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治理理论：一种公共事物自主治理的制度理论

作为公共事物自主治理的制度理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多元化,强调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区组织均可成为公共物品的供给者,从而把多元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来。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自主治理和自主组织。自主治理理论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存的人们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性治理,并通过自主性努力以克服"搭便车"现象、回避责任或机会主义诱惑,以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实现。     

动员式治理:当代农村社区建设逻辑及后果分析

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农村社区建设被赋予了多重功能与价值,它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动员式治理"运动。国家通过动员治理,释放社会能量,形成全社会的参与意识与集体行动意识,增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实现党和国家对政府内部系统的调控与社会的高度整合。然而,农村社区建设过度动员治理极易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影响国家政权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为此,必须处理好社会动员与政府引导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应形成"上下联动"的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机制,将民众满意度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考核指标,注重农村社区的"内涵与质量"建设,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坚持系统治理与整体推进的战略思维。     

突发公共事件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机制的社会学分析

危机管理的有效运作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与配合。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不仅可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且还可以降低危机管理的成本,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因此,对于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危机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民集体行动与农村公共治理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重要探索,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基于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利用2017年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全国14个省份450个村庄共7839户农户的农田水利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民集体行动影响的研究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有助于增强农民集体行动能力;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催生新的农民经济组织,推动农地产权交易,改变治理系统的条件,影响农民集体行动,进而增进农村公共治理;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正向调节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民集体行动能力的不利影响。因此,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有助于增强农民集体行动,增进农村公共治理,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公共管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分析

公共管理整体水平的提高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公众参与是公共管理效能提升的关键环节。明确公众参与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寻求公众参与程度不断提高的有效途径,是加快公共管理整体发展速度的重要手段。     

从群体性事件看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群体性事件本身往往并不是好事,但透过这些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到我国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和对自身权利的争取,也折射出目前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中存在的某些体制性的制约因素和问题.必须正视公民参与中的这些障碍性因素的存在,积极寻找克服和解决之道,这既可以加快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步伐,也可以防止和减少群体事件的发生.     

动员式治理中的政府组织传播：南京个案

政府组织传播与社会动员具有内在联系,政府组织推行其政策、主张的过程是一种动员式治理行为,是通过组织间和组织外传播与动员对象进行的有效互动。其中,组织间传播是一种基于人情投资的资源动员,而组织外传播则主要通过人际传播起作用。政府组织在面对面的人际动员实践中既存在“培养典型”等传统群众运动的路径依赖,也利用了情感等多种因素,此外还引入了国家正式权力进行惩戒动员。     

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之实证分析——来自江苏和贵州农村的调查

村民公共参与指村民通过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行为。调查显示,由于受媒介接触、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村民公共参与呈现出"社会性参与热情而政治性参与冷漠"的两极分化趋势。通过交互分析发现,村民公共参与的所有变量与乡村治理绩效均具有显著性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则表明,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力度很一般。其中,政治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大,社会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小,这一结论对我们寻找乡村治理绩效的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以武汉市W社区论坛为例

城市社区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公共领域的本质性规定与其实际运行中的行政化特质之间的张力指引了对社区公共参与这一研究题域的建构.通过对武汉市W社区论坛这一新型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演变历程、生成逻辑和运作机制的分析与考察,可以看出,当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呈现出政府主导性和自主自发性两重面相,在一定意义上是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和政府部门三个行动主体合力建构的结果.而我国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和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行,关键在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     

危机状态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厦门PX事件透视

本文立足于公共政策视角,通过对厦门PX公共危机事件的案例分析,认为要科学、合理的应对不断爆发的公共危机,必须实现从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所谓公共危机治理,在其浅层意义上,追求的是通过构建政府与公众互动、彼此沟通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治理系统,从而能够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最优路径;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这无疑是当代政府治理的人文指向,也是走向新文明的历史底蕴,因而格外值得中国公共管理者重视和深思.     

网络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网民参与行为分析与公共管理应对

网络传播的即时性、开放性、几何扩展性和客观明确性特征,推动了社会问题事件的公共化趋向,网民建立在共鸣、发泄、归属以及关怀等心理需求基础上的广泛的否定性评价参与,进一步促使网络公共危机事件的形成与扩大化,需要做出围绕网民心理干预的公共管理应对。     

公共行政与自主治理的良性互动——公共管理的现代发展趋势

形成于20世纪初的公共行政模式由于其内在缺陷,正被从三方面改进:公共产品的多元供给、公共价值的复兴重建及公共决策的公民参与。它们从总体上强化着公共事务的自主治理,并日益汇集为一种基本趋势:公共行政与自主治理的良性互动。     

从常规式到参与式农村发展中的角色转换问题探析

文章介绍了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渊源及其内涵。参与式发展理论起源于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成长于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国际发展实践中,为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特别是从常规式农村发展到参与式农村发展中相关群体的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文章就这一问题主要围绕农村发展中"政府"、"专家"和"农民"①三大角色群体的角色转换情况展开论述,通过探讨农村发展中相关群体的角色转换问题以期调动各种发展角色多方位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建立一种新型伙伴关系,从而促进农村区域的持续和谐发展。     

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村民参与问题研究——以河池市安宁社区为例

村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程度和水平会直接影响社区治理的成效。本文以河池市首批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安宁社区为例,通过查阅文献、问卷调查、访谈的方式调查研究安宁社区村民参与治理情况,总结安宁社区"党支部+理事会"模式的成功经验,并从完善外出务工经商者参与、提高村民参与意愿和能力、培养新的接人、拓宽村民参与渠道等提出建议。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与扩大公共参与——以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为例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扩大公共参与,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是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培育公民社会、积累社会资本,发展非政府组织,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参与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案例表明,非政府组织拓展公共服务内涵、满足不同需求、提升专业化、特殊化服务质量的潜在能量,具有激发社会活力、延伸并补充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等重要意义。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应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工作方式、建立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扩大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良性互动格局,从体制、机制上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营造法制环境,并提供制度保障。     

民间纠纷调解中的公共参与——对湖北省H镇的实证分析

在市场经济和农村改革的双重背景下,民间纠纷也越来越纷繁复杂,不断呈现新的特点,传统的纠纷调解模式已不能满足需求.必须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调解机制,在政府自上而下进行推动的同时,开启公众自下而上参与的拉动力.要重视发挥政府、社会、民众在民间纠纷调解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培育社会和个人力量,将纠纷调解中的公共参与机制作为治理手段发挥作用,促进政府与社会达成良好互动,以有效化解纠纷,推动乡镇治理和地方善治,维护乡土社会稳定.     

从多元参与到公共协商：儿童福利建设的取向转换与机制重构

儿童是缺乏完全行为能力而需要外力扶助的群体,儿童福利是需要外在支持才能实现的“积极权利”,儿童福利权利的实现需要国家与社会投入资源。目前我国儿童福利建设实践中运行的多元参与机制,存在着主体责任游离问题,难以保障儿童福利权利的充分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我国今后新的历史阶段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福利建设的取向,更提出“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儿童福利权利实现机制的改进指出了路径,即由多元参与转向公共协商。而这需要构建公共协商的积极主体,建立常态化公共协商平台,构建公共协商规则,为儿童福利权利实现机制的重构提供组织与制度保障。     

民主政治关键在于“有序参与”——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根本动力。然而单纯出于个体利益诉求的公民参与可能是无序的或混乱的,反而与民主的真正含义相悖。当前,我国的民主政治参与程度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以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出发观察到的一些典型例证,都很好地阐释了有序的政治参与才是民主政治的真正内涵。民主政治的关键,在于合理地引导和规范公民的政治行为,树立良好的政治文化,由此才能更好地发扬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