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一、相分与融合——试论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历史嬗变

礼法关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进程的主要线索.中国古代礼法关系以其时代特点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礼法合一的刑的时代、礼法相分的法的时代和礼法融合的律的时代.     

我国流放刑的历史沿革及其对海南的影响和启示

流放刑是我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种刑罚制度;从某种历史角度来看,流放刑的发展可以说是伴随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的演变.而海南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流放之地,文章通过对我国古代流放刑的发展演变以及历史沿革的阐述,突出了流放者对海南开发、发展的深刻影响.对海南文化意识形成的重要作用.     

试论我国古代的丧服制度与其所蕴含的礼法思想

"丧服制度"是我国古代丧葬礼俗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与客观存在,不仅真实的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与法制特征,而且,其本身也成了直接的体现者。本文从我国古代丧服制度及其所蕴含的礼学思想、法制思想以及古代丧服制度改革对礼法思想挑战的反思几个方面来谈了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中国传统社会控制思想的两条主线

我国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对社会控制思想的研究.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主张"礼治""仁政"的"软控制"思想和法家认为"人性本恶"、主张"严刑峻罚""以法治国"的"硬控制"思想,对我国古代封建专制集权制度德法兼治、"德主刑辅"这一传统治国模式的形成有着根本的影响,并成为我国传统治国方略的基础.随着2000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渐次展开,历朝历代根据现实的需要对儒法两家的社会控制思想也进行了融合与排斥的抉择,同时也对二者进行了演绎、发展和完善.     

从儒法竞胜至礼法同体——一种法律社会学的观察

儒家法律化与法家儒学化的关系问题是传统中国法文化的一个历史性难题,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去检视儒家法律化与法家儒学化的关系问题,可以发现儒法之间大致经历了先秦学理竞胜、儒法之争时期,由汉至唐的儒法合流、以礼入法时期以及唐以降的礼法同体、礼法不分三个时期.三个时期的划分可以捕捉到儒法之间由抗争、经合流走向相融的互动历程,从而为把握传统中国法文化的真精神提供一种运思质料.     

礼法、刑法与道法:先秦法思想的三条路径

先秦法思想有礼法、刑法与道法三条发展路径.礼法思想是中国古代法思想的起源,基于自然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宗法伦理是其核心要义.刑法思想是在解决战乱的社会需要中,以内刑外兵发展起来的以法治国的法治理论.道法思想是哲学意义上的法律发生学,道生法,以王霸杂之为社会治理的内容.先秦法思想演变的不同路径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必然性.     

浅析礼义文化和法治建设的背离与契合

对礼义文化的品味必须置身于特定的历史视域,同时又要超越这一视域,形成了现实与历史之间互动循环的对话,从而才能找到了文化传承的根源和中国古代文明相对于现代西方文明没落的原因."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这是古代中国礼法文化的精髓所在.从先秦延续到清代儒家学说莫衷一是,然而有一个共识,即"义礼"伦常道德观念.今天,打破或重构古文化价值体系是法治建设的需要所在,但是我们要变革的更多的不是制度上的,而是文化观念上的.     

《盟水斋存牍》中的慎刑理念分析

慎刑作为中国古代主流的司法观,被历代统治者所倡导督励,也为各朝良吏循吏奉行传承。甚至在晚明乱世,依旧是普通司法官折狱理刑的基本理念,这一点在颜俊彦所辑的判语与公牍专集《盟水斋存牍》中有突出体现。该书的慎刑理念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明慎用刑,衿疑改遣"的罪疑惟轻理念;"哀矜折狱,衿恤为怀"的恤刑理念;"事干大辟,不厌详慎"的慎杀理念;"斟酌礼法,情理为断"的情法结合理念。可见,在审判实践中,司法官对待刑罚权运用的态度还是非常审慎的,尽可能严格地控制刑罚尤其是死刑的处罚范围和处罚力度,这与当今所倡导的刑法谦抑、刑罚节俭的精神相契合,对当今中国的司法改革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守礼而求仁：早期儒家对“士”的政治德性塑造

"士"在中国古代政治理性和文化传承上都表现着高度的连续性。"士"最初来源于承担国家事务的宗法贵族,经历了贵族内部和社会文化的两次大分化后,在春秋时期演变为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人群体,以"文士"和"吏"的角色承担着政治和社会的聚合及教化功能,进而成为中国独特政治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早期儒家将"士"内嵌于"俗""礼""法"一体的"礼治"系统中,从个体道德修养、社群生活方式、国家政事运行等方面对"士"进行了非常清晰的理性反思,着重塑造了"士"的忧患意识、教化向善、忠信恭敬、以德抗势和穷达以时的政治德性,促进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实主义态度和政治理性,也对后来"士大夫"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先导性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政治借鉴

欧庭宇在《行政与法》2020年第9期撰文认为,为在全球治理中维护持久和平的稳定局面,中国提出,世界各国不能因版图大小、人口多少、发展程度、文化不同、道路差异而破坏相互尊重的对话立场、平等协商的对话方式,只有在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的前提下,才能营造持久和平、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其乐融融的国际交往氛围.这一政治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等处世哲学遥相呼应.从这一层面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一个"和平、和合、和谐"的新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为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相互尊重、公平正义的"新型大国关系"外交战略提供了文化自信,这一文化自信正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汲取而来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辽朝除名法探析

辽朝除名法是吸收和借鉴唐律的一种惩罚犯重罪官员的附加刑."除名"即削夺罪官的官、爵,在辽朝史籍中,其同义术语尚有"废""削爵为民""降为庶人""放归田里"等8种.除名法至晚出现于景宗朝,其适用范围广泛,主要针对威胁皇权、破坏政权、连坐得罪、职务犯罪、军事获罪的高级官员,虽然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暴露出随意性较强的弊端,但客观上起到了强化皇权、整肃官风、维护礼法等积极作用.     

礼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礼法结合是中华法系独有的特点。“礼”与“法”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基本调控手段,它们共同造就了中华法系数千年的文明。“礼”与“法”是中国传统法律精神的内核,它们的融合对我国的法律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我国的法治建设应注重传统的影响,吸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     

论清代刑案审理中的"夹签"制度

作为清代一种特殊的公文处理方式,"夹签"在刑案审理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以"服制"类犯罪为主要对象的案件审断中,"夹签"制基于特定的情节,赋予了审断者超乎律例规范之外考量刑罚施用的机会,并为案件的最终裁决创造了相对自由的裁量空间.然而,由于过多掺入"入"的因素,"夹签"制度对律例规范体系构成的消极影响不断增长,同时也为司法舞弊打开了方便之门.以调和"情""法"关系为主旨的"夹签"制度,最终在不同情理价值的碰撞中陷入窘境,但其却为现代社会处理"情"与"法"的关系、"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论中国古代刑法的人性基础

中国古代刑法从理性存在的人性出发,既张扬人的向善能力而肯定刑罚教育主义,又坚持理智败坏人性的"反智主义"而主张刑罚工具主义的惩罚观念;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性出发,深入探讨了犯罪产生的社会根源,提出了犯罪预防和控制的综合治理理论;从作为历史存在的人性出发,既树立刑罚的历史权威,又强调刑罚的现实运用.此外,基于"性恶"与"性善"的长期论争,中国古代刑法也深深陷入教化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刑罚的工具主义的矛盾之中.     

论“驿道传信”对藏族文化发展的影响

驿道既是我国古代中央王朝统治力的体现,又是各民族关系发展和文化融汇的"传送带"。藏区驿道是中原地区驿道的有效延伸,是西部地区各民族驿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区与中原地区文化融汇发展的主要通道,"驿站传信"对藏区古代社会发展以及藏族文化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大量文献检索的基础上,简要梳理了古代中原驿站网络辐射下的藏区驿道建设和吐蕃王朝及其后政权对于藏区驿道的拓展情况,并从信息传播角度论证了"驿站传信"对藏族文化发展的多元影响。     

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中国古代公私观念的演变及其社会后果

中国古代政治经历过一个从"天下为公"到"天下徇君"的演变过程.尽管古人也看到保天下之私与治天下以公的密切关系,但由于缺乏对公私关系合理认识,个人权利被彻底否定,而帝王则"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形成了胜者为王、王权无限、帝王兼圣、法随己出的强权政治,造成了公私错位、道德畸形、人格扭曲、社会病态等恶果.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是与此相关的.     

当代西方发展观研究述评

西方发展理论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中,大致经历了"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新发展现"和"文明冲突论"等理论形态的更迭.当代西方发展理论演变的主要趋势是:从注重物的发展到强调人的发展;发展观念不断更新,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到社会发展、综合发展;从强调欧洲中心到主张发展道路多样化;重视发展负效应的探索.西方发展理论认为发展包含着三种核心价值--生存、自尊和自由,并从不同侧面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发展的含义.西方发展理论深入讨论了可持续发展及其基本原则.当代西方发展理论具有鲜明的"问题学"特征,拓展了发展问题的界域,但也走入误区,而且理论模式和观点不断更迭和争论,往往因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又陷入困境.     

唐代婚姻家庭制度的法律文化意义及其当代启示

我国古代婚姻家庭制度的双重维度和唐代以前礼法结合的法律文化在唐代婚姻制度中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以礼入法,法律直接移用礼教规范;法律制度的建立与罪名的设立直接源于礼的规定;法律对维护家庭伦理关系的高度重视。唐代法律文化对当代婚姻家庭关系有其启示意义。     

刑罚的结构性缺陷及其化解——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罚结构总体上存在着"当重不重""当轻不轻"的倒挂性局面.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传统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复归,它应当是新时期的基本刑事政策,任何刑事政策都应实践性地转化为刑法规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应当加速其刑法化的进程.以刑事政策刑法化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应尽快用修改刑法的方式来根本扭转刑罚轻重失衡的局面.     

传统礼法制度对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秩序整合

传统礼法制度是长期统治古代中国的社会基本制度.探讨传统礼法制度整合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秩序的途径及其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古代中华民族的精神秩序及传统礼法制度在民族精神培育中的价值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