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赋论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文人五言诗成熟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抒情小赋成熟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赋家,以曹植、曹丕、王粲、徐干最负盛名,留存至今的作品也最多,大抵都是抒情咏物小赋。四人中,王粲作赋较早,成名较早,对曹丕、曹植的小赋创作有直接影响。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又在《典论·论文》里推赏他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等作“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在《诠赋》中,又将他列为“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之首:从这些与王粲同时及稍后的著名文论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王粲在当时赋坛所具有的特出地位和影响。     

哀辞初探

哀辞(或写作哀词),是古代哀祭文的一个大类。刘勰在《文心雕龙·哀吊》内把哀辞的起源一直追溯到《诗·秦风·黄鸟》,他指出:“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枉,《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黄鸟》的内容是哀悼奄息、仲行、针虎三人为秦穆公殉葬一事,是以诗的形式抨击秦穆公、哀悼三良的作品。宽泛地讲,《黄乌》诗可以当作哀辞看待;严格说来,《黄乌》诗不能划入于哀辞的范畴。因为,     

汉魏六朝赋断论

关于赋的渊源,是目前赋学研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传统的方法是,认为赋源于《诗》,赋的美刺讽谏的宗旨出自《诗经》的传统。“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国《两都赋序》)“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为封建社会历代赋论家所宗,这还     

王粲赋论

<正> 曹丕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与吴质书》)在建安七子中推崇王粲的辞赋。刘勰说:“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把王粲列为魏晋八家赋的第一家。王粲在赋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重视与肯定,是有道理的。王粲是建安时代辞赋发展转折阶段的第一位赋家,他的赋全面展现了情感在作品中的地位,显示了从汉大赋向抒情小赋发展的崭新风貌。王粲生活的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难     

《惜诵》等篇“乱辞”考辨

许学夷《诗源辨体》及近世一些人认为《九章》中《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四篇非屈原所作,其理由之一是这四篇都无“乱辞”。我认为此说是站不住脚的,现考辨之。《楚辞》中的“乱曰”,即《荀子·赋     

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索——从扬雄否定大赋谈起

<正> 赋正式形成于汉代也兴盛于汉代,这似乎不存在什么异议了。《汉书·艺文志》于“六艺”、“诸子”之外,昭然别立“诗赋”一门,可看出汉人对辞赋的特予重视;《汉书·艺文志》收列“歌诗”314首(包括“乐府”),而赋为900余篇,后者数量约为前者两倍之多,更表明了汉人作赋的热情和踊跃。《文心雕龙·诠赋》篇称:赋之于汉“蔚成大国”;又说:“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按班固已有类似的话)看来都并非夸大之辞。然而,使人困惑不解的是,正当汉赋发展大骋其势、成绩可观之际,却猝然响起了否定赋作     

赋体源流辨

“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固首创这种赋体源流说以来,历代辞赋评论家大多沿袭班固的说法。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把赋看作“六义附庸”。宋人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清人程廷祚也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直至晚近,仍有些论著坚持这种说法。如有个辞赋的选注本说:“《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     

略论汉赋繁荣的社会背景

<正> 赋作为在先秦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的特点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而这一时期的荀子和宋玉是赋体文学的奠基者,所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赋到了汉代成为最流行的文学样式,后人便把它同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称之为“汉赋”。而作为汉赋典型的则是那些专门以帝王贵族宫苑和田猎游宴为描写对象的所谓“汉     

试谈李东阳的辞赋

<正> “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的赋体,极灿烂于西汉,八代唐宋也迭耀异采,降至元明而相形失色,于一般文学史中几乎无得而称。然而试检明人文集,大都仍列辞赋于显著地位,数量也不亚唐宋诸贤,极沙拣金,未尝没有瑰宝。我们常震眩于元明新兴戏曲小说的巨大成就,对其时传统形式的诗文已少注目,渊源于楚汉的辞赋更被忽视。《李东阳集》有辞赋18篇(《历代赋汇》另收有1篇),在明列集中并不     

古典名著笺注今译商兑二题

古典名著笺注今译商兑二题相隆本“赋颂”犹之“赋”与“颂”乎《文心雕龙·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消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倍旧章矣。”周振甫先生《文心雕龙今译》译为：“……这时赋和颂首先得到发展，所以比喻手法象风起...     

《荀子·赋篇》包括荀卿不同时期两篇作品考

《荀子·赋篇》在文学史上首先以“赋”名篇,时间介于楚辞与汉赋之间,若干年来,引起了文学史家的注意。但是,一般的著作和论文只着眼于它的篇名进行概括的评说和笼统的比附,以说明楚辞的发展去向和汉赋的渊源,对几个根本的问题则鲜有涉及。因而,在阐述、揭示我国诗歌辞赋由春秋战国向汉代的发展轨迹方面,也就难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关于《荀子·赋篇》有三个问题必须弄清:一、它到底包括几篇?二、其中所含各部分是否都是“赋”?三、它们分别作于什么时期?或者说,它们是不是如有的人所笼统说的,都     

班固汉赋“四分法”评析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是现存最早的文学目录 ,主要著录屈原以来至西汉的诗歌以及辞赋作品 ,其中著录屈原、宋玉、荀况及秦代、西汉辞赋共计七十八家 ,一千零四篇。除先秦的赋家赋篇外 ,有汉赋七十二家 ,九百四十篇 ,分为四类 :屈原赋 (共计二十家 ,三百六十一篇 ) ,陆贾赋(共计二十一家 ,二百七十四篇 ) ,孙卿赋 (共计二十五家 ,一百三十六篇 ) ,杂赋 (共计十二家 ,二百三十三篇 )。《汉书·艺文志》是班固在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完成的。班固在《艺文志·序》中明言 :“至成帝时 ,以书颇散亡 ,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     

《文心雕龙·总术篇》新探

<正>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总术》云:“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以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也。”我们认为,此说对《文心雕龙·总术篇》的研究,至少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其一,自此以后,《文心雕龙》研究者普遍认为《总术》乃《神思》至《附会》即通常所谓创作论的总结。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总术》谓:“本篇以总术为名,盖总括《神思》以下诸篇之义。”这显然与黄侃同旨。又如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总术》亦谓“本篇统摄神思至附会所论为文之术”。其他各家也普遍认为《总术》乃创作论的总论或总结。其二,黄侃以为《总术》只是对《神思》至《附会》所论问题作一总的强调,而没有提出其他的所谓“总术”,但因其“说犹未莹”(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总术》),而后来的研究者更以为《总术》确无特殊的重要意义,因此《总术篇》在《文心雕龙》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这两点都有必要重新研究,以求正确认识“总术”论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意义。     

从赋体的多元特征看辩证的文体论思想之产生

一、“体兼众制、文备多方”说的提出萧子显通常是以其《南齐书·文学传·论》见称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而他在《自序》一文中提及的“体兼众制、文备多方”之说所蕴含的文体论思想及其地位,则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体兼众制、文备多方”之说是由赋体创作所引发出的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萧子显《自序》云: 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显传》例) 据《梁书》本传记载,萧子显“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结合上文“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之自述,更可见《鸿序》是萧子显在生前就颇有影响的一篇赋体作品。尽管这篇作品早已亡佚,我们无法考     

《赋体源流辨》驳议——与李伯敬同志商榷

李伯敬同志《赋体源流辨》一文对于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赋源于诗说提出异议,认为后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把赋说成“六义附庸”、宋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以及直到晚近流行的赋体源于诗六义说,都沿袭班固,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李文首先引范文澜同志在《文心雕龙·诠赋》注解中一段话作为依据。范注驳斥赋体源于诗六义说是很有力的。但并没有就     

唐太宗诗文创作活动略论

一、唐太宗诗文创作的基本内容唐太宗"博览群书,总其宏纲,殆及万卷,道文丽藻,一时冠绝".甚至"诗笔草隶,卓越前古.至于天文秀发沈丽高朗,有唐三百风雅之盛,帝(太宗)实有以启之焉".他的诗文、书法造诣颇高,是初唐的杰出政治家、诗人和书法家.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四》载."太宗文集四十卷";《全唐文》有文卷七卷;《全唐诗》有诗一卷六十九首;《文苑英华》有文六篇,赋四篇,诗五十六首;《全唐诗外编·续补遗》卷一,诗二首;《初学记》有诗文七十五篇;其余散见其他古籍文献中.其主要作品有"威凤之赋,积翠之咏,庆善有     

试析刘勰论赋的几个观点

赋为非诗非文、似诗似文的一个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样式，自先秦产生以后，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日益发展而兴盛一时。在此期间，虽然有不少人，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曹丕等，对赋发表过种种的看法和见解，但多是较为零碎、片断的议论。真正对赋体文学开始进行专门研究，并在理论上作出较为全面、系统阐述的，则是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设《诠赋》篇，集中探讨了赋体文学。另外，他在其他篇中，如《群骚》、《时序》、《夸饰》、《才略》等，也涉及了赋的问题。这些构成了刘勰颇为完整的赋论体系。刘勰在《文心雕…     

汉颂——论班固《东都赋》和同时代的京都赋

<正> 汉代最宏伟的诗篇是京都长赋。在萧统和其门客所编的《文选》中,赋被排为第一种文体,而赋的第一类即为“京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又被列为首篇。萧统如此看重京都赋,大概是吸收了著名理论家刘勰的观点。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认为,赋中类似以京都、宫殿、苑囿、畋猎为主题的篇章,其功用是“体国经野”。这一叙述,本来自《周礼》首章《天官冢宰》,它反映了赋的思想,即不管什么题目,赋最关心的是国家,广而言之,就是王朝和帝国。因此有关京都的赋比有关游历     

屈原会称颂并自拟于伍子胥吗?——答刘青松同志

1981年,我在《南京师院学报》(第四期)发表了一篇《屈原赋辨伪》,指出《楚辞·九章》内的≤涉江》、《悲回风》和《惜往日》三篇乃屈赋中的赝品。抛砖引玉,今天读到了刘青松同志的商榷文章《<涉江>不是屈原的作品吗?》(《学术论坛》1982年第6期),实在非常高兴。刘文未提及《悲回风》和《惜往日》,笔力专注于《涉江》,不知是否也同意拙见,即如宋·魏了翁所云:“《回风》《惜往日》,音韵何凄其!追吊属后来,文类玉与差。”(《鹤山渠     

从《文选》的抒情赋看萧统的文学观

赋体文是由《诗经》中“赋”的表现手法演化而来的。《文心雕龙、论赋》指出：“《诗》有六义，其二日‘赋’。‘赋’者，销也；铺采擒文体物写志也。”认为赋是体物写志的，这个概括很精当。“物”、“志”范围很广。《文选》赋类前面放的“京都”、“郊祀”、“耕籍”、“畋猎”、“宫殿”类所写的“物”是指与帝王生活有关的物，抒写的是合于帝王好大喜功的“志”。除此之外，更能打动人心，流传久远的恐怕是那些描摹一般景致、不太追求比并寄托、不重经国体野、更重作者个人情志的小赋。这类赋，《文心雕龙·诠赋》在大赋后讲：“至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