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首倡君主立宪者之我见

<正>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早期维新派要求开设议院,实行“君民共治”,就是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代替封建专制制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就笔者所见,1895年之前,在中国还没有一人提出过君主立宪的主张,早期维新派所说的“议院”并非什么君主立宪制度。谨申述理由如下。首先,没有提出制定宪法。近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度,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妥协的产物。君主立宪者,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权力受到宪法限制之谓也。君主立宪,关键在“立宪”二字,“立宪”即制定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产生于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过程之中。为了取得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动员人民参加反封建斗     

近代新学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几点思考

将近代“新学”等同于“西学”的认识 ,既不符合近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 ,也无法揭示“新学”所包含的丰厚的内涵与时代特征。近代新学既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历史需求 ,也是社会文明转型的学理动力。因此 ,脱离开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文明转型历史过程的把握 ,脱离开对于传统中学近代变迁过程的历史定位 ,就无从理解近代新学的意义和价值。近代新学是传统中学适应社会变迁的文化转型。它的形成和发展 ,不仅体现着社会变动的力度和深度 ,同时它也构成了推进社会变革进程的学理动力。     

文化认知的转变与中国合作化道路的异化分流

文化认知转变是文化现代化探索的前导。西方合作理念在中国的本土化变异与分流,反映出国人文化认知的差异与政治取向的分野。文化要素论为国人文化认知的初步转变提供了思维方法论支持。在文化辨析中,平民学社等早期知识分子为西方合作理念在中国的移植作了初步的文化国情资源的论证;民国新儒家学者为合作主义与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的结合作了有益的学理探索与实验;国共两党为合作主义与中国政治文化资源的结合作了不同的政策探索与实践论证。这反映出文化认知从意识层面向实践层面的深入。这些文化认知的差异使中国近代文化重构与现代化进程呈现出多元格局的特点。     

多重视角下的激进主义思潮再认识——论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历史定位与评价

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思潮是以爱国主义为原动力,以进化论为发展观,以在中国近代传播的西学为重要资源,以不断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为具体内容的一种复合型的社会思潮.以学理的、道德的、历史的三重标准建立起对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立体多面的评价模式,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三重标准之中以历史的标准为主,确立了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土运动与近代行程:1840-1901

本土运动是指一个主位文化因客位文化的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具有高度整合性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并由此展开了顽强抵抗和回应性调整,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近代行程表现为本土运动的历史行程。1840—1901年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土运动的历史逻辑表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遭遇的危机是空前和全面的整体性危机,非本土运动所能自救,最终不得不进行全面的革故鼎新,以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替代之。     

论教育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的影响

教育影响知识分子思想结构建构、思维模式定型、政治道路选择和文化心理取向。清末教育制度由传统向近代过渡，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型奠定了基础。所受教育的差异导致知识分子走进不同的群体。一类知识分子接受正规化传统教育与非正规化西学教育，继续走科举致仕道路，依附皇权与官僚体制，遂主张君主立宪；对西学摄取缺乏深度，对传统文化批判缺乏力度。另一类知识分子则接受非正规化传统教育与正规化西学教育，传统经学意识淡漠，科举废后更中断与封建政权问的联系，因此主张反满革命；对西方文化认识深刻，对传统文化批判亦能深入，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教育变革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转型，但变革的不彻底也制约了知识分子完式领导中国杜会全面变革的历史重任。     

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

近代中国文化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下传统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的近代性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以通商、遣使、求学、传教、游历、翻译等形式进行的,它表现为一种非和平背景下的和平方式。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文化交流经历了由冲突到整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     

近代化——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困境

本文从历史、社会、文化三个层次深入阐述了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在近代化道路上的坎坷经历．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由于其自身的弱点以及专制制度的摧残,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已经逐步腐朽．在近代变局之下,这一阶层难以顺利地《进行自我更新并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又使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与探索举步维艰．其结局不仅是富强之梦的破产,而且是形形色色的复古潮流死灰复燃．     

黄遵宪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

黄遵宪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多年的外交生涯使黄遵宪逐步形成法律思想并最终确立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他在输入近代西方法文化、主张“以法治国”、批判“治外法权”、创设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君民共主”到“君主立宪”——以戊戌变法前夜康有为“孔子制宪说”为中心的考察

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自"君民共主"转变为"君主立宪",其所持的"孔子制宪说"可为此转变提供解释。康有为的"孔子制宪说"源于其突破传统公羊学后形成的新的"孔子改制说",强调了孔子立制的根本性法规范地位。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在于其为实现"君民共主"主张,于1895年提出的"议郎制"改革设想受挫。面对挫折,康有为继续坚持其"议郎制"的立论基础——"孔子改制"思想,又复受近代宪法理念激发,最终融铸传统"宪法"思想和"孔子改制"思想形成"孔子制宪说",以强化孔子的政治权威地位,突出孔子立法对君主的规范作用。"孔子制宪说"建立起了"君民共主制"与"君主立宪制"间的逻辑联系。"君主立宪"思想经康有为提出后在清末广为传播,成为清末政治改革的核心目标。     

泰国政局中的政治三角:军队、技术官僚、公众社会

素有"微笑的国度"、"千佛之国"等美誉的泰国自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以来,国家的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其中原委耐人寻味。对泰国政局变动的研究有多方面的视角,文章从政治力学的角度,通过对构建泰国政治大厦的三个支柱性政治角色互动关系的分析,从而剖析泰国政局动荡的真正原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来预测未来泰国政局的趋向。     

钱穆若干历史观点商榷

钱穆认为中国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虚君制或者是君主立宪制,丞相是副皇帝,御史大夫代表丞相管理和监察着皇帝。钱穆从推理及皇家片面记述文字来否认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是君主专制社会、秦代以来的政治是专制政治。他的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不论从政治权力的实际运行和制度的设计来看,还是从社会观念来看,钱穆的观点都与秦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不相符合。黄宗羲、顾炎武、梁启超、谭嗣同、鲁迅,以及陈独秀等前代史学家、思想家所作出的中国中古社会是专制社会的历史定论,没有理由进行翻案。     

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状态,政治文明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政治文明涉及政治权威产生与延续的合理性、政治权力结构的合理、政治权力运行的合理性、政治权威与人民相互关系的合理性等问题。政治文明的两个基本类型是人治政治和法治政治,宪政问题则是从人治政治向法治政治转变的关键问题。宪政的基本内容一是用宪法来约束政治权威的行为;二是运用宪法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力。我们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来造就法治政治的社会土壤、文化土壤和政治土壤,同时将法治成长的过程同民主成长的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实现宪政奠定坚实的基础。     

现代刑事诉讼的民主宪政之维

现代刑事诉讼立基于公民与国家之间刑事纷争的平等对话与理性交涉,蕴含着民主、法治、自由、宪政等现代政治法律理念和构造。民主宪政制度架构构成了现代刑事诉讼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而现代刑事诉讼又是民主宪政体制的根本保障与制度展开,二者保持着高度和谐互惠及良性互动的制度格局。     

试析英国国会及国会制度的演变

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君主立宪制国家 ,议会兴起于 1 3世纪 ,历经几个世纪 ,在 1 8世纪英国国会制度最终确立。随后在 1 9世纪经过三次重要国会改革 ,使其更加完善     

三十年来的中古英国宪政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以唯物史现为理论指南,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重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古英国宪政史进行了日益深入的研究,在宪政制度、“宪政王权”与宪政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仍存在严重不足。     

试论明治时期天皇主义的形成及确立

日本明治政权建立之初,政局十分动荡。掌权的藩阀企图利用天皇的宗教功能以加强藩阀政府的政治权威巩固统治。而民权派攻击藩阀政权,提倡充分发挥天皇政治功能的立宪君主制。政府内部的亲皇派企图乘机复活传统,将天皇打造成道德君主。政府内部藩阀当权派、民权派、政府内部亲皇派三方博弈的结果最终走向了合流,政府当权派融合各派主张,通过颁布宪法建立了立宪君主政体,确立了集宗教、道德、宪政于一身的近代天皇主义。     

“业佃”关系与官民关系——传统社会与租佃制再认识之二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中的租佃制度及其中的主—佃关系,以往存在两种截然相反但都是影响很大的说法: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租佃对立,极力强调地主在这种关系中的优势;一种是“中国文化本位”的乡村和谐,把乡村描绘成温情脉脉的大家庭。整体看来,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租佃”神话和“宗族”神话,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中恐怕都经不起深究。如果说传统农村中佃农的处境未必像过去一些著述说的那么绝望,那么自耕农的境况则未必像另一些著述说的那么值得向往。传统农村并不是一团和气的桃花源,但是危机的根源何在,是专制制度还是民间的租佃关系,值得认真研究。     

英国早期出版专制和清教徒的抗争

研究新闻出版自由的历史,英国是最丰富、最完整的案例。到19世纪,随着君主立宪制度在英国的稳固,民主法治和言论出版自由得到确立,以至于英国已被马克思夫人燕妮赞誉为出版自由的圣地。但是历史拒绝遗忘。曾几何时,英国的专制统治者曾经设计出那么多有效的钳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花招和机制。经过包括清教徒在内的无数仁人志士的几百年努力,这些出版自由的拦路虎历经多年被逐一搬移。本文所探究的就是这种早期抗争中的一段出版专制和反专制的斗争史。     

政治文明、现代国家与宪政建设

政治文明与宪政建设密切相关。文明化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政治的内在属性;现代宪政建设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和制度性保障。现代宪政建设不仅是制订宪法,更是实践宪法。各国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差距实际上也是宪法实践程度的差别。因此,宪政文明建设除了要考虑到现代政治文明的普遍性原则外,还要照顾到各国的国情。就中国来说,宪政文明建设包括国家宪政化、政党宪政化以及社会宪政化三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