从此,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国会、宪法和总统等西方的新制度文明,而倒下的是东方的帝王专制.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宪政之治"的新传统,终结了传统中国"朝代国家"的形态.辛亥革命带来了中国政治的新发展,彻底变革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增强了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呈现了政治发展的新模式.政治权威的合理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化是其鲜明表征.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边疆危机

辛亥革命前后20年间是中国边患问题最严峻的时期.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由直接侵占演变为物色、培养民族分裂势力,策划"独立"分裂中国.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都采取了一些应变政策以图自救,但实效甚微.第三次边疆危机为后来留下许多边界问题.     

试论清末民初政府扶持工商业的政策

甲午战争失败后,晚清政府为摆脱统治危机,实行"振兴实业,奖恤工商"的新经济政策,为中国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辛亥革命后,在前清制定的旧经济法律基础之上,北洋政府又颁布一系列旨在保护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和法令,这些法律条令较晚清时期的经济政策更为具体全面,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辛亥革命前后安徽社会经济的变化

辛亥革命以后,安徽的社会经济变化很大,市场扩大,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通过辛亥革命前后安徽社会经济变化的比较,从一个侧面来考察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熔炉”思想与孙中山1919年之后的民族主义新论述考释

从1919年开始,孙中山重新阐述三民主义,美国"熔炉"理论成为他民族主义新论述的思想源泉。在处理中国国内民族关系上面,孙中山以他所理解的"熔炉"理论为武器,全盘否定他曾经宣扬过的"五族共和",主张国内各民族以汉族为中心进行"调洽"、同化,构成中华民族这一新民族。他认为辛亥革命只完成了民族光复这个消极民族主义目标,积极的民族主义则是要效仿美利坚模式,将中国国内各民族"合为一炉而冶之",同化"成一大中华民族"。     

陈独秀的民主与独裁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曾满腔热情、卓有成效地宣传过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但后来却变成了在共产党内实行独裁的家长.这个问题是发人深思的.陈独秀提倡民主是真诚的吗?回答是肯定的.陈独秀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担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咀嚼着辛亥革命失败的苦果.他认识到辛亥革命只不过赶跑了满清皇帝,实质上仍然是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制度,没有认真地"宣传民治主义".正在这个时候,陈独秀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办了《青年杂志》(次年九月改名《新青     

毛泽东早期民主思想的历史嬗变

毛泽东早期民主思想发轫于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熏陶,使他具有反抗压迫,同情贫下中农的政治倾向。到东山学堂读书使其直接接触到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出于对康梁改良主义的崇拜,毛泽东萌生了改良主义的民主观。辛亥革命前后,在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风暴中,毛泽东逐渐倾向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观。一师毕业后,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之行使他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且接触到了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成为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契机。在经历了"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后,毛泽东彻底告别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民主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