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独立性与治理环境

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的数据,考察了治理环境对公司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地区治理环境指数与公司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低、法治化水平越高,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低,但在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样本中,这种相关性不显著;地区法治化水平与公司董事会独立性显著正相关,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法治化水平越高,公司董事会独立性越高;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对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无显著影响.     

股权比例、过度担保与隐蔽掏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证据

本文借鉴LLSv的掏空模型,模型化推导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隐蔽掏空模式,建立了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掏空程度的分段函数关系.以2004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386起事件为样本,并把样本分为过度担保组和适度担保组,运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过度担保样本组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而适度担保组的市场反应为正但不显著,由此推测过度担保的上市公司具有向控股股东输送利益的倾向.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家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而言,60%均是其有效的临界点.当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60%时,大股东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方式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但回归系数不显著;当持股比例高于60%时,则产生了显著的利益协调效应.能有效地抑制掏空.通过分类变量和股权临界变量的多种组合,回归发现,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掏空程度更高;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相比.国家持股比例变量的股权临界值对CAR的影响更加显著.     

公司治理环境、资产配置偏好与利益侵占

本文从资产结构视角将大股东资金侵占与投资行为问题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外部治理环境越好、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降低了大股东流动资产侵占的比例;投资水平、投资收益率越大抑制了大股东侵占流动资产的动机。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投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第一大持股比例与流动资产侵占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外部治理环境与流动资产侵占呈现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回归结果不显著。本文为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未来进一步深入探讨大股东代理问题。     

退出威胁能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吗?

已有文献认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可以缓解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降低经理人的代理成本。本文基于新兴资本市场的公司治理特征,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否可以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以股权分置改革事件作为退出威胁的替代变量,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降低了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提升了企业业绩。同时,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当其他大股东退出对控股股东财富的影响更大(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更高)、退出更可信(持股比例相对于控股股东更少)以及处于对控股股东外部约束更差的环境下(法律环境较差地区和非四大审计的公司),其退出威胁更为有效。进一步检验的结果表明,大股东的退出威胁还加强了经理人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即缓解了股东经理人的利益冲突。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为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来自于新兴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假说的检验:一个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对“烟台发展”股权演变与其价值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动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其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治理结构、管理团队、战略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价值关系的不同观点．认为控股股东的持股动机是影响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比前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更具解释力．而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或左半倒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以及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之间的差距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影响作用。     

超额控制、董事会构成与公司多元化折价

本文利用2004年的上市公司资料和国际通用的超额价值分析方法,不仅验证了我国上市多元化公司存在折价现象,平均折价程度达到4.8%,而且,从控股股东超额控制和董事会构成两个方面考察了控股股东攫取行为对公司多元化折价的影响.我们发现,公司多元化程度与控股股东的超额控制程度、来自控股股东的董监事比例、集团所属和两职合一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金字塔持股结构与资本结构——基于中国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家族企业2007-2009年面板数据检验了金字塔式持股结构与资本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家族企业终极控股股东构建不同类型的金字塔结构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相对于非分离的金字塔式持股结构,终极控股股东构建分离型金字塔式持股结构,使得上市公司更倾向选择较高的负债水平;相对于单链条金字塔式持股结构,终极控制人通过构建多链条金字塔式持股结构,使上市公司更倾向于从集团内部融入更多的资金;另外研究显示,两权分离程度与公司负债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而金字塔结构越复杂,上市公司将从集团内部融入越多的资金。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股权结构特征解析

我国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在证券市场和金融机构中引发了诸多问题.本文从公司自身角度研究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行为.研究发现,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流通股比例和国有股比例都会对担保行为的某些特征产生影响,但是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的影响较为复杂.此外本文还发现,公司的资产规模、负债情况以及盈利能力也会对担保行为产生影响.     

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我们将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30％的股东定义为控股股东。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控股股东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控股股东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者的公司。而且，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文还发现，不同类型的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市场价值也显著不同。特别地，政府作为上市公司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其市场价值显著低于家族、外资和集体企业作为最终控股股东的公司。本文将有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相对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折扣率定义为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平均而言，这种代理成本高达13％-24％。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确实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当政府作为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股东时，这种代理问题更加严重。     

股权结构的陷阱

本文研究了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公司治理环境中,股权结构和大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中国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通过研究沪深两市一千多家上市公司过去三年的非平衡纵列样本,本文利用一系列模型对这一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控制了行业和公司层面的固定效应、股权结构内生性的基础上,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控股股东持股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为非线性的,显示出控股股东监督和隧道效应并存的双重效应;(2)非控股大股东对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有显著的监控和制衡作用 ; (3)外资股东对公司绩效有正向效应 ; (4)国有控股公司的效率明显低下。由于控股股东持股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为 U 型的非线性关系,我们进一步计算出在不同非流通股股价情形下, 导致最差业绩的控股股东持股率,我们称此为股权机 构的陷阱。本文发现,造成中国上市公司低效的重要 原因是当前不合理的股权结构,这一结果为未来的股 权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政府行为、股权安排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盈余质量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0至2005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政府控制的特殊经济环境下,股权安排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试图从会计契约角度对公司治理有效性做出新的诠析。本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对盈余质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而第二大股东则对控股股东的壕沟防御效应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研究还发现,在政府行政干预力度加大和内部人利益侵害行为加剧的双重推动下,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将进一步被降低。     

新投资机会对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新投资机会存在假设,构建两期投资下的大股东利益侵占模型,剖析新投资机会、现金流权以及中小股东利益保护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利产生的背景,以2000-2008年间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控制权转移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经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新投资机会与控制权私利显著负相关,新投资机会对于抑制控制权私利具有重要作用;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私利水平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独立董事占董事会的比例与控制权私利显著不相关,再次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低效性。     

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偏离下的公司价值和公司治理

本研究运用La Porta et al追踪公司"最终控制权"的方法,通过分析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偏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程度,来衡量控制股东对于小股东财富剥夺的程度.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股东普遍运用投资公司控股、金字塔结构的方式获取控制权,并因此而使其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产生偏离,且偏离幅度越大,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就越小,终极控制股东对小股东剥削的程度就越大,其中又以终极控制股东为家族企业的上市公司最为严重.     

交叉上市、治理环境与上市公司超额现金价值

从超额现金持有价值的角度,将治理环境和治理约束的改变引入到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的研究框架中。以1998年至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Dittmar等提出的公司超额现金持有量估计方法,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交叉上市的虚拟变量,对比分析A股与AB股、AH股以及发行ADR企业所处治理环境的不同对超额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普遍存在折价现象;只在A股市场上市的企业超额现金资产的边际价值为负;既在A股市场上市同时又在B股市场或H股市场交叉上市的企业,超额现金资产的折价程度降低,且私有上市公司的折价降低程度更加明显。上述结果表明严格的治理环境和治理约束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和降低现金资产折价;中国的A股上市公司,特别是私有公司,可以通过交叉上市增加外部治理约束降低现金资产的折价程度,提升公司价值。     

基于博弈论的均衡股权结构治理模型研究

在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比较高的前提条件下,人们认为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集中股权结构是治理问题存在的根源,建立均衡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本文引入多个大股东均衡治理模型,进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建模和分析,分析的结论是:在目前的公司治理环境、传统文化背景条件下,均衡的股权结构的治理模式未必优于"一股独大"股权结构治理模式。治理结果取决于大股东之间相互博弈过程中的策略选择,而这些股东之间的策略选择与公司治理环境、传统文化、价值观等有关。最后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些结论和建议。     

Corporate boards, audit committees and voluntary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Italian Listed Compan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governance and disclosure in an agency setting, featured by concentrated ownership and high insider shareholders representation in the board. In this context, agency conflicts happen between larg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and minority outside investors, with risks of private benefits exploitation. We regressed a voluntary disclosure index on seven governance variables related either to the board structure and functioning.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s provided by the Italian stock market. Our results suggest the presence of a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ance and disclosure. Diligent monitoring activity i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transparency to the outside. Th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 that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ol tend to be present at the same time, since the presence of one of them reduces the incentive for th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to limit the other. The empirical evidence also show that larger boards are not detrimental to outside shareholders, with regard to voluntary disclosure. The study can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ance and disclosure in a particular agency setting. They might be of interest to practitioners and regulators, insofar as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calls for more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in this agency setting.     

资本结构与代理成本——来自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代理成本是资本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以2000-2005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负相关,而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正相关;第二至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影响效果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正相关;社会公众股比例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不存在相关性;债务总体水平与代理成本正相关,但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的程度要大于民营上市公司;银行借款比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要好于商业信用比例.这两种债务比例对民营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效果影响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流动负债比例和长期借款比例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正相关.总之.民营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要低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完善资本结构有助于我国上市公司改善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我国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民营化改革,以不断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     

制度环境、公司治理与股价信息含量

股价信息含量决定因素研究是目前资本市场领域的实证研究热点,以2000年～2005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非平衡面板教据模型的回归方法,实证分析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因素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制度环境因素包括区域制度环境和双重上市两个方面,公司治理因素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治理会议、管理层激励和审计质量5个方面.实证结果表明,在制度环境较好的省市,股价信息含量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股价信息含量呈倒U型关系,双重上市、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股东与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股价信息含量显著正相关,国有股比例与股价信息含量显著负相关,两职合一和审计质量对股价信息含量没有显著影响.实证结果时于如何提高证券市场股价信息含量和资源配置效率有较大的政策指导意义.     

大股东控制、融资规模与盈余操纵程度

上市公司中的大股东控制、恶性融资与配股盈余操纵是各界高度关注且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上市公司在配股时既可能正向操纵盈余,也可能负向操纵盈余。本文以配股政策3年净资产收益率要求中最后1年为1999年的196家成功实施配股的A股上市公司1999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就此展开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越强,上市公司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小;控股股份为国家股时,盈余操纵程度较小;预期从中小股东处筹集的资金规模越大,上市公司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小;资金储备压力越大,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小。     

Board compensation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Italian listed compan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orporate ownership, the level of board compensation, and firms’ future performance within Italian listed companies. Board compensation could be related to corporate ownership characteristics, like the type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the separation between cash flow and voting rights, and the presence of shareholders’ agreements. The evidence of high levels of board compensation associated with certain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could signal, in a principal-agent framework, rent extraction by entrenched managers or by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versus minority shareholders; high board compensation, however, could be related to the need to hire directors with higher professional standing and also to the desire to create a network with other companies through the enlargement of the board, according to a social network view. In this paper we disentangle this issue show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ess board compensation and future performance: examining firms listed on the Milan Stock Exchange over the period 1995–2002, we show that board compensation is linked to many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but excess compensation is never positively related to future performance. For founder family firms, in particular, high board compens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a) smaller board size; (b) higher proportion of family members on the board; (c) lower future performance. The whole evidence therefore doesn’t support the hypothesis suggested by the social network view, but is consistent with a rent extraction hypothesis. These results could add new empirical evidence to the recent debate on the need for global remuneration reform. According to our results, some control mechanism and an increase in transparency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schemes could be appropri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