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现代新儒学对君子理想人格的重构

现代新儒学面向现代社会生活,回应如何沟通科学与哲学、智性与德性的问题,援引西方哲学,重新解释中国心性之学,成为重构理想人格的基础。现代新儒家学者多以"知识分子"来对接"士"、读书人,发挥"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并强调日常生活中的职业道德建设,使得以身载道的君子传统在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长点。尽管这种思考和论述有不充分之处,却在拓展儒学价值领域的同时,对文化的民族性、现代文化精神有充分自觉,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和总结。     

方克立与现代新儒学研究——兼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人们一谈起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很自然地会想到方克立先生。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近４０万字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以下凡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一书，比较全面地记载和反映了方先生在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在此略述一二。一、运筹...     

近20年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反思

一、回顾 近20年来,我国大陆学术界对现当代新儒学的研究,成就斐然.这一研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开始的.门户打开以后,海外学者,首先是海外华裔学者,继而是境外港台两地学者纷纷来内地讲学,接着,他们的论文、著作陆续被引进.这当然只是外缘.内在的原因,则是内地学者反思文化大革命,反思"五四"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伤害,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新儒学作为文化哲学的限度

现代新儒学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文化哲学思潮 ,它给处于危机和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视域。正因如此 ,新儒学成为现代汉语言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 ,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中占据着日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 ,必须看到 ,新儒学在文化观念、理论前提和问题意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偏失 ,在文化转型的现实实践中有着不容忽视的消极意义 ,有必要对新儒学的限度进行反思。一、抽象的文化观念文化 ,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 ,也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前提 ,人在对象化活动中创造了文化 ,并在文化的创造中创…     

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的大儒学学说——梁漱溟“世界文化三期论”述评

梁漱溟先生的“世界文化三期论” ,是一种大儒学学说。其基本的思想内容是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 ,通过对于西方、中国和印度的三种不同文化之特质及其各自的文化历史发展的观察、分析和比较 ,提出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表现为三种不同的路向、并依照这三种路向递次演进的观点 ,以及提出了未来的人类文化将是儒学代表的中国文化翻转为世界文化的思想。梁漱溟的这一思想对于后来的现代新儒学所主张的儒学复兴为世界文化的各种大儒学思想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新儒学研究三题

一、确定我们自身的存在 儒学在先秦、宋明和现代的发展乃是针对不同的问 题、境遇而展开的。先秦儒家所面临的是由于社会大变 革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孟上承周文教化,并通 过自己的损益创造,把礼乐法规转化为人自觉的道德实 践,从而奠定了儒家内圣之学的基础;宋明儒家所面临 的是佛老泛滥,儒学衰微的局面,理学诸大师通过对佛 老的吸收和扬弃,重建孔孟道统,将儒学推进到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则是西风东渐,传统 的价值系统不断解体的局面。面对一味“菲薄固有”、自 贼自戕和民族自尊、自信的丧失,以及所谓“文人”、“…     

儒学的层面剖析与重建途径─—论杜维明先生的儒学观

儒学的层面剖析与重建途径─—论杜维明先生的儒学观柴文华，李秀云当代人类意识的流向呈现出世界性和民族性平行或交叉演进的态势。杜维明先生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相互激荡的大背景下，对传统懦学进行了现代解释学的意义转换，使他成为颇负声望的新儒学发展过程...     

儒学如何走向世界?——试论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说

杜维明的"儒学第三期发展"说从儒学第三期的多元背景、如何走出儒学第三期发展误区、从回应中发展儒学第三期、儒学第三期发展之可能性途径等几个方面,为儒学回应现代西方的挑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应,为儒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可能性的途径。杜维明认为,儒学第三期发展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多元背景:首先就是多元文化的时代前提,其次是儒门淡薄的现实,第三是要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最后是要弄清儒学的渊源。在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问题时,杜维明强调有以下误区是必须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中西对比时的强人政策,儒学传统与儒教中国,儒学复兴,汉字文化圈,普遍与特殊的问题。杜维明认为,当我们讨论儒家传统能不能继承发展的课题时,必须回应由西方文化提出来的以下问题:科学精神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问题,宗教情操的问题,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对启蒙心态的反思问题。在讨论儒学能不能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时,杜维明认为有以下的可能性途径:思考模式的问题,学科合作研究的问题,意识形态的问题,文明对话的问题,培养儒家公共知识分子,儒家传统的社会基础。现在讨论儒学第三期的发展问题,就是在全球化与世界化的背景之下来设计儒学如何走出东亚,成为世界的儒学。在回应现代性危机之时,要拿出儒家的资源,开出儒家的药方,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东亚的,也是世界的。     

国际儒学研究的最新动向

<正>近年来,国内外儒学研究有了重大的发展。笔者对国内儒学研究不以妄评,仅对国际儒学研究的五大最新动向加以推介:第一,基于全球语境主义的儒学研究。学者们聚焦,儒家思想能否进入普遍主义、世界主义和全球化语境的时代?古典儒学的现代实践须通过全球化语境来进行诠释。全球化语境主义在传统及现代意义的综合考察中,通过历史和文化来展现变化中的儒家思想;以思想对话     

孙中山与现代新儒家思潮

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关系十分密切。他既注意清除儒家思想已经僵化的躯壳，又努力提炼其中的精华，加以宏扬光大。他从现代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看待并转换传统，使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英明地预见到儒学的现代价值。他在厘清儒学范畴、构想现代儒者人格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建树，因而对于现代新儒家思潮有相当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兴起起了前导和先驱的作用。     

儒学道统思想的发展演变

儒学道统思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观儒学道统思想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大致可分为早期追溯,从伏羲到周公,以文王仁政和周公之礼为代表;从孔子到汉儒,以孔孟仁义之道为代表;从韩愈到程朱陆王,以超越时代的心传说和天理论为代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家,以由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说为代表等几个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由古到今的发展阶段。儒学道统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与传承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和各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体现了中国文化演变与发展的大趋势。     

一个韩国学者的忠告：谨慎对待儒学的“潘多拉魔盒”──《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述评

一个韩国学者的忠告：谨慎对待儒学的“潘多拉魔盒”──《儒学与现代化：中韩日儒学比较研究》述评陆象淦众所周知，关于儒学之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一般说来传统文化与经济一社会发展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的争论由来已久。在中国，从康梁的托古改...     

现代新儒学的主要类型和特征

现代新儒学是中国现代的重要思潮之一。它从类型上可以分为“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学”和“非典型意义上的现代新儒学”,具有立本于儒学、融合中西学术、构建本体论、推重直觉等主要特征。     

台湾当代新儒学研究概述

台湾一直是现 (当 )代新儒学的大本营。现 (当 )代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先生等曾经长期在台湾著述讲学。现在 ,大师均已逝去 ,新一代的大师尚在形成之中 ,学说仍待开展。台湾当代新儒学正处于调整与转型时期。笔者有幸获得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的资助 ,于 2 0 0 0年 10月至 12月在台北东吴大学哲学系做了近三个月的当代新儒学研究。在此期间 ,笔者专门访问了“第三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刘述先先生以及目前在当代新儒学领域表现极为活跃的李明辉、杨祖汉、林安梧等先生。以上诸先生学识宏富 ,思想开放 ,视野开阔 ,堪称牟宗…     

“儒学第三期发展”重思

以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为使命,并相信儒家才是国家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和准绳而形成的一个儒学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之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学第三期标志着其处境和使命的转移。就时段而言,目前所处的阶段依然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开端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当下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大陆新儒家群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使命是对儒家价值的支持和其符合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其具体的任务可以分解为几个方面:第一,儒家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支撑;第二,以公民宗教为导向的儒教建构;第三,制度创新是儒家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使命;第四,儒家要积极地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儒学与浙江文化

1991年10月31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衢州市政府三家联合主办的“儒学与浙江文化研讨会”,在衢州落下帷幕。研讨会进行了4天,有50多名学者出席。与会者向会议提交了关于儒学与浙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并就儒学与浙江文化之关系、浙江文化之特点以及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两宋至明清的浙东学术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开得圆满成功,有力地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学术发展。为了反映这次会议的一些内容,本刊组织了部分学者的笔谈,奉献给读者。     

政治儒学的兴起及其对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

在最近20年间,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空间与舆论空间的开放,也随着中国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反省,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出现了新的开展.政治儒学的发生与发展,就是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在其新开展中所出现的一个有影响的重要现象.     

浅论中日儒学之差异

中日儒学比较，是我们从文化史角度解开近代日本经济飞速增长之谜的一把钥匙。近代日本社会正象明治维新时期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所说，是“论语＋算盘”或“东洋论理＋现代西洋科学技术”的“儒学资本主义”。近年来国际日本学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已经融合成为民族心理和国民深层文化的儒学思想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因此，中日儒学比较，对于探索日本经济发展的深层文化动因，对于挖掘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儒学的合理成分，对于建立既符合我们民族特点。又能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文化价值体系是非常有益的。中国儒家思想公元５世纪前…     

当代新儒学的科技伦理思想——以牟宗三为中心的考察

当代新儒学核心关切是要实现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以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当代新儒学的科技伦理思想,最初就是从对科技的反思中提出的。当代新儒学的基本主张是既要开出科学,又要让科学受到价值理想的指引。牟宗三的思想具有代表性。新儒家认为,从人有限而无限的本质规定中可以得出人与自然的三种关系,由此证成生态伦理,技术困境亦可从中得到启示。从当代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开始,其科技伦理思想更加自觉并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