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

东北军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领袖,东北军的发展和壮大都留下了他的烙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面对东北军内部士气消沉,战斗素质低下,军心涣散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整训。本文试图对"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军整训的内容进行探讨,来诠释东北军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     

东北军与张学良抗战态度的转变

张学良将军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1936年12月12日,他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发动了西安事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学良抗战思想的转变,从＂拥蒋剿共＂走到＂逼蒋抗日＂的过程,是诸多主观、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从东北军的兴旺、失去领土到最后将要损失殆尽也是促使张学良抗战思想的转变重要因素之一。     

论"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军政治作用的变化

东北军是一支以驻地和官兵来源为名称的地方军队。它的前身是北洋军阀张作霖领导下的奉系军队。东北易帜后 ,东北军成为一支势力强大的地方实力派 ,即地方军事集团。在“九·一八”事变之前 ,东北军的政治作用主要表现为几次出兵制止军阀之间的混战 ,“九·一八”事变之后 ,东北军率先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并在张学良将军的领导下和杨虎城将军及西北军发动了西安事变 ,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     

论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

张学良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其国家统一观经历了从青年时代"息争统一"思想的萌发,到"东北易帜"国家统一思想的初步形成,再到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国家统一思想与地方主义观念的结合.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与保存地方实力观念发生碰撞.西安事变的发生,标志着张学良国家统一思想升华至全新境界.身陷囹圄后,仍心系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国家统一是张学良一生的期盼和追求.     

论张学良的和平统一观

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基本内涵是"息内争、御外侮"."息内争"与"御外侮"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这两方面共同影响着张学良政治生涯的所作所为.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实践是与其所经历的东北易帜、中原大战、西安事变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张学良本人与众不同的特殊经历决定了他极具特色的和平统一观.其和平统一观既具有进步性,又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论张学良个人档案的史料价值

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由于他对历史的贡献和复杂的人生, 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赠送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个人档案的公开,为深入研究张学良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张学良个人档案纠正了其祖籍、出生地等问题的讹传;消解了史学界有关西安事变问题的许多疑问;印证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回忆资料的准确程度等。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主要部队密切合作,积极抗日。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日,在东北军中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并为营救张学良做出努力。在鲁南、晋西北、冀中等敌后战场上,八路军与东北军并肩作战,共同对敌。面对蒋介石发起的反共磨擦,东北军主要将领予以坚决抵制,部分官兵由此走上新的革命道路。     

论东北抗日联军后期与苏联远东军的关系

东北抗日联军后期与苏联远东军建立的相互支援与合作的关系,是当时国际形势下双方反对共同敌人的需要.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在互相合作的情况下,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联的独立领导,在反攻东北以及解放东北的斗争中做出了历史贡献.     

辽宁籍共产党员群体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研究

从东北军诞生到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东北军这个地方武装,适时开展统战工作。在其开展的统战工作过程中,辽宁籍共产党员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群体。他们在党的统战方针的指引下,依据东北军的特点,开创了一条适合东北军的统战路线。他们团结和争取了一大批东北军爱国军官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东北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积累、总结的经验及教训,给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若干启示。     

张学良的抗日爱国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张学良的抗日爱国思想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和现实结合的角度,分析和论述了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阐明了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的发展与变化;着重分析了张学良从执行不抵抗政策到逼蒋抗日和联共抗日的爱国行为与举措;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对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意义。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蜕变及原因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由一支较稳定的地方军阀集团迅速蜕变为各自为政的数支军队.这种蜕变主要表现为东北军内部派系纷争的表面化,高级将领的离心和东北军对"三位一体"的背离.东北军的蜕变是由于张学良的被扣、高级将领的裹胁和南京政府的分化,但归根到底则源自其军阀属性.东北军的蜕变瓦解了这支地方实力派,但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整合.     

东北义勇军抗战的历史地位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一部分。义勇军抗战从九一八事变之夜起开始,到1932年夏季高潮时其队伍达30万人。经近两年的英勇抗战到1933年底,以义勇军为主力的抗战失败和瓦解了,也有一些义勇军坚持了四五年,最长的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以义勇军为主力的抗战时间虽然不长,但却表现出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乃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张学良与“不抵抗主义”及其责任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军奉行"不抵抗主义",致使日军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四个多月就占据了全东北。不抵抗政策造成东北军不战而溃,使东北山河转瞬沦陷;不抵抗政策给东北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危机。事变前张学良曾主张武力抵抗,是"力避冲突"方针导致"不抵抗主义"的产生和形成。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华北移民离乡原因探析

华北向东北移民历史悠久 ,至“九·一八”事变前达到顶峰 ,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本文运用比较丰富的中、日文资料 ,从自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 ,对移民离乡的原因重新进了全方位的考察 ,这对于了解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东北的社会状况 ,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促成蒋介石接受张、杨及中共抗日思想的关键.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倡导者,还是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实施者,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体地位以及发挥出的决定性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博弈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博弈论作为分析利益冲突与妥协的工具,它为正确客观地理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理论视角。张学良、杨虎城基于理性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外形势而发动了西安事变。面对由事变引起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张、杨和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理性决策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挫亲日派等派别的阴谋,成功化解危机,与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协议。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相互妥协下,蒋以"人格"保证履行协议;张学良在未得到中共和杨虎城的同意时,亲送蒋返回南京,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     

张学良与东北新建设及其启示

分析了张学良主政东北时发出“东北新建设”号召的历史背景;从整顿金融业,发展农业、民族工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方面,阐明了实施东北新建设的主要内容,论述了张学良在推进东北新建设、实现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做出的重大贡献;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阐述了张学良实施东北新建设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评析

张学良在完成东北易帜后,在内政方面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枪杀杨宇霆和常荫槐.杨常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们触犯了为政的大忌,专横跋扈,恣意妄为,不以主帅为重.但考诸事实,杨常虽有致死之由,却无应杀之罪.张学良之所以以中世纪喋血功臣的方式枪杀杨常,主要是受人挑拨,特别是日本人的离间,让张学良感到恐慌.枪杀杨常是未经过任何法律和程序的,枪杀杨常后对东北政局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张学良枪杀杨常既反映出他具有政治家非凡的决断能力和气魄,同时也反映出他内心还有不自信的一面.     

九一八前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的对日方针——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为例

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是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发生的两起严重的国际事件,在由两事件引起的中日交涉中,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对日本采取隐忍退让、力避冲突的方针。张学良之所以采取如此方针,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国内内争未消的局面及其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另一方面是由于张学良本人对日本和当时的国际格局的错误判断造成。这一方针不仅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加速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力避冲突"最终也发展成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不抵抗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