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对个人主义话语的本土建构

林语堂将个人主义思想与中国道家文化和明清反理学思潮会通融合,使之本土化。本文将分析其在本土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形态以及与救亡话语的关系,为了解现代知识分子在东西文化体系冲撞中的心路历程和文化选择提供参照。     

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观

中西文化一直是近现代国人备感困惑和焦虑的一个难题,尤其在整体向西方看齐的文化格局中,如何评价中国文化就变得异常困难。与许多激进的文化先驱一样,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观开始走过了一个相当"西化"的道路;但不同的是,他中年后开始转身,更多地探讨中国文化的特质与美好,到老年他的这一倾向更为明显。不过,林语堂不是一元论者,而是在中西文化的动态观照中,以多元互补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精神,尤其将中国文化精神提纯为"生活的艺术",并望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融通、创造和健康的新文化。     

论林语堂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文学观

林语堂从新文学运动源头采撷的个人主义的火种,成为他一生坚守的文学理想。林语堂把人道、人性视作全人类共有的也是唯一的价值尺度,他对社会发展水准、文明进步程度的判断都是以人性、人道原则为依据,他所理解的个人主义超越了特定社会给出的定义而成了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在林语堂的文化情调中,幽默是最具特色的。林语堂的幽默不只是一种文学风格,甚至也不只是一种社会批判的工具,而是他追求完美人格的途径,是理想社会在人性层面上的呈现。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不是鲁迅式的,他其实是在以一已的坚守实施某种转型。转型有两种:一是重在颠覆,一是把过去文化中尚具现代生命力的东西提取出来。林语堂侧重于后者。林语堂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本是五四精神的弄潮儿,人到中年之后,他和五四青春型激情有了距离,但并未背离五四启蒙之义。他的姿态与鲁迅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林语堂与性灵文学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坛著名的作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林语堂在创作上已经渐趋丰富和成熟,从而迫切需要在创作理论上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因其浓厚的浪漫主义气质和自由主义精神,此时他已在西方众多的哲学、美学思想中,筛选出他所认同和需要的表现主义美学,并经过创造性的综合改造,使之成为他可以应用的理论武器。而当时周作人扬起的“性灵文学”大旗,也与他的性情和兴趣一拍即合。本文着重分析了晚明性灵文学与林语堂创作理论形成的渊源关系,并通过比较、分析,指出了林语堂性灵文学观的独特性和局限性。     

论林语堂散文的幽默特征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体现出非常突出的幽默特征,这与其早期的散文主张有密切联系。林语堂早期极推崇散文的幽默化,并形成一定的理论特点。林语堂散文幽默特征还可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找到深刻的文化历史原因。林语堂散文不仅受到中、外小品文的双重影响,还与其政治信仰、文学主张相投合。并且这种幽默散文观,不仅包含了他人格与文格、生活与艺术相融合而形成的带有中庸文化色彩的本质,而且对言志派散文批评理论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庄子式的个人主义——兼论东、西方“个人主义”传统之异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没有个人主义传统。庄子强调个人精神自由和个体人格独立,对后代有深远影响。这种庄子式的个人主义有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建立在庄子对于人作为个体生存于社会中所面临的一些基本矛盾与困境的深刻洞察思考之上的。但它与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相比有一些不同之处。它强调个人精神自由而忽视个人实际利益,主张逃避社会责任而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并且有脱离大众的高蹈主义倾向,总的来说是一种消极逃避的而非积极进取的个人主义。     

论林语堂浪漫美学思想

林语堂隶属于广义的浪漫主义美学体系,他接受克罗齐和斯平加恩的表现主义美学,批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标准说",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与梁实秋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思潮相互抗衡、对立.他在美学上沟通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中国古典文论中个性、性灵的内在学理关联,理出中国古代浪漫文学思潮的脉络;他选择中立的文学性质与功用的定位;他在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对立的世界性的语境中,深刻批判"唯物机械论",大力弘扬自由意志.     

林语堂与公安三袁

林语堂与公安三袁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对他们推崇备至、承续甚多,亦可称林语堂是三袁“灵魂的转世”。林语堂受三袁影响最大的是性灵、悲剧感和逍遥精神,这对林语堂的文学人生至关重要。不过,在现代意识与宗教情怀等方面,林语堂与三袁明显不同,这里既有超越又有局限。     

悠闲文化观:解读林语堂的一个新视角

悠闲文化是指人类在闲情逸致时,为满足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和生理需求所建构的一种生存文化状态。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和知识体系,它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生活理念、智能结构、行为准则、活动方式和文化消费等。林语堂是我国现代悠闲文化的开拓者和实践者,悠闲文化观为解读林语堂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论先秦儒家的个人主义精神

先秦儒家基于性善论,强调个体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不可剥夺,个人在精神上不必屈从于政治权威, 个人自主决定自己的言行出处,并有权获得相应的个人利益。同时,个人需对自己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负责,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职责负责,对有相互关系的他人负责。我们可以把这些思想称之为“儒家个人主义”。先泰儒家的“个人主义”精神对于塑造当代人的独立个体人格,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与法制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审美人生的文化皈依——论林语堂“生活艺术论”思想的形成

"生活艺术论"思想是林语堂人生哲学观的体现.作为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林语堂面临着中西文化选择的强大压力,生存的困境促使他通过独特的生活方式进行诗意的反抗.他提出的"新文化"观就是要赋予中西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人文内蕴和现代意义.他也正是借文化这一平台来揭橥纷繁的人生真相,并作为其个人在复杂的现代性境遇中的美学立场和生存态度.     

托克维尔论个人主义及其解决

托克维尔在法国社会的个人主义问题意识的牵引之下,从“社会状态”概念入手,在民主社会状态中找到了个人主义的原因。他认为个人主义是导致社会原子化、公民精神衰弱和温和专制主义等民主社会问题的核心因素。因此,克服个人主义是解决民主社会问题的关键。他从美国的经验出发,力图用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的道德方案来教育公民,用地方自由、结社激发健康、有活力的公共生活,以克服个人主义的有害后果,确保民主走向自由。     

林语堂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

林语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阴柔型的,它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群体性格。阴柔文化根本优胜但又容易产生流弊,既是顽强的生命力和高超的生存智慧等的哲学根据,又与专制政治和奴性等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就产生了很奇特很矛盾的中国人,产生了很奇特很矛盾的中华民族。     

论自由的价值与冲突

在人类社会受资源稀缺性困扰的条件下 ,自由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不一致性和内在冲突。这构成了主体自由的瓶颈制约 ,使个人自由空间的扩展举步维艰 ,人的自由天性长期受到压制 ,而社会的发展亦因此受到影响。现代社会突破了这一瓶颈制约 ,现代人将自由推崇为首要的价值取向 ,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将扩展个体自由当成自己的合法性根据 ,所有这一切 ,都归功于现代制度对自由价值冲突的有效化解。随着主体自由度的增大 ,因自由而来的价值观冲突将更加激烈 ,现代制度的发展与创新将会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林语堂与袁枚:人品与学术

林语堂对袁枚十分推崇 ,赞赏其天赋独厚、性灵自由、思想解放、民本思想和退隐独居。不过 ,林语堂有更多地方与袁枚不同 ,像宗教信仰 ,科学、平等、自由等现代意识 ,白话文体 ,尤其是中西方文化的融会观等都有自己和时代的特点。袁枚生活放任甚至放荡 ,而林语堂则较为自律节制     

论米塞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

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其众多的理论洞识和研究方法已被当代经济学所吸收。米塞斯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将理论立足于“把人当人”的社会哲学层面,将经济学纳入人类行为通论架构之中,在“符号逻辑”和“数学思维”遭到普遍质疑的今天,其理论魅力正与日俱增。因此,重拾米塞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对中国当代经济学研究颇具现实意义。     

市场经济自由的限度及其生态转向

作为现代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自由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了充分的呈现,投入市场经济的主体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市场经济自由的本质是个人主义自由,其特质表现为经济主体对自然物的无限占有与征服,这与有限的自然资源和有限的自然环境产生了尖锐矛盾.个人主义经济自由内蕴着破坏自然环境的巨大张力,若人类不想自毁家园,必须对个人主义经济自由进行限制.自由只能被自由所限制,对个人主义自由进行有效限制是人与自然整体相统一而生成的生态自由,唯有生态自由才能担保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的自由价值.     

论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

个人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基础。个人及其权利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石。自由主义者都从个人及其权利出发思考国家权力的来源、性质和范围，确定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以个人为政治思维的原点，在自由主义者那里表现为理论上的不自觉和文化上的无意识。     

胡适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受约翰·密尔《论自由》的影响相当大,《论自由》是胡适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五四时期的胡适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借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来冲击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中晚年的胡适则极力强调容忍与自由的关系,认为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不可否认,胡适不同时期的思想中都存在《论自由》的影子,都受到《论自由》的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