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台湾儒学的本土化与民俗化

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以后,实行殖民化教育.在台湾人民武装反抗下,日本暂时未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行灭绝政策,使儒学在书房、诗社等的形式下勉强继续传承.日本镇压了武装反抗以后.加强对书房的管理,使儒学传承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台湾人民为保存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把儒学融入台湾的历史文化中,在文学、史学、宗教、民俗、宗族等日常生活中保存儒学,使台湾儒学逐步本土化与民俗化,实现儒学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的转换.即使在灭绝中国传统文化的皇民化时期,台湾民众也以各种本土民俗方式隐蔽地保存儒学传统,直至台湾光复.     

明清时期儒学在琉球的传播及影响

自明初中琉宗藩体制建立以来,中国与琉球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本文通过探讨儒学移植琉球的途径,阐述了儒学对琉球影响的具体表现,明确指出,琉球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实为儒家思想极为成功地整合琉球社会秩序所致.深入探究明清时期儒学在琉球的传播和影响,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台湾当代儒学的诠释学考察

检视台湾当代儒学诠释学的正当性与方法论,以回答它是否导致了当代新儒家过度诠释经典这一问题。林安梧否认熊十力有"六经注我"嫌疑,诠释是"存有三态论"哲学之要求。刘述先则提出"理一分殊"论。黄俊杰强调诠释与经典之间有两种张力,而孟子脉络解经法、"以意逆志"解经法是对此张力的缓解。李瑞全在儒学教学中实践体悟诠释方法。何信全则主张以西方形式逻辑来诠释儒学经典。     

儒学与人类精神家园的构建——“儒学与精神文明建设暨纪念朱熹诞辰88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儒学与精神文明建设暨纪念朱熹诞辰88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2010年6月5日—8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召开。与会学者从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儒学主体性地位的探究、儒学核心价值的当代阐释、朱子理学及其当代价值这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讨。     

儒学“治国”之“道”与“术”的重新思考

以“德”与“天命”为核心的世界观支配着儒学的生活世界,直至乡土社会瓦解之前都还适用。随着西学知识体系垄断现象的出现,儒学如何衔接现代社会就成为一个问题。固守传统的知识体系难以对原有的世界观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其中,“治国”是儒学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儒学治国的主要问题是弄明白如何以德性养成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通过对整个社会进行干预使得德性原则在社会每个点上都能发挥调节作用。儒学治理所分析的不是行为活动的策略规划,而是分析实现过程的历史逻辑,试图利用修身养德性来破解各种非道德领域关系。儒学经世致用的合法性取决于官方认定,但儒学在现代社会到底推崇什么,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厘定。对于治国之“道”的笃信,使得儒学仅仅局限于“术”层面的反省。然而这远远不够,有必要重新反省“治国”之道与术的关系。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复性之学与教化之乐——论朱子“学而”章解之诠释及其意义

朱子对《论语》"学而时习"章作出了综合诸说而别开生面之解,具有奠基其四书学的意义。朱子之解围绕何为学、如何学、学何乐、学何成四个中心问题而发。从工夫实践着眼,朱子提出以"效"释"学"说,主张"学字本是无定"之开放观念,"明善复初"乃为学之目的,以此绾合四书;视"时习"为孔门"第一件",阐释了其内在的工夫意涵;凸显先知先觉的示范意义,认为朋来而乐非讲习切磋之乐,乃"善信及人"的教化之乐。此乐彰显了教、学的双向一体及大公无私之精神。全章乃一层次分明、逐层递进之连续体,"学而时习"居工夫要领地位,由此进于自得之悦、教化之乐、不愠之德,经此教、学双向一体之历程,最终成就君子人格。朱子之解广大精微,突显了儒家道德教化的特质,今人应深刻领会其智慧,以为开新之资鉴。     

“百姓日用之道”与民间儒学的价值探索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面对西方思想浪潮的冲击,传统儒学何去何从始终困扰着我们。李泽厚以其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据,开出了"西体中用"的药方;蒋庆则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建立起了一套"政治儒学"的哲学架构。本世纪初,以刘述先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第一次立场鲜明地将"民间儒学"从"政治儒学"和"精神儒学"两大价值系统中分离出来。本文即从"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之道"这两条线索出发,旨在探寻民间儒学的思想脉络与内在价值,及其现实意义上的展开方式。     

“文化儒学”:当代儒学新的发展空间——兼评“人文儒学”与“后儒学”

当今儒学继续处在破碎化的趋势中,人们为此提出了不同的规整化方案。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人文儒学,因其形上诉求的本体形态及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接都有问题,并未能成功应对现代性危机的挑战。另外又有后儒学,主张由后现代理论介入,让儒学突围找到生存之路,但由于后现代理论本身的悖谬而同样陷入困境,学理上困难重重。其实,当代儒学的出路不在于用形而上学来拔高儒学,也不在于用后现代装配儒学,而在于转变态度与调整观念——不再把儒学当成传统神殿或思想权威来崇拜,不再把它当成有可能包治古今百病的灵丹妙药;相反,视之为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实事求是地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也即是文化儒学的宗旨所在。     

“儒学复兴”之管见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明清之际的“回儒学”何为可能？

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教中引起了一种自觉,即出现了“回儒”学者,他们作为宗教学者,在注释和翻译伊斯兰典籍过程中,与儒释道学说进行对话,特别是引用大量的儒教（儒学）学术名词和概念,创造了大批汉文文献。“回儒”学说有两大基本思想来源,一是外来的伊斯兰教及思想,另一是本土的儒家思想体系,即具有儒伊合璧（既伊又儒,既儒又伊）的思想特性。所以笔者以“回儒”概念作为依据,初步提出明清之际的“回儒学”并探研其何为可能之问题,并从几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儒学“独尊”之原因新探

关于儒学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成为雄霸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言说的空间依然较大。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没有引起论者的注意 :一是儒学是古代士人阶层社会角色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话语表征 ,因而最能代表士人阶层的意愿与利益 ;二是儒家一直扮演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中间人”或“调节者”的角色 ,故儒学最符合文化霸权形成的一般规律。     

常与变: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台湾传统儒学

儒学研究在台湾大体上可以分为传统儒学与新儒家哲学两大分支。传统儒学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也出现过十分明显的起伏变化,但总体而言,基本上处于一个稳定而普遍的发展时期,其间两岸的政治对抗并没有影响传统儒学作为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存在以及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甚至在一个阶段里,由于蒋介石个人的喜好和国民党当局从重塑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对传统儒学思想大加推崇,而将儒学思想与三民主义相比较而研究。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在现代社会里传统儒学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体系而存在。在变化了的学术与社会环境里,其自身的存在形态与学术理路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而它与士林哲学的比较与融合过程,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思想相互交汇在台湾学术界的一个集中表现。     

明清小说家的“演义”观与创作实践

明清小说家的“演义”,主要是推衍阐扬儒学之义,这与历史传统和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制约密切相关。作家用这种演义观念来左右小说创作,过分强调了文学的功利价值,而忽略了文学的审美功能,给历史小说创作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     

宋明儒学的“天地之心”论及其意义

"天地之心"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复卦的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礼记》礼运篇也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一语。汉代董仲舒说"仁,天心",这是汉代儒学宇宙论的重大发展。北宋程颐反对"静见天地之心"的说法,主张"动见天地之心",邵雍之子邵伯温认为天地之心不可以非动非静,动静之几为天地心。南宋朱子把天地之心作为仁说的基础,但这并不是简单回到董仲舒,而是把北宋儒学对《周易》的讨论中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与"仁"联系起来,用仁去规定易学讨论中的天地之心,使仁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明代王阳明把"人者天地之心"当作万物一体思想的一种说法,由于他过于关注心,相对忽视了仁,所以他对天地之心的阐发,只是着重于心之灵明。罗近溪以生生之机为天心,但是他没有把这看作是仁体的大用。     

儒学的历史与未来——我的儒学观

通过关于儒学历史的反省和反思,揭明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的哲理化/哲学化、神学化/宗教化和技术化/科学化的历史进程,是儒家思想与现实的个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渐行渐远以至于变得敌视人了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我的儒学历史观;在此基础上,省察和沉思儒学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走向和未来命运,提出接续儒家思想自身发展的学问化/人格化进程以拓展儒家仁学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思想理论支持和心理文化支撑的理论构想,这就是我的儒学发展观.二者合称为我的儒学观,是本人关于儒家思想和儒家学问的历史和未来的省思所持有的个人立场和观点.     

和气生财——“儒学与和平经济学”

“和气生财” ,是中国民间古已有之、广泛流行的一句口头禅 ,既通俗易懂 ,又含义深刻。所谓“和气” ,就是“和和气气” ,或者“心平气和” ,其要义则可理解为“和平”。“和气生财”就是要用和平的方式去发展经济。换言之 ,要用“和平经济学”代替“战争经济学”去发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