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合-意合”新论

本文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论证了英汉两种语言正处于"形合"-"意合"的互动进程之中,"形合"与"意合"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只是"量"而非"质"的区别.根据"语言沉淀着民族的文化底蕴"和"语言凸显说话者的推理和思维方式"这两条原理,翻译家应当尽量在译文中保留源语言的表达方式,以吸取他人之长补已之短.文章一方面指出我国学者在研究"形合"-"意合"现象时拿原文与译文对比的方法错误以及在探索"形合"-"意合"形成因素上缺乏科学依据的臆断性,一方面对翻译理论家试图用本族语的思维模式替代外来思维模式以致阻碍语言结构良性变化的现状深感忧虑.     

“跨界民族”概念辨析

目前在跨界民族的研究中存在着概念多样性的尴尬局面,虽经学界多年的论争,仍无法达成一致.笔者认为对于基本概念的模糊,不利于学理的严谨和研究的深入.因此笔者列举出跨界民族研究中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比如"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国民族"、"跨界人民"、"历史民族"、"文化民族"、"无国家民族",并通过对以上语义相近的概念一一进行辨析,以使人们对跨界民族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观”“无为而治”——“还原”向度的本体诠释与重构

"还原圣人本意"是思想史的永恒主题之一.故,诠释有两个基本的向度:"还原"的向度与"发展"的向度.作为道家政治哲学的一贯主题,"无为而治"在历代的解释学语境中逐步面临着一种有"见"而无"观"的根本性"还原"困境.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是转换传统解释学的诠释向度,以作为本体诠释学和本体认识论的"观"为基本通道进入具有深刻根源性意义的老子道论之原初视域,并在本体价值论、本体伦理学和本体方法论的视角"理解"道家无为治国论的内在逻辑与理论体系.     

“艺术的心”：丰子恺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

丰子恺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其对于"艺术的心"的阐释,这是一种兼具"绝缘"与"同情"的艺术精神,通过对儒道释传统文化的思想的吸纳与融合,丰子恺将两者统一在"童心"当中.这一理论也决定了丰子恺对于艺术与人生关系问题的认识.     

“味”与“趣”——试论诗性生命的审美质性

在中国诗学的一系列基本范畴中,"味""趣"的概念颇为虚灵,但它们更能显示中国诗学的独特精神,极难辨析与领会."味"和"趣"是主体审美理想与情趣在诗歌文本有机构成中的落实,更多地关联到人的审美需求与审美活动.审美活动本身亦属于生命活动,故而以"味""趣"为标志的审美机能,实质上便是诗性生命的审美质性.这里分析了"味"与"趣"各自内涵的特征、区别和历史演化历程,阐释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中国古典诗歌审美质性流变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诗性生命的审美特性.     

科技论文摘要翻译中的“信、达、切”问题研究

介绍了刘仲德教授提出的“信、达、切”的翻译标准,讨论了其对科技论文摘要翻译的适用性,指出了科技论文摘要翻译中存在的“失信”、“欠达”和“不切”等现象,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朝鲜民族舞蹈与中国古典舞“气韵”之比较

中国古典舞最为突出的美学特征,便是讲究"气韵".在中国古典舞中,"气"、"韵"分别统领着教学、表演、创作中的"神"与"形".意、气、力、形四者是相互贯通、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整体.朝鲜民族舞蹈最显著的特点则是十分强调"韵律",最基本、最典型的"气韵"方式则体现在"粘劲儿"上,并以此构筑了朝鲜民族舞蹈韵律的核心.这种"气韵"相近之因,无外乎由于哲学理念和传统文化之源相通、"气韵"观相同.     

“抗战通俗”:抗战文艺的“变格”叙事

抗战的严峻态势促使战时文艺工作者积极抛却成见,广泛汲取一切有益因子,借以最大程度地进行抗日宣传.于是通俗文艺也被纳入“抗战”叙事的洪流,并由此创生出崭新的“抗战通俗”类“变格”叙事.此类“变格”叙事不仅通过“叙事回避”达到了“叙事动员”的目的,而且更展现出了抗战文艺的多样风姿.     

重新认识“双重否定”

过去语法界都把"双重否定"理解为"一句话里,否定词限定否定词",而且把它的外延界定在单句范围内. 本文认为"双否"有两种形式,否定词各有各的否定对象"否1(否2)";"否1X,否2Y",前者常构成短语、单句,后者常构成复句.否1和否2既有否定又有强调焦点的作用."双否"式分为"周遍"式、"能愿"式、"条件"式、"委婉"式、"反诘"式五大类.     

从《清明上河图》看“坊”、“市”变迁

坊市制的优点在于使城区整齐划一,便于管理,维护封建的统治秩序.然而这一制度毕竟是城市经济不够发达的产物,也缺乏生活气息.而"坊"、"市"混合的转型,是中国历史上城市经济发展的必须转折点.城市的实际发展是离不开社会经济客观规律的,也不能背离城市居民生活的要求和愿望.隋唐城市规划的主导思想是强化上层建筑对于城市的管制.北宋时期的坊市改制缘于商旅的增加,城市经济的扩大,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符合了更广大人民的愿望,从而才能更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经济向前发展,其留给后世的也就是一个人性、合理的城市格局.     

论阳明心学的“心即理”与“心”非“理”——基于认识论的 “心”“理”关系再思考

阳明心学"心即理"及"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命题,并不是将"心"上升到与"理"为一的本体论高度,而仍是在认识论范围内探讨"心""理"关系,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将"心"的认知能力分离为能上达"天理"之善源与下至普通人"日用之知"的路径,强调对"天理"认知的简明性.它是阳明心学通过吸取禅宗"直指本心"的认识论方法,而以"心即理"命题,将"悟"道主体与被"悟"对象更好地联系在一起,使士、农、工、商能够更加简捷地"明道""悟理",由此从另一角度开启儒家由"未发"到"已发"的上达"圣贤"的修养路径,本质上是从道德修养及儒学传播角度对朱熹理学"格物致知"认识论"支离破碎"弊病的修正.可以说,阳明学说是典型的中国伦理型文化语境及儒学"资治"理念的特有产物,只有把它置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特有语境下,方能诠释出王阳明心学的内在意蕴.     

墨家“推”、“效”与亚氏归谬法、演绎法的比较

通过对墨家和亚氏所讨论的重要推理类型"推"与归谬法、"效"与演绎法的比较显明,二者既有同又有异,体现了古代中西方逻辑的相同本质和不同特点及其对后世思维偏向的影响."推"与归谬法之同在于都设定了对矛盾律的运用,都能由此推出谬论;它们之异体现在理论深度、推理步骤的明晰度、推论依据和应用范围的不同."效"与演绎法之同在于都体现了演绎推理的性质;它们之异则表现在其特征、具有论式和作用的差异方面.     

老子“道”和“德”的自然本质及其辩证关系

老子的"道",主要指形成世界的本原,决定万物的本体,宇宙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而老子的"德",其广义是指万事万物合"道"而行的品性,其狭义则指人的合"道"而行的品性。"自然"是老子"道"与"德"的本质特征。"道"生万物,"德"养万物","道"体"德"用,二者辩证统一于万物之中。老子哲学的主要意蕴就是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老子对"道"的预设与描述体现出老子哲学理论思维的形上视域,老子对"德"的揭示与规定标志着老子哲学实践关怀的形下向度。     

中国古代文论中“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言志"与"缘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两个术语,是对诗歌基本性能与特点的两种概括."言志"说与"缘情"说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文学功能的意义,而后者却强调文学本质的意义,两者体现于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同等重要,密不可分.一种传统理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这种观点重视"言志"而忽视"缘情",认为"言志"才是诗歌的主流.其实,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史来看,优秀的诗歌作品无法离开"缘情"而单纯地"言志".通过分析杜甫的诗歌创作,来探讨"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浅议《诗经》虚词“言”

语法学者对<诗经>中的虚词"言"字有多种解释,虽有一定道理,但都存在不足.从语音、句法成分、译文解释等方面来看,这个"言"字实际上等于"焉"字.根据"言"字在<诗经>中所处位置的不同,一部分"言"作顺承连词,可译为"于是"、"就"等;一部分"言"作助词,为状语后缀,可译为"……的样子"."薄言"则应解释为"急忙地"或"急忙就",而不是作为一个发语词.     

“赶超”战略和“三步走”发展战略之比较研究

现代化建设始终是中国人民的一个美好愿望,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领导集体都曾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了相应的发展战略,二者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分析此问题对于今天的发展战略的实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鄂西土家族“杂号子”同调式山歌

鄂西土家族山歌在民间存在的方式和形式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土家族人民在自己的山歌演唱过程之中,自然生成了许多犹如器乐牌子曲一样的即兴演唱套路,并因此产生了因为各种山歌曲牌连缀导致的曲牌"交杂"现象.     

古韵“东”、“冬”、“侵”三部分合说述略

从顾炎武开始离析唐韵以来,对上古韵的研究渐趋科学.孔广森第一个提出将"冬部"独立出来.但"冬部"的独立与否,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各家对于"东"、"冬"、"侵"各部的意见是很复杂的,不仅是各部独立与否的问题,更复杂的是个别字的归属问题.本文针对各家意见(特别是清代以来的研究)作一简单的梳理.     

论“三个文明”与“三个代表”之关系

论述了"三个文明"提出的时代背景、形成过程及其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密切关系.认为"三个文明"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又一重要成果,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逻辑延伸,不仅是对"两个文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而且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全面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