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精神健康——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问题在当今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本研究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精神状态欠佳;影响其精神状态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社会交往层面,其中群体性交往尤为重要.研究认为,从根本上根除“流动劳动力体制”是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关键.在现有条件约束下,通过国家、企业和社区的协同努力,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性群体交往并进而增强其对城市的社会认同,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可行途径.     

手机: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选择——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的文化和心态解读

本文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手机消费为切入点,将珠三角地区的社会生态环境(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工厂和城乡二元壁垒在社区生活中的再现)和新一代流动民工对这种环境的认知作为分析起点,以现象学社会学的“生平情境”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指出新一代流动民工手机消费被他们赋予了消费之外的意义。而对这样的意义加以阐释有助于我们解读他们在珠三角地区生存心态的特征。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内在积极性何以被激发：一个案例研究

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成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力量,其发展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和现实发生条件。随着我国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和农村产业基础的日益夯实,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在部分地区逐渐完成从“退回来”(被迫式返乡创业)到“跑回来”(主动式返乡创业)的转换。近年来,处于珠三角经济辐射带的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通过减少和消除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信息、成本和能力障碍,激发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内在积极性,为提炼政府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逻辑提供了重要的案例研究素材。     

我国“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的制度瓶颈及对策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我国曾出现“民工潮”，本世纪初又有了“民工荒”。“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越 来越多地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国改革的成效。在“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的过程 中，制度成为关键因素，并且是主要的瓶颈#如何跨越这个障碍是能否实现上述转变的关键。通过分析中国“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的制度瓶颈，以及对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剖析，来探索如何跨越这个瓶颈。     

关于订单农业发展的思考

订单农业是近年在我国悄然兴起的一种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国家、省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对订单农业的发展非常重视,我国《“十五”计划纲要》和朱镕基总理关于该纲要的报告中,鼓励采取“订单农业”等形式,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企业和科研单位带动农户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订单农业,对当前农业产业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如何加快订单农业的发展作出探索。     

劳动权益的地区差异——基于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外来工的问卷调查

如何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保护外来工(农民工)权益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外来工劳动权益的现有研究中,地区差异是一个尚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议题。依据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外来工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分析发现:在31项有关权益保障的重要指标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有22项存在显著差异,除工伤保险和带薪休假外,其余20项,长三角均好于珠三角地区,特别表现在工资水平、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购买率和工作环境等方面。在控制人力资本和企业特征之后,两地仍然存在重要的地区差异。引起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珠三角最低工资标准低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劳动合同法》的落实力度不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企业中本地人所占比例较长三角地区低,人口密度和结构影响了企业管理制度。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企业更多采用人情型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主要不是通过企业所有制性质来体现,而是与本地工人比例密切相关。尝试用地域—社会—文化的解释思路,并以地方公民身份等概念观照影响劳动权益地区差异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对问题的把握。     

我国农民工维权NGO现状及困境——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农民工维权NGO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为前提,由于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侵害却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得不到足够的保护而产生的.农民工维权NGO属于政治默许NGO范畴.从其产生途径来看,包括农民工"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草根农民工NGO和由社会精英倡导"自上而下"的农民工维权NGO.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维权NGO来看,这些机构都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获得企业法人资格.它们主要为农民工提供各种维权方面的咨询和服务,包括工伤咨询、工伤代理等.此外,它们还为农民工提供工作信息,举办文娱活动,提供职业培训,探访工伤工友,法律政策宣传等.目前我国农民工维权NGO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组织身份合法性以及与这个相联系的经济资源和人才三个主要方面.     

城市里想飞却飞不高的小鸟——“90后”农民工的心理困惑及解决对策

现如今，“90后”农民工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群体中的主力军，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代表。对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特点和对待城市生活全新的态度。当然他们面临着融入城市难的困惑、内心自卑、孤独的困惑和工作能力不足的困惑等。力求挖掘“90后”农民工身上的特点，分析其内心存在的困惑，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让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更加充满希望。     

生态视角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证研究——基于三大城市群比较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协同发展仍有较大差距。至2019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是高度协同状态，而京津冀城市群是一般协同状态。京津冀城市群中生态子系统和科技子系统发展不协调是造成复合系统协同度低的主要原因。其中，R&D人员量、科学技术支出、有效发明专利数、规模以上高新企业个数、森林覆盖率序参量对复合系统协同度敏感性高。未来，应着力推进产业生态化，打造绿色增长极；全区域人才与科技联动发力，由虹吸改为辐射；构建一体化机制，重点提升河北地位。     

“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

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和利益结构加快调整的背景下,农民工群体步入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8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和生力军。“80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包括身份认同、对城市的认同、对乡土社会的认同和未来归属认同四个方面。应从政府、企业、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努力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建构出一个基于公平机会之上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制度。     

大众媒体对农民工群体的形象构图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由于其流动性、分散性和不容易组织集中的特点决定了他们成为了弱势群体。自这个群体出现开始，他们就因其特殊的身份成为了广州各个大众传媒中的主角之一。从“农民工”这一背着历史包袱的词语出发，到“农民工形象”再现于不同的媒介之中，被不同取向／立场的传媒所叙述，获得了不同的指认方式。     

珠三角三大都市圈竞争力与发展定位研究

随着珠三角一体化的加快,目前在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都市圈.本文综合分析三大都市圈的竞争力,分析各自的优劣势,探寻各自未来的发展定位,为更好地推动珠三角一体化提供有益的支持.     

制度、激励与行为：解释区域环境治理的多重逻辑——以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但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成效差异明显。为探究中国情境下区域环境的有效治理机制，本文选择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案例，构建“制度-激励-行为”分析框架，从多维视角分析珠三角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与环境治理逻辑。研究发现：为实现环境善治，需要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源头控制与末端监管两手抓，形成以经济激励为基础、压力激励为补充的双重激励环境，并充分动员政府、公众与企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进程；企业缺位、社会监督力量薄弱、地方政府激励不足、治理手段单一等是影响区域环境治理难以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作为区域环境治理的范例，探索与分析其治理逻辑，对完善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从生产主体到消费主体:消费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建构——基于珠三角地区的分析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对创造认同和身份建构的影响日益凸显。以珠三角地区为分析样本,考察作为一个职业阶层的农民工群体,在乡城流动背景下新老代际间的群体结构转型与身份建构。研究表明,农民工在乡城流动背景下,经历了从生产主体到消费主体的结构变化。与此同时,珠三角大都市的消费主义巧妙地融入到了现代城市生活的消费世界,冲击了这一群体传统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激发出青年农民工内心中的消费欲望,为之提供了新的生活参照,使之由生产主体向消费主体转向。消费开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主导形态,同时也作为一种去"农民工"身份的主体行动,强化着他们体验、想象和建构新身份的主动选择。     

城市融入进程中的捉民工传媒话语缺失与重构

农民工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为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迈向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须要让更多的农民工融入到城市中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离不开大众传媒发挥的独特作用。现实上,农民工存在传媒“话语”的缺失,这造成了农民工的“集体无语”并影响了市民对于农民工的认识。因此,需要重建农民工的传媒“话语”,促进农民工快速融入城市社会。     

农民工犯罪现状及预防对策

我国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90年代初开始,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打工谋生,如今已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经常让人联系到“农民工问题”,其中就包含着农民工犯罪率上升问题,社会对之非常关注。从介绍农民工犯罪的现状入手,对农民工犯罪的若干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一些解决和遏制农民工犯罪的方法。     

社会网络变迁背景下进城农民工社会资本构建研究--基于2010年CSSC贵州项目数据

基于2010年CSSC贵州项目数据，以网络结构观和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为理论关照，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发生了变迁，主要是由作为人情网的“强关系”和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共同构成。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网络的作用形式突破了以提供人情为主的方式，有效地加强了信息的传递作用。而有效拓展和推动进城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变迁，增加其在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本，将有助于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助推中国的城镇化。     

“大篷车”送岗位下乡

本刊讯：2月6日，黄山区甘棠镇举办的返乡农民工暨失地农民招聘会上，市劳动局及相关单位结合开展的“大篷车送岗位”及“春风行动”招聘活动为当地农民带来了1600余个招聘岗位，经现场洽谈，800多名当地农民工与用人单位达成了就业意向。     

"00后"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对一位"00后"外来务工者的个案研究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00后”农民工开始慢慢进入城市，并已经形成了比较庞大的规模。作为第三代进城务工人员，他们在行为方式、身份建构、生命历程上明显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目前学界关于“00后”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尚十分缺乏，更常见地是将这一群体包含在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或“90后”农民工的研究之中。有鉴于此，本文以一位在北京安装门窗的“00后”外来务工者为深度分析个案，剖析这一群体在嵌入城市之后，如何完成身份认同的主体性建构，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自我。本文指出，当“00后”农民工群体流动进入城市，他们开始尝试摆脱传统家庭关系，更加强调劳动力再生产中的个人发展与个体价值的实现。一方面，他们在工作过程中缺少自主权，其抗压能力和心态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常常会陷入到对于自我价值与存在感的消极认知中；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渴望进入城市、融入社会，有着更多的自我意识和权益意识。     

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休息权保障问题研究——以劳动时间实证分析为视角

违法加班加点的普遍存在严重侵害农民工的休息权，尤以珠三角地区为甚。休息权作为劳动者一项基本权利，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予以明确确认和保护。违法加班加点的普遍存在折射出目前对休息权保障存在问题。需对此进行分析并寻求具针对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