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约束与解约束:理论与实证

通过将能源和环境污染治理引入生产函数,污染引入效用函数,构建“能源(Energy)—经济(Economy)—环境(Environment)”(3E)系统的内生增长模型,系统地探讨在能源耗竭和环境污染约束下,3E系统解约束的条件以及参数取值与约束“松紧”程度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表明: (1)人力资本是破解3E系统约束的关键变量;(2)时间贴现率的值越大,3E系统的约束越强;(3)可持续3E系统的均衡路径要求边际效用弹性大于1,且伴随着不断增加的污染治理投资份额;(4)高的边际效用弹性强化了能源耗竭约束,却削弱了环境污染约束。更进一步,利用中国的数据对理论模型的一些结果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显示: 中国的3E系统正向良好的方向发展,人力资本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污染治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不显著;区域层面上,东部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明显高于中西部,而能源消费的贡献显著低于中西部。     

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

可持续经济增长的目标是要协调环境可持续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其政策空间在于消除经济当中大量存在的双重政府失灵和双重市场失灵。以可持续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府政策应当把经济政策、环境政策和技术政策有机组合在一起,我国需要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工具的选择和组合。     

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金融成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市场经济就是用市场化的方式配置资源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获得发展总是表现为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实质性增长。然而,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交换经济、货币经济、金融经济。在资源稀缺性的约束下,一国能否借助于技术进步与金融成长,从动态上释放经济发展的能量,使得在同一资源投入条件下实现资源供给的增长,使得跨越自然资源增长的条件约束成为可能,对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基于生产力的实证分析

考察节能减排约束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绩效,利用2001—2010年间中国110个重点城市的气体、液体和固体环境的工业数据,逐步添加资源、环境污染产出和投入等变量,运用基于松弛的序列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力指数等方法测算城市效率、生产力指数和环境生产率,描述中国城市工业增长现状。结果显示: 城市平均效率值是0.705;生产力变动是0.091,其按照效率变动和技术变动分解后分别为0.009和0.082,表明技术进步是生产力的提高动力,能源和环境管理效率提升并未显露;能源消耗、污染排放、污染治理投资是影响生产力测算重要因素;中国城市减排工作的压力要远大于节能工作的压力。     

能源替代与内生经济增长路径研究

后备技术使能源替代成为可能,缓解了不可再生能源的稀缺性约束。在Lucas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不可再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因子,重点探讨了在达到均衡增长路径过程中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考察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数据对理论模型的一些结果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率和可再生能源再生率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而言,人力资本积累率抵消了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效应,而可再生能源的再生性又恰恰弥补了不可再生能源的耗竭性约束,并且可再生能源又是支撑能源持续利用的关键力量;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可再生能源消费显著驱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前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大于后者。     

不可再生资源、碳排放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Romer模型,将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环境污染引入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带有环境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动态最优化方法,求解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得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结果表明,较高的研发效率、充足的人力资本存量、严格的环境标准以及较高的技术清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资源与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污染外部性、可持续发展与政府政策选择──基于内生化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模型

内生化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增长模型的构建,可以系统地分析在污染外部性约束条件下,家庭内生化劳动休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动力机制,揭示政府环境政策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模型结论表明:第一,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和污染减排支出弹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的最优发展战略的必要性条件.第二,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与污染的减排支出弹性越高,环保意识越强,则稳态增长率越高;反之,休闲意识越强,或污染的产出弹性越高,则稳态增长率越低.第三,政府环境政策具有长期的增长效应与环境效应.     

“云能源”效率的内生增长效应研究——嵌套能效提升模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分析

通过动态优化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对建立在“云能源”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内生增长模式进行了理论分析,并结合中国1995-2014年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云能源能通过充分激发个体的能效改进行为推动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显示能源消耗的效率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提高能效水平能显著降低“尾效”(Tail Drag)影响,由此证实在以东部少数省份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受制于当前能源约束,市场机制已经促使能耗效率开始实现内生化提高,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提供动力。     

资源环境视角下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机制研究

为探寻可持续经济增长机制,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构建了以资本、广义人力资本、资源、环境为基本要素的生产函数;构建了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型;确定了增长的范围;对可持续增长各经济变量及资源和环境之间复杂密切的经济关系予以辨析,并对蕴含其中的丰富经济内涵予以诠释。揭示出资源环境等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般规律,揭示出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增长机制,从而更为完整地描述经济增长的原貌,研究结果可用于分析预测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大经济现象,有利于指导经济和社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非合意产出约束下长江经济带能源效率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估算

以废气和废水作为非合意产出,细化测算存在要素替代和不存在要素替代两种情况下的长江经济带省级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和能源绩效效率,分析各影响因素如何影响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和能源绩效效率。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整体上在两种不同非合意产出约束下的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和能源绩效效率均处于不断改进的状态,不同省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以废气和废水作为非合意产出的约束下,长江经济带能源绩效效率整体上大于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说明长江经济带能源环境效率提升的路径在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或污染程度的降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政府干预对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环境效率。     

实施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促进广东经济可持续发展

广东经济发展要求能源可持续发展。但广东能源发展存在常规能源供求矛盾,节能技术、工业结构与能源效率的矛盾,能源消费结构与保护的矛盾等。为此,要制订和实施节能专项规划和标准,建立节能专项基金,对外合作、对内储备,保障能源供给的稳定,加快天然气、核电的生产与消费,调整工业结构。     

西部矿产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矿产资源开发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原有的矿产资源开发存在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大、对环境和生态破坏严重等问题,对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很大困难。因此,必须改变单一资源型经济,变资源优势为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为此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行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的政策,在资源开发由计划调控向市场导向转变的基础上,加强政府对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宏观调控作用,从体制、政策、法律、规划、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保持西部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矿山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

矿山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在于矿山企业利用的是不可再生的耗竭性资源、矿山企业具有很强的效益传递功能和广泛的经济辐射效应以及矿山企业担负有地区经济发展的重任,因此,矿山企业应通过实施资源储备战略、综合开发战略、适度开发战略、安全生产和清洁生产战略以及优化重组战略等实现自身的可持续,达到企业与社会的双赢结局。     

可持续发展与高校生态伦理教育

生态伦理与可持续发展观在形成和社会功能上有密切的联系,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培养当代人的生态伦理意识为前提。生态伦理教育的目标就是使受教育者树立起生态整体的理念,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能源革命——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化石能源的发现和利用使人类告别了农耕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同时,化石能源带来的环境问题和气候问题日益严峻,未来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呼唤人类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这个转变的基础是新的能源革命;对中国环境容量和气候容量的宏观定量分析表明,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粗放的发展方式,推动能源革命;目前和今后几十年间,化石能源仍将是主导能源之一,因此,化石能源的高效、洁净化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但还不是治本的能源革命。包括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对缓解环境和气候问题会作出贡献,但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最多可提高到百分之十几,所以“页岩气革命”或“页岩气时代”的口号在中国并不恰当;能源结构由化石能源为主阶段,经过一个多元结构阶段,转变到非化石能源为主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可再生能源与核能将共同为此作出贡献;可再生能源中,非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将逐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经济性）的提高有赖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地球的支柱能源;中国乃至世界核能的发展虽受到福岛事故的影响,但人类不可能弃核,安全、稳步、规模发展核电是中国的理性选择,从核裂变电站到未来的核聚变电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过程,核能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成为未来地球的另一个能源支柱;中国需要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抑制不合理需求、减少浪费、大力节能、提高能效、控制总量,是中国能源可持续、环境可持续、社会与经济可持续不可或缺的战略;能源革命旨在建立高效、低碳、绿色的能源新体系,是可持续未来的基础,具有全球性又有中国特色,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国际合作空间广阔;同时也是一场国际竞赛,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     

新时代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评估研究

煤价飙升和煤炭供应不足所导致的拉闸限电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也强调了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基于2005—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供应端、需求端和负担力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来综合评价各区域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各省区市能源发展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山东、北京、辽宁、江苏、广东总指数排名靠前，而江西、贵州、宁夏、海南、青海的能源发展水平则相对较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能源发展水平在供应端、需求端和负担力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而西部地区则较为落后；从成因上看，发达地区和人口稠密区的需求端和负担力指数远大于其他区域。为实现最优路径，各区域应从清洁转型、技术转型、战略规划等三方面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产生出发,揭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涵、本质特征及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循环经济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和实践,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模式;进而认为循环经济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作用,体现在它对人类经济生产方式、社会消费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变革的深刻影响上。     

北京市能源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可持续发展模式

能源短缺是当今世界性问题,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对外交往的中心,其能源储备、能源结构、能源使用效率和新能源开发技术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本文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角度,对北京市能源利用状况和特点进行分析,指出北京开发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及战略意义。     

地方可持续发展与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

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地方可持续发展系统内各要素对发展的支撑与保障能力,包括经济发展能力、社会发展能力、资源供应能力及对环境质量的控制能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明确政府角色定位,为地方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主体,从而提升地方可持续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