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将狄青的遭遇看北宋中叶武将的境况

狄青是北宋历史上的一代名将,在抵御西夏和平定南疆侬智高叛乱的战争中功勋卓著,是当时颇有作为的军事将领。但由于北宋统治集团长期奉行“重文轻武”、“以文驭武” 的政策,特别是到宋仁宗朝这一做法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因此,狄青屡遭压制和打击,最终被迫害致死。透过狄青的种种遭遇,可以窥见北宋中叶武将的社会地位急速跌落的境况。     

北宋军法实际操作问题考察

北宋建立后 ,为了革除唐末和五代以来武人跋扈、骄悍难治的积习 ,逐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军法体系。北宋军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受整个政局形势的影响 ,一方面有效地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 ;另一方面 ,由于统治者在具体执法时存在着种种问题 ,以致到北宋中期以后 ,军政上出现了军纪不明、“将懦兵骄惰”现象 ,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使宋军在与周边民族的冲突中一直处于劣势。这是最终导致北宋王朝虽然没有亡于“内患” ,却亡于“外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北宋驭将政策矛盾探析

北宋建国后 ,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的历史教训 ,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驭将政策。一方面 ,通过种种措施对将官权力进行削夺 ,大行猜忌和防范之法 ;另一方面 ,却纵容将官在物质上的奢靡腐化 ,乃至于在刑罚上对其姑息宽贷。这种看似矛盾的驭将政策 ,使得到北宋中期以后 ,军政上就出现了“将懦兵骄惰”的现象 ,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国防实力 ,是造成宋王朝长期“积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北宋士人群体社会地位变迁原因探析

唐宋之际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结构的演变及随之而来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为士人群体的壮大乃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北宋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士人阶层更广泛的参与政治及改变自身命运,从制度上扫除了障碍。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和北宋王朝采取崇文抑武的国策,对于形成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述论

北宋入蜀文人群体不仅反映了北宋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风貌和特征,也体现了他们和巴蜀地域的密切关系。北宋文人以官员身份入蜀,在政治上富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在文化上也具有较高的修养。巴蜀地域文化的特质,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形成其文学风格的多样性特征。     

北宋晚期的政局演变与武将命运——以王厚军事活动为例

在北宋晚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中,王韶之子王厚在西北边陲出生入死,立下了显赫战功,但其军事活动及其功绩多被忽略或者否定.王厚之所以能成就功业是与宋王朝的政局演变息息相关的,而要准确定位和评价王厚的军事活动并非易事,除了要考虑在“重文轻武”、百般猜忌和防范武将的宋代,武将尤其是名将要建立功业很难,特别是在北宋覆灭的惨痛现实及由此形成的主流价值现的影响等因素外,还要考虑当时的政局变化.     

曾布奸臣论辨析——立足于北宋中后期党争的考察

曾布生活在北宋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期,其一生荣辱与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元代史官将曾布与蔡京之流同入<宋史·奸臣传>,后人对此存在争议.如果脱离党争的成见,用专制社会普通官僚的标准对曾布进行评价,则曾布有才干,德行亦不至于如<宋史>所言的那样不堪,虽有弄权行为,但还不至于达到祸国殃民的程度,象他这样的官僚在中国历史上何止千万.在此事实面前,所谓的曾布奸臣论当不攻自破.     

北宋书画形式的融合及“以书入画”的影响

北宋书画形式的融合,主要是诗文以书法为载体进入画面并成为其有机构成因素。但以书入画在北宋没有造成较大的影响,原因在于刚兴起的文入画不能对抗画院形成绝对优势,同时新的审美标准还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以及其他一些客观原因。     

论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创作倾向产生的原因

“以诗为词”可以说因苏轼词的风格和作法而得名,但它并非始于苏轼。北宋初中期,潘阆、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一批各具特点的词人从题材、语言、风格、手法等方面入手,逐步发展了“以诗为词”的作法,为苏轼“以诗为词”的成熟运用作了充分的准备。“以诗为词”创作倾向在北宋初中期的产生,除了词人在主体创作实践方面的努力外,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诸如文体本身发展的需要、文体之间的学习与渗透、时代风尚与文学思潮的影响、作家群体身分的特殊性、作家观念的改变、作家创作的相互影响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浅论南北宋之交诗歌创作的整体过渡现象

在宋代诗歌史上,先后出现了两个高峰,一是以苏黄为中心的北宋元诗坛,一个是以陆杨范尤为代表的南宋中兴诗坛。随着宋哲宗的亲政,新党重新把持朝政,以及其间诸多大家、名家的相继过世,元佑诗坛的辉煌时代一去不返。至南宋中兴诗人兴起,其间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出现了诗坛上一个相对寂寞的阶段。在这一过渡时期内诸多中小作家在诗歌创作上承继苏黄遗韵,而又不断创新,开启中兴风骚,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并在这一时期的诗坛上呈现了一种整体过渡现象。     

北宋时期儒家学派的排佛论

北宋时期,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儒家学派从学术思想上对佛教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北宋儒家学派的排佛论,除了继承前代思想从道统、伦理、功利几个角度批判佛教外,还在佛教最为擅长的存在论、心性论上与之展开论辩,以儒学的一贯之道批驳佛教学术的偏颇与反常,从而促进了儒学自身的创造性转换。     

汉代官吏“故不以实”考

“故不以实”作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官吏行政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在汉代的鞫狱、廪给、上计、虏获、奏闻、度田等问题上有突出表现。为维护封建统治 ,最高当权者设置了相关监督机构 ,制定了相应的条例法规 ,颁行了有关诏令旨意 ,采取了一系列巡查、惩治措施 ,企图遏制这种诈伪欺谩现象的蔓延。但是 ,或因奉旨办案、有法不依 ,或因官吏舞弊、处置失措等 ,大都收效甚微 ,结果并不理想。其根源 ,乃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缺乏有效的官僚管理与监督机制。     

论唐宋时期的生育神信仰及其特点

我国古代由生殖崇拜逐渐转变为生育神崇拜的过程中,唐宋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生育神的信仰、来源和种类都要比前代丰富,具有多样性、普遍性、融合性、地域性等鲜明特点,同时对后世及周边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我国民间生育神信仰愈来愈复杂,并呈现出与其他神明相融合的趋势。     

黄河水患与北宋对外军事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中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一个朝代,造成这种局面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当今的学者已有不少论述。如果从黄河水患的角度,对造成北宋时期军事力量薄弱的因素进行探讨,可以看出黄河水患在很大程度上对北宋的政治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制约了北宋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当然,不能把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状况和孱弱的军事力量完全归咎于黄河水灾以及其他的自然灾害,但是,这些因素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从清代四大诗说看清代诗歌特色

本文论述清代四大诗说即：王士祯之“神韵”、沈德潜之“格调”、袁牧之“性灵”、翁方纲之“肌理”各论之源出、主张及在清代文坛上的影响     

宋代小唱摭谈

关于宋代小唱,以往的研究者有两种看法:一是小唱专指对宋代大曲的摘唱,是较为高雅的艺术形式;二是小唱主要是对宋词的演唱,在当时属于通俗歌曲的表演。而对宋代小唱演员的演唱记录及小唱的演唱特点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小唱主要是对宋词的演唱。     

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

以强干弱枝、将从中御和以文制武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宋代军政体制,主旨在于防范武将,其对军队战斗力的负面影响是明显的,在宋与辽、夏、金等战争中更多有具体表现。作为历史当事者的宋人,也多有论争、批评和改革的倡议。但出于对武将的成见,防范武将的思路在朝野上下居于主导地位,始终是宋代政治生活的基本语境和主流话语之一,遂导致多数改革倡议或流于空谈,或收效寥寥,陷入"急则谋之,缓则忘之"的恶性循环。宋对外"积弱"的被动格局也始终未能改变。     

论唐人对陈子昂的接受

陈子昂生于初唐,殁于初唐,那是一个盛唐气象尚在蛰伏、盛唐诗歌审美要素尚在酝酿的时期,斯人身上过早地肩负了盛唐诗歌的审美追求,成为时代的先觉者,尽管在当时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认识到其价值,并被广泛接受.这种接受不仅限于文学,还因文及人,强化对其人格力量的尊崇.唐人对陈子昂的接受,包括对陈子昂创作成就的认可、才识人品的敬仰以及模仿其创作三个方面,唐人对陈子昂的接受主要出于社会心理需求和文学发展自身规律等原因.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唐代碑志文商品化倾向与文体嬗变

唐代碑刻文化发达,碑志文的创作出现了商品化倾向,像王勃、张说、李邕、韩愈等都有因钱财所请而作文的记载,甚至有文人以鬻写碑文为生。究其原因,既与士人官禄低微、生活困苦有关,又涉及到碑志文固有的润笔传统,更受当时社会经济繁荣、文化产品市场化大环境的影响。唐人碑志文创作的商品化是严重的,由此导致碑文思想内容上追求虚美谀墓,其文体特征和社会功能都发生了转变,也影响到其他文章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