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搜神后记》的志怪范型

《搜神后记》作为《搜神记》的续书共116则,除极少数取自《搜神记》、《孔氏志怪》、《灵鬼志》外,绝大部分素材取自当世之事。由于其创作乃为自娱,所以篇目中不少故事颇有情致,内容也比较驳杂,而最能代表其文学价值的主要是鬼神怪异故事、神仙长生故事和轮回报应故事这三种志怪范型。它们讲述人的智慧勇敢,描绘道教仙境的美妙,阐发佛教的善恶终有报,真实而曲折的再现了乱世中的社会风潮和人文面貌。     

论史传对《搜神记》的影响

作为成熟较早的叙事文体，史传对志怪小说《搜神记》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史传的实录精神对干宝辑录《搜神记》的态度影响较大。实录精神不仅体现在干宝对材料的处理上，还在于他采用了史传常用的全知视角。其次，史官“究天人之际”的创作目标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干宝不仅仅对神异的事件进行记录，而是立足于现实，力图解释这些事件与历史兴废的关联，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再次，史家“惩恶扬善”的道德观念也对《搜神记》有着影响。最后，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干预、语言简洁等史传叙事笔法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     

《搜神记》与《聊斋志异》中的神仙鬼怪

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看，《搜神记》专注在“怪异”的一切，而《聊斋志异》则专注在“人”的一切，从《搜神记》到《聊斋志异》，神、仙、鬼、怪走过了由与人的距离的疏远到与人的情感上的融洽，从行动上束拘不于人间道德规范到与人共有一个行为准则的文化历程．神、仙、鬼、怪的“人化”历程体现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民族特点。     

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原因探析

唐初重修《晋书》时从《搜神记》中大量选取材料入史，对此历代史家多有诟病。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主要基于三大原因：其一，《搜神记》本身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二，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的思想统治；其三，作为蓝本的《宋书》大量采录《搜神记》。唐修《晋书》从《搜神记》取材，貌似乖悖治史原则，其背后却有深层的历史合理性．实无取材“失当”之嫌。     

论《搜神记》中的鬼神与“神道”

《搜神记》中的鬼神旨在体现鬼神之道,也即鬼神在自然秩序中体现出来的道德.《搜神记》中的“神道”,指的是具有道德属性的鬼神之“既兴利而除害,亦威众以立权”的政治伦理功能.通过《搜神记》所讲的鬼神故事,无论是在精神象征的层面,还是在百姓日用的层面,浩大无形的“神道”都有了明晰的道德意蕴和现实指向,并发挥着惩恶扬善的功能,由此阐发和证明了“神道之不诬”.《搜神记》中的“神道”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的现实基础,它不仅折射出魏晋现实的百态万象,也展示出时人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     

巫术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由于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发达,巫术往往被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同时巫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存在必然有着自身的一套逻辑和内在结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特征,在巫术研究中能够发现某种程度上巫术文化也存在着此类特征,从巫术灵物与刑罚用具、巫术咒语与家族伦理和巫术犯罪与善恶观念三个方面尤其能够看到两种文化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共通性。     

《搜神记》中婚恋故事的社会文化解读

《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其中婚恋故事格外引人关注。这些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心态,也有干宝主观创作意图的呈现。以《搜神记》中的婚恋故事为考察中心,对其中女性、男性形象作深入解读,对干宝的创作意旨深入发掘,可以从新的视角更接近真实地认知魏晋时代的人间百态、社会风尚与思想观念。     

虽以志怪却以补史——论《搜神记》的史料价值

作为我国著名的笔记体志怪小说,《搜神记》保存了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资料,不仅可以作为正史《后汉书》、《三国志》注的来源,而且弥补了正史《三国志》记载的不足,也是《晋书》、《宋书》等史书的直接史料来源。因此,《搜神记》是值得历史研究者重视并深入加以研究的古籍资料。     

从《搜神记》看魏晋时期的个体意识

《搜神记》作为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记载了魏晋及魏晋以前的怪异之事,反映了社会的动乱,体现了魏晋时期人们的普遍认识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从《搜神记》文本出发考察其中所展现的魏晋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可以挖掘出儒学衰微,关注个体生命价值的真正原因。     

谈陶渊明创作《搜神后记》的三种可能性

本文提出陶渊明创作《搜神后记》的三种可能性 :( 1 )《搜神后记》 (《搜神录》)署名陶潜撰产生的年代几乎与萧统编撰的《陶渊明集》同时 ;( 2 )陶渊明有读到《搜神记》的机缘 ;( 3)陶渊明心好异书奇文是为了“自娱”和“导达意气”。     

浅谈《搜神记》中人妖相恋神话的文化价值

《搜神记》作为东晋时期一部著名的志怪小说集,代表了当时叙事文学的成就.本文选取其中的人妖相恋神话,从叙事角度、民俗文化和文学价值等几个方面逐一阐述,显示了其独有的文化价值和对后世神怪文学的影响.     

古代离魂故事的文化阐释

离魂故事在古中国代小说、戏剧中,屡见不鲜,已经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这一现象隐含着丰富深邃的审美文化意蕴.离魂故事植根于古老的灵魂信仰,产生于对桎梏人性人情的封建婚姻礼法的叛逆,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男性的文化心理;而离魂故事所具有的哀婉、缠绵的浪漫色彩,也是其受人喜爱的重要原因.     

《搜神记》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搜神记>展现给读者的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活动,其作者干宝是东晋时期的一个史官,他用记录历史的笔法记录了人类与另类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这部小说是在魏晋南北朝主要思想文化背景影响下产生的.魏晋南北朝的主要思想是玄学,另外秦汉以来形成的神仙思想继续流行.作为史官的干宝在当时深受神仙思想的影响,他的<搜神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他的思想的具体反映.     

谶纬思想源流及其在《搜神记》中的体现

谶纬思想产生于战国,流行于两汉.其来源于神仙方术思想,在西汉董仲舒的祥瑞灾异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下,成为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统治者的主要思想.干宝的《搜神记》较全面地反映了秦汉至魏晋时期的思想领域,谶纬思想在《搜神记》中也通过大量生动形象的故事得到展现.     

生命之舞——马山一号楚墓丝织品图案的文化解读

本文从马山一号楚墓出土文物图案入手 ,运用现代哲学、心理学、美学、考古学、神话学、文化学等学科的观点方法 ,解读其中隐含的上古巫术宗教意义 ,探索楚人的超自然心理经验世界 ,发掘其中深层的文化意蕴     

中国古代文人的砚文化活动

砚作为文房四宝之一，是中国古代文人用以研墨的工具。但是，中国古代文人不仅在文学写作与书画创作中使用砚台，同时还将其视为收藏、品评与记载的对象。而中国古代文人之所以积极地投入到用砚、藏砚、品砚与记砚的文化活动中，其原因在于砚台是中国古代文人不可或缺的书写工具，并且藏砚、品砚、记砚的活动可以使他们在身心俱疲时得到放松。     

从神怪情节看韩国古代小说中的中国因素——以《谢氏南征记》、《九云梦》、《玉楼梦》为例

韩国古代小说中的大量神怪情节,一方面有着深厚的本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包蕴了丰富的中国因素。这种中国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文学影像的存在;二是中国儒家思想因素的渗透。从这些神怪情节所包含的中国因素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创作影响之大,同时也可以看出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之深,韩国古代文人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造诣之深。     

从古代文论的“气感说”看文艺的生命激活

"气感说"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说。它从天人一体、互相感应的角度去看待文艺与宇宙的关系,主张在人与自然界的亲和与感应中去吸取文艺的生命精神。"气感说"是从中华古老的原始思维中生发出来的,具有很深的文化蕴涵,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精神与创作原则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今天也不乏其启迪意义。     

西域幻术与鸠摩罗什之传教

古代所谓的魔法在内容上是混合了巫术仪式、医药知识和幻术等因素的一种专门化技艺或手段。中国古代社会中通行的魔法,既有本土特色,又有外来因素。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魔法中最有奇幻色彩的由"大秦幻人"表演的一种幻术就主要传自埃及亚历山大。魔法往往被宗教传播者用来延揽信徒,在释迦牟尼的早期僧团中,就有一些成员是当时著名的"幻师";中古时期东来传教的西域僧人更是大量使用魔法手段来吸引教众,在他们的知识体系里,魔法知识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鸠摩罗什虽以义学与翻译著称,但他所掌握的魔法或幻术知识相当丰厚,其获得此类知识的源头来自小乘学术体系中所谓的"杂学"。在西域龟兹时,鸠摩罗什就使用过一些神异手段来预言凶吉;到中原后,鸠摩罗什对幻术等神异手段的使用主要是在停留凉州的17年中,而敦煌文献中记载的他用"纳镜于瓶"来验证"芥子纳须弥"的法术,为我们认识鸠摩罗什与后秦统治者姚兴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迥异于传世主流僧史文献的说法。     

中国神话的民族精神及其现代复苏

中国古代神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蕴涵着民族精神的内核，展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特魅力和创造智慧。探索中国古代神话中体现的民族精神如自强精神、重德精神、忧患意识、乐观精神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复苏对于构建当代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