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诗研究的演进脉络与发展趋向

日本汉诗研究几乎与日本汉诗本身同时发轫,经由王朝时代、五山时代,至江户时代才真正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研究阶段。明治维新以后,尽管日本汉诗不可抑制地走向衰微,日本汉诗研究却呈现出日渐隆盛的趋势。中国学界对日本汉诗的关注要远后于日本学界,而且对后者的研究成果多有借鉴。如果说日本汉诗是中国古代诗歌流播至东瀛的产物的话,那么日本汉诗研究则显现出一种反向的流程,彼此的演进脉络十分清晰。这恰好从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两端上体现了文化交流的双向循环与互动。至若展望今后日本汉诗研究的发展趋向,则应致力于全方位推进、深层次观照和多维度探讨。     

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

<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等中国的唐诗选本传入日本后,日本的知识阶层和出版界人士根据日本人学习汉诗以及商业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日本化的种种阐释和重新建构,使日本汉诗演变成为一种既符合中国诗歌的既定规范,又与日本人审美情趣逐渐接近的特殊文体,为汉诗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试论崔致远汉诗中的中国人物

崔致远是朝鲜统一新罗时期最著名的汉诗人.在汉诗创作中他经常引用中国人物或典故,在有限的文字诗歌当中扩展了诗歌的境界,表达了自己特定的感情.引用的人物和典故,一方面丰富了崔致远汉诗的内容,一方面也体现了崔致远作为一名新罗诗人驾驭汉字创作汉诗的能力.     

海外汉文学研究的拓荒之著──评《日本汉诗发展史》

海外汉文学研究的拓荒之著──评《日本汉诗发展史》陈铭在日本，以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字、格律、意蕴乃至审美情趣为圭是的大量诗作，被称之为汉诗。日本汉诗并非日本人猎奇、仿效的游戏，而是一种从幼稚到成熟的真正的文学创作。据日本《汉诗文图书目录》记载，日本汉诗从...     

日本汉诗对王维诗之空寂、幽玄美的受容——兼谈“汉诗日本化”的形成过程

对王维诗之空寂、幽玄风格加以受容,是日本文学民族性在具有一定发展程度的日本汉诗中的初步体现.而受容方式的发展本身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汉诗的演进历程,即如何从对被受容者的简单模仿逐渐上升到对其神韵的领悟与摄取.随着受容方式的演变,日本文学的民族性在汉诗这一外来形式下逐渐得到更自如、更完满的体现,最终达到"日本的汉诗"之境界.     

日本汉诗与古代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汉诗作为古代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学样式,在古代日本和中国以及东亚其他国家或政权的文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方各民族文学乃至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关系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日本奈良平安时期、五山时期以及江户时期对使用汉诗作为交流媒介与东亚各国或各政权的政治及文化交往表明,古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     

日本汉诗引用《诗经》的方式及其学术意义

日本汉诗推崇《诗经》,常用《诗经》的语言和表达形式进行创作,主要表现为对《诗经》中的诗题、诗句、诗词、意象的引用和化用。日本汉诗引用《诗经》形式的多样性显现出,日本汉诗对《诗经》从刻意模拟、融会创新逐渐到适合日本文化审美需要的不断探索。日本汉诗引用《诗经》时不仅重视继承《诗经》所蕴含的文学灵性,而且在内在精神上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显现出对《诗经》政治教化功能的继承。这种学中有创的引用《诗经》的方式使得日本汉诗修辞优雅、婉转含蓄,丰富了日本汉诗的表达方式,提升了其表现力和文化内涵,彰显了《诗经》在日本的文化影响力,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

"汉诗"作为"汉语诗歌"的缩略语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凸显出强烈的民族感和文化寻根意识."诗是记忆的语言编码",这是隐藏在马来西亚华裔诗人林幸谦诗歌文本中的诗学思想.文化身份的缺失是林幸谦诗中最为惆怅的歌唱,他的汉诗写作是马来西亚本土文化、台湾文化、香港文化、西方殖民文化、西方后现代文化、西方后殖民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元互文,所以其诗中的文化含量特别大.在海外汉诗的书写空间中,中国是一个宏观文本,并且这个文本就是一个宏观隐喻,诗的书写则是一种诠释中国的隐喻,这种隐喻是一种微观文本.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从稚拙表现到本土化尝试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是日本人最初尝试汉诗文创作时不可避免的现象,而经过长期吸收、消化中国文学之后,日本人在创作汉诗时为了体现民族文学特色,有时故意在诗文中表现日本语的特点即"和习",这应该看成是汉诗日语化(本土化)的表现形态之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日本汉诗内容与形式趋于和谐统一.     

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

中国新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诗体建设的形式问题,新诗作者普遍滥用自由,导致新诗文本的浅白、啰唆和枝蔓芜杂。因此,新诗作者应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强化形式意识,注重新诗诗体建设,从而有效地提高新诗的整体艺术质量。     

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地理学关系思考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主要关注空间的美学价值,这种研究理念和观照域对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研究是一种拓展,也是华文诗学发展的自身需求。如果将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置身于有意义的地理空间中,并以动态的眼光观照诗人的籍贯或占籍、诗人的区域流动、诗人的心理地理、作品的描写地理和传播地理等,那么这对于打破较为静态、单向、平面的研究无疑是有启发性的。通过地理学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其不同于中国大陆诗歌的规律:诗人籍贯地理与活动地理之间的普遍差异性,诗歌描写地理与诗人活动地理之间的明显参差性,诗歌创作地理与传播地理之间的巨大反差性。     

十四行诗与中国新诗体系的历史建构

十四行诗是诞生在意大利民间的一种抒情诗体裁,在13世纪形成了严谨的格律和固定的格式.在意失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十四行诗传入法、英、德、西诸国,并适应各国语言的特点,产生了不同的变体,使得十四行诗成为一种跨域传播的世界性诗体.十四行诗于20世纪20年代被译介到中国.经过新诗运动先驱们在新诗创格运动中的创作实践,十四行诗演变出多种中国式变体.中国十四行诗延展了新诗的诗行结构,拓宽了新诗的用字规范,丰富了新诗的音韵模式,为建构中国新诗体系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中国古代论诗诗的理论特质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种独具魅力而又富于理论内涵的形式.从外在形态看,论诗诗似乎处于一种散在的状态,但从中又可以寻绎出内在的整体性,即一贯的诗学观念、鲜明的批评主体立场以及系统的诗学价值标准.论诗诗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大型组诗所展示的诗史风貌;二是以辨体意识对于诗史的选择与判断.论诗组诗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辨体意识.论诗组诗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和强烈的指向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学立场.作者以之评价不同的诗人、诗作就会产生鲜明的情感反差,从而激发了论诗诗中的活性因素.论诗诗不是抽象的概括或枯燥的说教,而是以审美意象来呈现其诗歌美学观念的,而这种审美意象产生的契机则是感兴的生发.论诗诗中的名言往往超越了一般的诗歌批评,而升华为一种诗性哲学.     

新时期中国大陆宋诗研究述评

宋诗的历史地位、审美价值得到重新认识 ,大家名家的研究不断深入 ,一些中小诗人也逐步引起注意 ,重要的诗歌流派得到了梳理讨论 ,诗歌与文学其它门类的关系以及诗歌创作与宗教政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外部关系”也得到一些初步审视观照。研究视野不断开拓 ,理论方法不断改进 ,研究者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也不断提高。     

中日文学交流中的诗词唱酬问题

诗词唱酬是传统汉语诗歌写作中富于趣味性和挑战性的方式,它随着中国文化的东渐在日本被接纳。日本诗人与中国诗人的唱酬凸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及对相关诗人的崇仰,也使他们的诗歌创作水平得到锻炼和提升,促进了日本汉诗发展。同时,两国诗人的唱酬为中日文化交流架起了重要桥梁,并成为不同民族文学互相影响的范例。中日诗人之间的唱酬在晚清达到高潮,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收获作品多,成为中日文学交流史乃至汉语诗歌史上的绝响。东方文化被冲击并趋于式微的焦虑、维护东方文化命脉的祈愿等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重要问题在此时期两国文人的交往和唱酬中都有所反映。     

论唐帝王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顶峰,唐诗园地百花齐放;唐诗大家灿若群星。唐诗是唐代诗人群体的智慧结晶,但唐帝王对于唐诗发展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唐帝王身体力行对唐诗创作起着导向作用,举办应制、诗会活动对唐诗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看重诗人、礼贤下士对唐诗创作起到鼓舞作用。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