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空间权

空间权是一种新型权利,空间权法理是传统土地所有权理论的新发展。空间权与土地权利的关系密切而复杂,准确恰当地定位两者的关系是空间权研究的核心问题。     

浅议死刑犯的权利

自然人在死后产生两项道德权利与习惯权利——身体权与丧葬权,死刑犯作为死者中的特殊群体,死后亦应当享有这两项权利。从权利属性而言,死刑犯的身体权与丧葬权为死者生前人格权的延续,具有人格权与物权兼具的特殊属性。从权利位阶而言,身体权与丧葬权关系密切,丧葬权从属于身体权。死刑犯的身体权与丧葬权具有深厚的社会伦理基础,亦符合法律逻辑的题中之义,为解决现代中国死者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现实法律问题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方向,尤其对于解决死刑犯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法律问题提供参考。     

"劳动三权":构筑现代劳动法律的基础

现代劳动法律发展的重要标志是重视对集体劳动关系的规范和调整。以团结权、集体谈判权 和争议权为基础的集体劳动权利体系,构成了现代劳动法律的基础。"劳动三权"的核心是集体谈判权,团结 权和争议权的目的均是为了集体谈判。团结权是集体谈判权的前提和基础,是进行集体谈判的"先行行为"。 争议权则是实现集体谈判权的辅助性权利,是保障集体谈判得以开展的压力手段。     

自然资源利用权对民法物权理论的新发展

自然资源利用权是一组新兴的权利群,其权利类型包括水权、探矿权、采矿权、养殖权、捕捞权、狩猎权、采伐权以及放牧权等。自然资源利用权与传统用益物权有很大的差异。自然资源利用权与其他权利的关系也亟待协调。自然资源利用权催化民法物权理论发生变革: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物权法的价值之一;应该从客体的角度对我国的用益物权进行分类;物权客体特定原则与不动产的含义应重新理解。     

宅基地资格权的法律内涵及实现路径

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应将明确宅基地资格权的法律内涵置于首要位置。宅基地资格权性质廓清的前提在于理解农民与集体所有土地之间的总有关系。总有关系呈现出清晰的团体法脉络,成员权产生于团体内部关系中,与团体性密切相关,我国集体成员权解决的正是集体所有权主体内部成员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应将成员权理论纳入集体所有权关系中考察。将宅基地资格权定性为成员权有利于完善我国集体成员权利体系、明确“宅基地使用权”的权利属性以及宅基地流转权能的实现等。宅基地资格权的实现应从明确宅基地的分配主体、建立合理的宅基地退出制度、建立健全宅基地资格权登记制度等三个方面展开。     

被遗忘权初探

被遗忘权是网络时代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权,由自然人享有的一项新颖的权利。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自然人有权要求信息控制者删除其信息并停止传播的权利。被遗忘权是隐私权的延伸,属于隐私权的范畴。为了保障和有效实施被遗忘权,需要明确被遗忘权的范围和边界,并协调好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基本经济自由等权利的关系。被遗忘权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虽然作了粗略规定,但为了适应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需要在借鉴欧盟、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对被遗忘权规范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我国被遗忘权的法律保护。     

被遗忘权初探

被遗忘权是网络时代为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权,由自然人享有的一项新颖的权利。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自然人有权要求信息控制者删除其信息并停止传播的权利。被遗忘权是隐私权的延伸,属于隐私权的范畴。为了保障和有效实施被遗忘权,需要明确被遗忘权的范围和边界,并协调好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基本经济自由等权利的关系。被遗忘权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虽然作了粗略规定,但为了适应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需要在借鉴欧盟、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对被遗忘权规范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我国被遗忘权的法律保护。     

知识产权法中物权理论的应用

在“物必有体”的传统民法原则掩盖下 ,权利客体具有无体性的知识产权当然地被排除在物权范畴之外。然而 ,在将知识产品与物、知识产权与所有权对比后可以发现 ,知识产品与物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知识产权从属性上讲与物权并无牛氐牾之处。因此 ,以是否“有体”作为划分物与权利标准的做法已经不合理了 ,而应以“纯粹客体性”和“实在性”取而代之。在此基础上 ,应当以知识产品为中心 ,参照物权体系构造一个大于知识产权的知识产品权体系 ,以加强对知识产品权的保护 ,完善民法和知识产权法的理论体系。     

论空间利用权作为独立权利的基础

空间权(space right或development right)产生于19世纪以后,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为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空间权制度的研究关系到对空间的开发利用.与我国空间利用热火朝天的现状相反,我国大陆有关空间权的立法凤毛麟角,理论研究亦未向纵深发展;在我国至今尚无相对完善的立法,亦未形成任何判例规则,这种情况与我国空间利用的现状极不适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空间利用权是否应作为独立的权利类型进行理论概括与阐述,从空间利用权独立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及与相关权利的关系三个层面论证,空间利用权应当作为独立的权利类型.     

论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碳排放权具有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和控排企业私人财产利益的双重法律意义,因市场机制必须经过政府管控才能发挥减排效用,所以碳排放权受到行政规制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政府没有干预碳排放权中财产利益的目的,碳排放权本身也没有对抗政府规制之意,因此,以权利受到行政规制为由认定碳排放权具有公法属性不符合公权利的定义。初始分配和清缴配额环节的公法属性或源于政府对配额的管理,或源于行政法律义务,但都无关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除了可交易性特征,碳排放权对控排企业支配配额财产的保护,碳排放权法律关系的自愿性和平等性都表明了碳排放权是私法权利。     

权利边界、冲突及其衡平

权利内在逻辑上交叉重叠,使得在义务不确定、权利边界模糊之处易发生权利冲突,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体应有权利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冲突、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因此,要以不危及政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不损害社会公正、不影响社会协调等导向确定权利边界,并将权利冲突控制并衡平在合法、合理、适当的边界内。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语境下的环境权探究

环境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散见于一系列人权公约当中。它分散在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有关的人权公约中,也存在于同经社文权利相关的公约中。在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相关的公约所规定的一些权利中,潜含着环境权或者环境保护的内容。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家庭和财产不受干预权、公正审判权和信息自由权。这些权利的存在,揭示了人权与环境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适当的环境,良好的环境能够让人权得以更加充分地实现。     

从我国公民社保权的实现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传统意义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基本依赖于政治权力自上而下的推动。在以保障民生、重视民权的今天,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也应从确保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为切入点,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来予以实现。现以我国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为视角,探讨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并提出通过建构公权力管理和私权利自治相结合的思路来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设想。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权观

在人权的特性、内容、享有主体以及与主权的关系等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坚持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的统一、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人权与主权的统一。与西方传统人权观相比,这一人权观充分彰显出自身的特点,更具科学性和实践性。现阶段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推动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权事业顺利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劳动权的位阶与权利(力)冲突

劳动权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生存权)和宪法性权利,是一项在权利体系中具有上位效力层次的重要权利,当它与其他权利(力)发生冲突时,应受到法律的优先保障.对于劳动权与公权、私权、其他社会权之间的位阶关系及权利(力)冲突,应本着基本人权(生存权)优位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利益衡量、社会正义等原则予以协调和化解.特别是在劳动权与经营权的冲突解决中,我们应遵循生存权优于经营权的法理.     

农民新市民权利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权利的保护要建立在权利细分研究的基础上。以农民新市民的概念界定与权利解析为切入点,分析农民新市民法律权利保护缺失的原因:新市民民主诉权缺失、人身损害受偿权差别对待、劳动权益缺失、社会保障权益缺位、新市民子女教育权缺损。据此提出农民新市民权利保护的法律对策建议:保障新市民平等的民主诉求权利,保障新市民平等的劳动权利,保障农民新市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保障新市民的公平教育权利,努力实现对农民新市民各项权益的法律综合保障。     

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倾斜性权利配置研究——以利益和利益机制为视角

在当前社会权利配置过程中,农民群体由于自身的弱势性以及其他外部社会原因导致其正当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然而,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农民的正当利益为对农民进行倾斜性权力配置提供了内在的法律基础,使其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现阶段农民增收坚持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农民利益诉求。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利益保护必须坚持“促生原则”,即通过组织促生、经济促生和主体促生来提高农民在利益博弈中的力量,实现农民的主体作用,使农民以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正当利益,从而真正实现农民权益的保护。     

论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股权

股权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民法中的物权和债权且与公司财产所有权相伴而生的独立的权利。在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改革的过程中,股权的正确认定可为经营权重新定性,为公司法人所有权在理论上铺平道路。这是股权最大的价值所在。此外,股权对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为投资者获得收益提供一些理想途径。最后,股权的扩大化还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组织效率,强化国有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     

环境法学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以环境权研究为中心

环境法的法律属性决定了我们在环境法学研究中注重创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法学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中带有共性的思维规律和知识体系的揭示。当下的环境法和环境权研究中的一些分歧反映了在环境法学研究中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选择。环境法学研究应当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主导,以环境权研究为例,从个人主义方法论研究进路出发,首先应当突出公民个人环境权在环境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它是其他类型的集体环境权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后民法典时代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

尽管我国《民法典》第110条未明文列举生育权，但其条文内容的开放性为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提供了制度空间。生育权的正当性源于其自由价值，当下我国生育观念在保留传统家文化的同时，也基本完成对生育自由价值的吸纳。随着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公法对生育权的合理规制不构成对私法上生育权成立的阻碍。尽管生育行为须男女两性配合完成，但关于是否生育的选择本质上由个人作出，故生育权归属于作为个体的自然人，而非作为整体的夫妻。其中，即使男性在生理上无法孕育子女，但因其妻是否妊娠直接关乎丈夫的家庭规划，所以丈夫也有参与决定是否生育子女的权利，这在人类辅助生殖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故男性也属于生育权的主体。生育权与身体权、健康权存在本质差异。虽然对生育权的行使往往落脚于对自己身体的支配，但正如婚姻自主权、缔约自由权早已从“行动自由”这一兜底性权利中分化出去一样，生育权也因具有极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而应与身体权区分开来。生育权与健康权的区别较为明显，前者是自由性人格权益，而后者是物质性人格权，且两者价值追求也截然不同。生育权具有典型公开性，社会认知对于生育自由的重要性早已达成普遍共识；从对现有裁判文书的梳理来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