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

(一) 陶渊明(公元三七二年——四二七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诗人。他的作品,反映了诗人对生活的善良愿望;在黑暗的时代中,诗人热切地为人民的幸福寻找道路。诗人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因此,围绕着陶渊明,在文学评论上,展开了     

隐逸与尽忠——元遗诗人接受史中的陶渊明

陶渊明是规模庞大的元代遗民诗人群的共同话语特征,具体表现在咏陶和陶诗人规模庞大,诗歌众多,形式多样。元遗民诗人笔下的陶渊明不是单纯的隐士,而是不仕二姓的遗民典型,此点与宋遗民偏重陶渊明隐逸情怀有本质区别,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也极大地丰富了陶渊明的形象特征与文化价值。     

陶渊明生死观剖视

陶渊明生死观剖视赵治中生死问题，曾被人们称为“人世第一层障碍”，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的不同人会作出不同的抉择。一作为时代历史和现实生活反映的文学，生死观也成了它的一个深奥而永恒的主题。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对生死的态度...     

从诗与酒看阮籍与陶渊明的不同

阮籍和陶渊明都爱饮酒,都是诗人.但是,阮籍的诗中几乎无酒,而陶渊明诗则几乎"篇篇有酒",其中的原因既在于陶渊明的时代,看惯了乱世的变迁,思想变得平和,更在于陶渊明通过儒家"固穷守节"、"安贫乐道"的修身之道,达到了道家的"抱朴守真"的既躬耕又脱俗的生活境界,诗与酒的融合便缘于此,不是酒与诗彼此融合,而是二者都融合在生活里,成为一体.阮籍诗与酒的分离,亦缘于生活的两面性:表面反礼教,内心执著于礼教,诗与酒的分离实是心灵的自我分离.此外,阮、陶二人亦有着时代思想的传承关系.     

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

被萧统选进《文选》的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是有关陶渊明的最早文献,也是与陶渊明生前相识者叙述陶氏生平的唯一存世文献。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他对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和处世态度有深刻的理解,此诔情文并茂,意味深远。它不但生动地描述了陶渊明的生平,而且准确地揭示了陶渊明的人格特征,从而深刻地剖析了陶渊明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此诔对陶渊明生平的叙述及评说有助于增进后人对陶渊明的理解。例如,以隐逸诗人名声永垂青史的陶渊明为何有几度出仕的经历?又如,王弘及檀道济同为江州的地方长官,陶渊明对他们的态度为何颇不相同?种种疑问,都能在其中找到相当确切的解说。在晋宋之际那个黑暗的时代,若不是文名震世的颜延之及时撰写《陶征士诔并序》对陶渊明进行揄扬,陶渊明其人完全有可能取湮当世,此诔堪称陶渊明接受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文献。     

陶渊明与韩国诗人金时习之比较

陶渊明与金时习分别是中国和韩国古代著名的隐逸诗人。他们在各自生活的痛苦时代都选择了归隐。自比陶彭泽的金时习的诗歌有着明显的崇陶特点。通过比较 ,可看出两位诗人诗歌风貌的异同     

隐士·隐逸诗人·经典诗人——陶渊明形象经典化解读

经典化的陶渊明是他的读者塑造出来的。陶渊明的隐士身份和“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定论,影响了后世读者对陶渊明的接受。唐代独特的隐逸文化使陶渊明日益显扬,而宋代特定的文化氛围、文人心态和审美趣味,使陶渊明成为经典诗人。     

论闻一多后期对陶渊明的认识

中国古今文人对被誉为田园诗人的陶渊明有着多侧面的认识,有认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者,有认为真诗人之冠冕者,有认为道德责任心极重为人为文淳朴是真人真文艺者,有认为达到无我之境者,有认为和谐静穆者,也有认为兼而金刚怒目者。闻一多则认为陶渊明无视流民苦难却写闲逸诗篇,这是多么无心肝和该死。我们在肯定古今文人学者对陶渊明人品和诗品价值判断的同时,并不完全否定闻一多强调为人民谋福祉的鼓与呼,超越陶渊明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行为。但完全从社会或政治需要层面进行评价,这就背离了文艺批评原则。对这种偏激,只能理解却不能认同。因为闻一多对陶渊明的认识,其实如鲁迅所说属"凌迟"而非"全人"。从学术角度考量,更是时代悲剧。     

论陶渊明的人生境界

论陶渊明的人生境界赵治中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是将人生理想化，还是将生活人间化？是一个追求个性精神自由而逃避现实的隐者，抑是直面人生而面对现实的诗人？是让文学与生活远远脱离，还是把生活与文学完全一致？这些是探讨陶渊明的人生境界时必须先行解决的问题。人生境界...     

论陶渊明诗的美学成就

论陶渊明诗的美学成就吴功正陶渊明诗的审美水平无疑代表了东晋以致整个六朝的最高水平，在中国诗美学史上也只有少数几名诗人能与之并肩站在第一档上。他无疑是最能感应东晋以致六朝时代审美理想的诗人。他既目瞩着世事，却又远离着世事；他既有同时代人的审美意识，却又...     

由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论陶渊明的诗与人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以诗人兼诗论家的眼光评论陶诗 ,精辟扼要。本文以此为导向 ,从“一语天然万古新”———自然天成的诗歌风格、“豪华落尽见真淳”———任真固穷的人格风范、“南窗白日羲皇上”———崇尚自然的诗意人生、“未害渊明是晋人”———遗世独立的高怀雅致四方面论述陶渊明的诗与人 ,它对从新的角度把握陶诗及进一步理解元诗都有一定价值。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阮籍及其《咏怀诗》艺术生命的流传

阮籍的人格品质与诗歌艺术在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阮籍其人及《咏怀诗》中表现出的济世品质、反抗精神和生命深情几个方面,这是其艺术生命得以流传根本之所在.而陶渊明对这种影响流变的传承与接受,显示出阮籍及《咏怀诗》在文学史中动态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是生命体延续的状态.     

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女性价值追求——论陶渊明诗文中的女性形象

通过对陶渊明家庭人伦关系的考察,充分揭示以往陶渊明研究中那些习焉不察的情感世界:陶渊明的孤独同其缺乏异性的精神支持有相当关系.陶渊明诗中对古代列女的钦慕显示了他对女性价值的肯定.     

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陶渊明是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元末文人不仅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也寻找到了他们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并且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丰富的诗学养料。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其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当然,他们也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以平淡之笔陶写一己之心灵与情绪。而两种不同的解读与取法实则培养了属于元末文人自我的诗歌风格。     

陶渊明与鲁迅——从对陶渊明的评论观鲁迅对传统文化之通变

鲁迅赞赏陶渊明以追求自由的方式安顿人生;受佛道文化的影响,鲁迅的思想和陶渊明一样具有解构性,但更倾向于解构之后的建立;鲁迅认为陶渊明是“悠然”与“金刚怒目”的辩证统一,又强调后者,这是其社会关怀和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我们可以从这些评价中透视鲁迅对陶渊明归隐乃至对传统文化的真正态度。     

魏晋时代门阀势力的钳制与知识分子的焦虑感

门阀势力的兴起是魏晋时代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随着司马家族的崛起 ,东汉以来的士族阶层演变为门阀势力 ,并开始对社会进行奴役。门阀势力的兴起 ,破坏了封建政治的正常运作机制 ,造成了社会空气、政治空气的严重逆转。首先向门阀统治发起冲击的是有名的竹林七贤 ,尤其是他们的领袖阮籍和嵇康。他们的反抗方式是佯狂纵酒、攻击名教、行为放荡。在貌似怪诞的思想行为背后 ,隐含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痛苦与精神焦灼。继承阮籍、嵇康的叛逆倾向 ,继续对门阀统治进行反抗的是晋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由于地位和处境不同 ,陶渊明选择了归隐田园的道路。但归隐并不能隔绝他和现实政治的关系。所以 ,在看似悠闲的人生背后 ,同样隐含了知识分子痛苦的心理折磨与精神焦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