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一个并未真正解决好的问题——也谈近代小说理论关于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小说与社会的关系,是近代小说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这方面著述颇多,而观点不外乎两种:一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片面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完全颠倒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观点;二是以黄人、徐念慈为代表的,认为小说既反映社会又反作用于社会的观点。那么,在近代后者是否彻底纠正了前者的偏颇,从而使正确的观点完全占了上风?学术界历来倾向于肯定的回答。如,刘柏青在《晚清的小说理论》一文中说:1908年以前“梁的观点一直成为统治的观点。到1908年《小说林》问世,东海觉我、黄摩西等人才对梁的观点作了有力修正。”(见《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49—1979)小说卷)裴效维在《近代小说理论的勃兴与价值》一文中认为:“从理论角度看,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显然是不科学的……然而,梁启超等人在理论上的缺陷,也很快得到了其他理论家的纠正”,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小说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见《中国近代文学百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对此,我以为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因此提出质疑如下:     

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

《金瓶梅词话》是中国著名的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也是一部最具争论性的小说。自诞生以来,眨之者诋为“市诨之极秽者”(明李日华·昧水轩日记),“当急投秦火”(明薛冈·天爵堂笔余);赞之者誉为“伟大的写实小说”(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实,除去书中一些不文的性事描写,《金瓶梅     

《小说小话》的作者

1907年发表在《小说林》期刊上的《小说小话》,是一篇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的著名小说论文,一向为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者们所重视。然而,该文的作者是谁,说法却不一。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1980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选录了《小说小话》,题下所标作者为“梁启超”,末后注明选自中华书局出版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查阿英同志编的此书,收了《小说小话》全文,但     

建国以来梁启超文学思想研究述评

以1976年为界,四十余年来的梁启超研究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侧重于对梁启超思想的探讨,特别在60年代,《文汇报》、《光明日报》等曾对如何评价梁启超的思想展开了颇为热烈的讨论。论者都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梁启超,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梁启超,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肯定看法。伹对此后梁启超多变的历史面貌,评论界歧见纷纭。由于普遍以是不是革命派、农民起义为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因而对改良派的梁启超多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甚至脱离了史实去评价梁启超。这种评判态度直至1980年出的《梁启超传》(孟祥才著,北京出版社出版)还见其踪影。这时期从文学角度研究梁启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的范围极窄,集中在有关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及创作     

《黄绣球》的作者是谁?

《黄绣球》是晚清比较著名的一部小说。共30回。最初连载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至十二月《新小说》第15至24号,刊出前26回,标“社会小说”,署“颐琐述,二我评”。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小说社出版单行本,续足30回。颐琐显系笔名,其人为谁?人们不详其生平事迹,历来付之阙如。经笔者考证,颐琐当为梁启超的化名。《黄绣球》一书,不仅是梁启超的改良维新思想的产物,而且,文本研究的     

试论晚清小说理论流派

晚清的小说理论,按其主张大约可以分为四派:一派是以梁启超、夏曾佑、狄葆贸等人为首,以《新小说》杂志为核心(某些人与《新小说》无关,但观点与《新小说》一致),可名之为“新小说派”;一派是以徐念慈、黄摩西为首,以《小说林》为其核心,可名之为“小说林派”;一派是以林纾、周桂笙为代表,专事翻译西方小说,而在     

《荀子简释》校勘真相管窥

《荀子简释》原名《荀子柬释》,为梁启雄先生旧时所作,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1983年曾重印过)。1955年,梁先生作了修正,改名《荀子简释》(以下简称《简释》),由古籍出版社出版,1956年、1957年印了两次,共11000册;中华书局1983年又印了19000册;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亦印过此书。所以,该书之影响不可谓不大。梁先生乃梁启超之介弟,而此书又经享有盛誉的国学大师杨树达、高亨两先生审校,故此书问世五十多年来,无一非辞。高亨先生说“梁氏此书,固初学之所棘求,亦鸿彦之所必取”,并盛誉“梁氏著书之忠实谨慎”云云,①实为溢美之辞。其实,只要考察一下该书之校勘,其虚假粗疏便可见一斑。据该书《述例》言:“本书以《荀子集解》为底本”,而“据群书所引《荀子》,宋明日《荀子》善本”,“各详校一过”。一、所谓据“群书所引《荀子》”以订正《荀子》     

论《醒世姻缘传》以及它和《金瓶梅》的关系

一继《三国》《水浒》之后,《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的殿军,个人创作的兴起在它之后。它以现实社会中的市井人物即平民百姓作为小说的主角,则又有别于以前以帝王将相、英雄好汉、神魔鬼怪、才子佳人为主角的长篇说部而开我国古代写实小说的风气之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把它列为人情小说的开创者。人情小说可以说就是现代小说,它的前面不必附加任何形容词。在《金瓶梅》和《红楼梦》之间将近二百年的中国小说发展历程上,除了以上两者外,再没有第三者在思想和艺术上足以和《醒世姻缘传》相提并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论《野叟曝言》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对中国文学史上篇幅最长的通俗小说──清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学术界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褒之者推为人间“第一奇书”,如申本《〈野叟曝言〉凡例》称：“是书之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描春态,纵谐德,无一不臻顶壁一层。至文法之设想,布局映优钩给,犹其余事。为古今说部所不能仿佛,诚不愧为第一奇书之目。”钱静方《小说丛考》亦沿其说。贬之者则认为《野叟曝言》一无可取,如黄人《小说小话》称：“夫小说虽无所不包,然须天然凑合,方有情趣。若…     

田野调查视野中的满族说部

我们亲历20余年满族说部田野调查,接触到大量蕴涵着独特民族文化精神的满族说部作品,其中傅英仁所传承的满族说部《老将军八十一件事》、《红罗女三打契丹》与马亚川所传承的满族说部《女真谱评》、《阿骨打传奇》为典型个案,从中可以探究满族说部形成、传承、传播的规律,剖析满族说部寓含的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文学价值。     

简论梁启超的小说功能观

在我国古代,小说是一种倍受压抑的文体。"小道观"自始至终制约着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发展。到了近代,梁启超特别重视小说的功用价值,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的观念才得到根本更新。然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一著名命题,亦有偏颇之处,那就是对小说的地位的矫枉过正。因此文章认为这种思想是梁启超矫枉过正的根源。他利用舆论之威力,把小说置于文学的颠峰,自此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意义得到进一步确认。     

略论外国文学对近代小说理论的影响

近10年来发表的有关讨论近代小说理论的文章．大多只眼于介绍和评价近代小说理论的基本观点，或探讨它们在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虽然人们大都承认近代小说理论之所以产生，与西方文化的输入和域外文学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专门讨论近代小说理论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文章。本文试图通过追寻近代小说理论中一些主要观点的外来渊源，以引起人们探索这方面问题的兴趣。近代出现的小说理论方面的文章，其中许多重要观点的提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域外文学思想的影响。如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     

晚清粤剧改良先声——论梁启超的《班定远平西域》

1905年夏,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为横滨一所广东子弟学校——大同学校创作了新编粤剧《班定远平西域》,署名曼殊室主人,发表于同年8月至10月的《新小说》。该剧旨在"提倡尚武精神",反映了当时知识界急欲改变国民性的思潮,无疑是启蒙者梁启超的一篇重要作品。其中运用大量粤语和广东民间歌谣,实开粤剧之先河。而剧中插入英语和日语对白,又表现出文学家梁启超大胆的创造精神。如作者自言,此剧"在俗剧中开一新天地"。     

《轰天雷》主人沈北山之狱中诗

《轰天雷》小说十有四回,藤谷古香撰。书中主人荀北山,实则常熟沈鹏也,《续孽海花》亦纪其事。鹏宇北山,家境清寒,而资质敏慧,曾君表见而爱之,招之来,抚养于家,与其子孟朴(即撰《孽海花》说部之东亚病夫)一同读书。君表固时文名手,著有《登瀛社稿》,北山受其薰陶,科第直上,为光绪甲午翰林,散馆授编修,而贫困如故。费屺怀赏其才,以女妻之,入赘当夕,费女嫌其落拓,闭户不纳,经此刺激,北山愤世嫉俗益甚,失其常态。任北京小京官,有鉴康梁失败,西太后再行垂帘听政,宠太监李莲英,大臣如刚毅、荣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前言

《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前言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中国古代小说，源远流长。两千年来，说部如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主要样式，古代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于中国古代小说日益重视，研究者闻风而起，成果卓著。...     

严复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变革

严复不仅是著名的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而且是19世纪末中国文学变革的先驱。他引进的进化论思想为文学观念变革提供了思想武器,确立了发展、变革的文学价值观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他与夏曾佑合著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把人性本体论引入小说领域,开“小说界革命”先河;他在《诗庐说》等文章中最早提出了文学审美价值论;他的散文吸收了西方论说文体注重逻辑论证的特点,被称为“逻辑文学”,在散文文体演变中起了重要过渡作用。     

社会思潮的一般规定

社会思潮,顾名思义,就是指社会上某种思想的流行,某种理论的传播,某种心理的共鸣。梁启超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呼应汹涌,如潮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页,商务印书馆,民国19年版)在英文中,思潮的     

变革与革命之上——《新中国未来记》新释

长期以来，梁启超唯一的小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只是作为分析梁启超由革命到变革的思想转向的论据被论者提及。但事实上，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作品所展现的理想政治和志士救国的图景，能够体现出梁启超以“公”为指向的超越“革命-变革”二元对立的政治理念，更寄托着梁氏对中国社会深切而婉曲的忧虑和期望。受日本政治小说家末广铁肠作品的启发，《新中国未来记》以对“立宪期成同盟党”的设想透露出梁启超对保皇、革命两党团结协作的企愿；而比末广氏小说更胜一筹，《新中国未来记》还描写了不同志向的人物及他们之间的敬服和结交，表现了梁氏切盼志士团结的心意。总之，比起革命或变革的政治理论，梁启超更重视政党与志士联合的政治伦理，以期集中力量救国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