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特征、生活感知与城乡居民阶层认同 ——基于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根据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的中国数据,描述了城乡居民阶层认同的分布情况,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别考察了职业特征和生活感知两组变量对居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性质差异、工作独立性和工作权威性等就业过程中的个人职业状态和属性对阶层认同具有显著效应,即脑力劳动比重大、独立完成工作任务程度高以及具备管理他人的工作权力更易获致较高的阶层地位认同;个人生活满意度、生活愉悦度和自评健康状况等主观感知与阶层认同也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体现出社会成员不同维度主观体验之间的连带效应.     

多元视野中幸福理论及其对主观生活质量研究的现实意义

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研究代表了当代幸福研究的重要取向,生活质量包括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两个部分,与主观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是主观幸福感。研究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主观幸福感测量问题。主观生活质量测量力图对主观幸福感调查建立起科学而严格的标准,使得幸福测量具有稳定性、可信性和有效性。     

西部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以昆明、兰州为例

在对西部城市昆明和兰州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别;某些个体特征差异(如文化程度、就业状况和个人收入)对人们的满意度差别有一定的解释力,而另一些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则没有解释力;工作、消费与公共政策满意度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总满意度的较为重要因素.     

多元视野中幸福理论及其对主观生活质量研究的现实意义

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研究代表了当代幸福研究的重要取向，生活质量包括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两个部分，与主观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是主观幸福感。研究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主观幸福感测量问题。主观生活质量测量力图对主观幸福感调查建立起科学而严格的标准，使得幸福测量具有稳定性、可信性和有效性。     

西部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比较研究——以昆明、兰州为例

在对西部城市昆明和兰州I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别；某些个体特征差异（如文化程度、就业状况和个人收入）对人们的满意度差别有一定的解释力，而另一些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则没有解释力；工作、消费与公共政策满意度是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总满意度的较为重要因素。     

经济发达地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多重影响因素——基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调查

休闲活动状况、公共生活以及社会比较是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2008年CFPS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调查数据显示,休闲活动对于主观生活质量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但是某些休闲活动对主观生活质量的作用其实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公共生活作为影响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以后的研究中不应该被忽略;社会比较对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具有十分显著的解释力。     

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研究——以洛阳市为例

通过对洛阳市358名城市居民的实证调查发现:洛阳市城市居民的整体生活满意度较高;从工作现状、居住环境、家庭生活、家庭收入、人际关系、业余活动、家人的健康状况、生活城市、心理状态、预期目标的达成程度10个主观幸福感的具体维度来看,洛阳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较高,但是在具体满意度幸福指标上其高低存在较大差异,满意度最高的是家庭生活,满意度最低的是家庭收入。建议采取如下措施提升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科学的城市发展目标;以和谐社会建设为契机,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建立健全合理的社会发展主观指标;以中原经济区建设为载体,不断优化城市社会环境;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利益调整机制。     

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发展及其研究

生活质量主要体现为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包含人们对生活的幸福感体验与满意度的主面指标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流行,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生活质量主观指标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并在80年代以后逐渐趋于成熟。一些国际组织都采用了主观指标或建立了自己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质量。作为主观指标发源地的美国,在其研究与应用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欧洲一些国家紧随其后,亚洲也开始了对人全面关怀的步伐。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老年人口的核心问题是生活质量问题,对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关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基于杭州市城乡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具有更强烈的主观幸福感.子女孝顺是影响城市和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经济状况、对社区工作满意度、婚姻、性别等也是共同影响因素,但影响程度在城市和农村间存在差异.此外,在城市模型中,自我照料程度、子女个数等个人特征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在农村模型中,经济来源、对权益受侵害后的处理方式等经济和社会保障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总之,城乡老年人对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不同,城市老年人已侧重于对精神的需求,而农村老年人首先还需要物质的满足.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概念释义与辨析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教师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对工作生活整体状况以及工作特性、工作环境、薪酬福利、组织管理、职业晋升、专业发展等工作生活各维度的主观感受与评价。作为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复杂范畴,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不仅与教师主观幸福感、工作满意度、精神生活质量等相关概念存在着差异,也和教师教学生活方式、教学质量等范畴有所不同,因而需要区别开来,通过进一步比较分析揭示它们之间的异同,以加深对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这一概念的认识与理解,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提升提供参考。?更多还原     

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发展及其研究

生活质量主要体现为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包含人们对生活的幸福感体验与满意度的主面指标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流行。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生活质量主观指标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并在80年代以后逐渐趋于成熟。一些国际组织都采用了主观指标或建立了自己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质量。作为主观指标发源地的美国，在其研究与应用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欧洲一些国家紧随其后，亚洲也开始了对人全面关怀的步伐。     

都市农民工休闲生活特征及其成因——基于上海市农民工的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收集第一手资料,用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测度了来沪务工农民的休闲生活特征。客观上,工作时间长与收入低决定了沪上农民工平时缺乏闲暇时间,而且其闲暇活动形式少,层次低。企业供给缺乏动力,政府供给不足,市场供给被忽略,交往方式单一、社区融入性差等导致农民工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的休闲生活;主观上,沪上农民工已经具有一定的休闲需求,但是对休闲生活的满意度比较低。贫乏的休闲生活造成了农民工幸福感低下、消极怠工、心理失衡和行为越轨等问题,而从政府、企业、个人三管齐下是解决问题的主要路径。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来自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证据

经济增长和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国民福祉，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我国民生领域的重要工作之一。基于2016～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的主观生活质量。采用稳健性估计与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互联网使用对不同老年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社会网络是互联网影响老年人主观生活质量的中介变量，即互联网使用通过维系和扩大老年人社会网络提高了主观生活质量。因此，应加快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能力，进一步强化互联网使用对老年群体的幸福激励作用。     

女大学生生活压力研究

以自编男女大学生生活压力问卷为研究工具,随机抽取了6所高校822名大学生,其中女大学生434人为被试,调查女大学生的生活压力和心理健康水平的现状,研究结果表明:女大学生中发生率最高的生活压力事件是想家、思念亲人;女大学生的总体主观生活压力与男大学生没有显著差异,在自我身心方面的主观压力显著大于男大学生,九类主观生活压力平均水平都在"较轻"和"中等"之间;女大学生生活压力综合指标排序前十位,主要集中在前途与发展和个人学业这两个方面.     

本地休闲、外出旅游对生活质量影响差异研究

探讨外出旅游与本地休闲对大学生的生活质量影响差异。结果表明,本地休闲未显著提高参与者总体生活质量,但与未参与者相比,未使其感知更低的总体生活质量;外出旅游在总体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参与者的生活质量。而在具体生活领域中本地休闲和外出旅游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本地休闲能显著提高参与者在亲属关系上的主观幸福感,而外出旅游能显著改善参与者在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具体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最后提出了相关建议。     

主观生活质量测量中的赋权争议

满意度测量的赋权问题一直是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中的技术难题。学术界就等权重法与不等权重法的适用问题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本文结合该问题的前沿研究,对这两种研究思路展开深入介绍,希望能够为中国生活质量研究的主观测量提供有益借鉴。     

经济发展与主观生活质量--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比较研究,以三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比较分析了三城市居民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差异以及个人月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海居民满意度最高,广州其次,而北京最低;同时还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个人月收入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不如想象的那么大,人均GDP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多维度视角下社会组织的农村反贫困效应

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反贫困是现代社会通用模式。基于2017年度全国低收入家庭调查微观数据,运用Logistic和Probit回归模型,从服务可及性、主观贫困、未来生活信心三个维度对社会组织的农村反贫困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反贫困工作过程中存在社会服务种类少和社会服务可及性低的“双低困局”,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社会服务可及性顺次降低的区域非均衡发展问题,其反贫困效应受到严重制约。实际上,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不仅能够显著降低农村贫困人口主观贫困,而且能够直接或通过主观贫困的中介作用间接地提高其未来生活信心。社会服务反贫困效应显著,凸显其作用的关键性。然而,残障康复、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不同类型社会服务的反贫困效应不同,凸显其影响的类型性。同时,社会服务对不同家庭类型贫困人口主观贫困和未来生活信心的影响效应也不尽相同,凸显其效应的家庭结构性。所以,必须根据社会服务的类型属性及家庭特征,采取相应对策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反贫困工作可持续发展。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三个相关因素的调查与分析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在心理学中,幸福是由需要、认知、情感等心理因素与外部诱因的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状态,而主观幸福感则是专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伴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主观幸福感逐渐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课题,以已往研究来看,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家庭,生活事件等一些因素有一定的相关,本文正是从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和自编主观幸福感相关三因素量表对内蒙古民族大学200多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实证性的考察了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三个相关因素。     

经济发展与主观生活质量——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比较研究，以三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比较分析了三城市居民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差异以及个人月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海居民满意度最高，广州其次，而北京最低；同时还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个人月收入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不如想象的那么大，人均GDP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