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美学与明清小说评点

一中国小说美学(中国古典小说美学和近代小说美学)有自己的特点。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从内容方面看,中国小说美学有自己的独特性:(一)中国小说美学是以中国古典小说(主要是宋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为自己的实践基础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经验的理论概括、理论表现。因此,中国小说美学必然反映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特点,必然反映中国民族的文化传统、美感心理、欣赏习惯等等。这使得中国小说美学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西方古典小说美学或西方现代小说美学。(二)中国小说美学是从明代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在明末清初,中国古典小说美学达到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大家知道,明代中叶以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很大的发展,城市新兴的市民阶层也日益壮大。同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     

中国古典小说的预叙叙事

与西方小说有所不同,中国古典小说中“预叙”的使用极为普遍,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认为预叙会削弱悬念,实际上,中国古典小说中预叙并没有削弱悬念,甚至有些成功的预叙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悬念,这和中国古典小说运用的预叙形式和特点有关。随着小说艺术的进步,预叙的形式也日趋完善,形成其独特的审美张力。     

东方式的心灵显现——论《聊斋》心理描写的几个特点

<正> 我国古典小说中有没有心理描写?解放以后,我国文艺理论界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目前,意见似乎还没有完全统一。笔者觉得,如果用西方心理描写的传统标尺来衡量我国的古典小说,那么,必须承认,这种形式的心理描写的确很少,但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分明又存在着很多的心理描写——这是怎么回事呢?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古典小说与西方小说的心理描写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形态出现的,它们反映了东西方民族不同的心理特质和不同的审美意识。正因为如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其辩论其有无,不如辨别其异同。     

中西古典小说创作理论对比研究

中西方古典小说在虚实现上虽然都经过一个由虚到实的过程,但具体的进展和演化结果不尽相同.中西方古典小说的创作模式经历了相反的发展轨迹: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题材由狭窄到宽泛、由史传范围向全方位生活拓展的变化;西方古典小说创作经历了从包罗万象的社会史诗向人的世界集中、深入,进行局部微观分析,形成人的史诗的过程.中西方小说创作理论对于人物在小说中的定位和刻画不同,中国古典小说观最初没有以人物为小说中心的认识;西方小说一开始就将人物作为表现的重要内容.     

《三国》人物是类型化典型的光辉范本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是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高峰和不朽的范本。研究它,既可以总结类型化艺术典型的特点和经验;又可以从这一范例考察中国古典小说中艺术典型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证明由类型化典型到性格化典型是普遍的规律,中国小说的发展史并没有例外,从而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关于古典小说创作方法的某些定论。     

明清古典小说心理描写艺术初探——以《金瓶梅》、《红楼梦》为例

20世纪的学者大多认为西方小说擅长心理描写,中国古典小说缺乏同西方小说可相媲美的心理描写艺术。实际上,中国古典小说并非如此,只不过同西方现代小说静态心理描写大相径庭。《金瓶梅》与《红楼梦》就是最好的例证,它们代表了中国小说独特的心理描写艺术。     

当代煤矿工业题材小说的审美品格

煤矿工业题材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行业性、区域性和时代性,而且具有独特的创作姿态和文学精神。当代煤矿工业题材小说并没有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没有沉溺于消费主义和娱乐至死的社会时尚中,而是以沉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中国煤矿工业发展、煤矿日常生活世界等领域进行审美观照,在社会的转型和艰难的发展中坚守人文精神,呈现自身独特的审美品性。这类小说作家敏锐地把握和洞悉煤矿世界中的苦难真相,寻找一种担当真相的力量,让人们在审美的世界中获得精神的抚慰和情感的满足。     

论王安忆的虚构本质论小说观

在小说创作的真实性和虚构性问题上,王安忆认为,小说在本质上是虚构,但虚构应该以现实世界和自我经验为基础,还应具有艺术分寸感和逻辑推动力,即虚构的叙事要有现实根据,情节的发展要合乎逻辑关系。     

中国绘画美学对小说审美时空的渗透和影响

作为再现艺术的中国古典小说深受绘画美学的影响。中国绘画美学中表现出来的生生不息、回旋往复的宇宙观和以流动视点为特征的散点透视法无论对小说环境场面的局部描绘,还是在小说整体布局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制约作用,由此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独特的审美时空。当前美学界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这一独特的审美特征所作的理论研究还较为罕见,本文试图从审美时空观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粗线的分析与阐述。     

《红楼梦》悲剧性精神新探析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悲剧作品的典范之作,其悲剧性精神在本质上是人的悲剧,具有普遍的价值与意义,深入传达出曹雪芹悲天悯人的现实情怀。因此《红楼梦》中的悲剧性精神还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与探索性。《红楼梦》文本全面而客观地展示出在以伦理道德统治为主导的封建社会里,个人或群体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导致了社会悲剧、爱情悲剧、家庭悲剧和人生悲剧的产生、交织与纠缠。《红楼梦》悲剧性精神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曹雪芹的悲剧性人生经历与小说中主要人物及次要人物悲剧命运的异质同构,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影响,还有时代、社会、历史、民族审美心理等重要元素的建构,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生发共同建构起《红楼梦》文本悲剧精神的高楼大厦。《红楼梦》的悲剧性精神形成了《红楼梦》崇高的美学风格。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印度河科希斯坦古代交通路线初探

本文介绍了印度河科希斯坦地区,以及流经该地的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地理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法显自陀历国至乌苌国的旅行,以及宋云、玄奘关于这一段路线的记载作了探讨。本文还介绍了奥雷尔·斯坦因1941年对这一地区的考察。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