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法哲学中的"事实性"与"有效性"

事实性与有效性是哈贝马斯法哲学理论的关键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西方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哈贝马斯在如下两个层面上阐明了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关系:一方面是两者之间内在于语言之中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两者之间关系在现代社会、现代法律中的具体表现。厘清与重建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具体关系,对深入理解哈贝马斯本人的社会批判理论乃至当代西方语言哲学、法哲学的内在脉络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有效性与事实性的复杂关联与双轨制协商民主——哈贝马斯民主法治国思想的深层解读

"有效性"与"事实性"是哈贝马斯民主法治国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哈贝马斯二元论思想的另一种表达。为实现有效性,民主、法治必须具有事实性,必须成为事实并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防范非法事实、尊重与切合客观事实,这构成两者间的复杂关联和多维张力。为此,哈贝马斯提出双轨制协商民主,旨在推动双轨协商的良性互动,进而使有效性和事实性诉求同时实现。哈贝马斯的有效性、事实性复杂关联理论对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语言学转向视域中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

语言学转向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范式的建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并在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的碰撞中出现了批判、权力和交往三大维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批判理论克服自身过度强调否定性而缺乏建设性的缺陷,并与现代语言哲学进行对话和交流的结果。哈贝马斯在言语行为理论中提出了言语交往行为的运行机制和有效性法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种交往的话语伦理学,从而带来了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     

执政党执政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一种协商政治的进路

哈贝马斯在讨论法律问题时使用的事实性和有效性的概念可以引入执政党执政问题的研究。民众被迫接受执政的结果或者执政党制定的相关制度规则,这是执政党执政的事实性问题。而通过与公民的商谈和对话,取得公民对执政党的认可和自觉尊重,这是执政党执政的有效性问题。在商谈原则基础上的协商政治可以成为执政党新的社会整合模式,这一模式可以更有力地增强执政党执政的有效性。     

人格权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商谈诠释

人格权是一项民事权利,人格权立法的核心问题是要消解人格权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从人格权的集体意向性和动态有效性的交往理性视角来构建人格权的合法性基础.本文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与商谈理论为视角,确立人格权的合法性要以主体间的商谈为前提条件,以公共领域为基础,在合理的商谈程序中就内在人格的内涵与外在人格的外延变化等问题达成一致,最终使得人格权的立法符合主体间的内在共识.     

批判的社会知识何以可能?——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诠释学论争与批判理论基础的重建

批判理论自诞生之日就为自身存在的基础问题所困扰。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待基础问题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直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合法性才被认真地当作一个问题。在哈贝马斯通过对解放旨趣的论证为批判理论寻找到认识论基础之后,逻辑地确证批判与理性的内在关联就成为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基础工作的重点。与伽达默尔进行的有关诠释学的论战,是达成理性证成批判基础的关键步骤。从批判理论角度看,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有关诠释学的争论至少部分地将诠释学的兴趣引向实践哲学,确认了批判与反思在构建社会知识中的必要性。借助批判理论的诠释学维度,哈贝马斯为交往行为理论最终完成“基础重建”清理了地基。     

哈贝马斯的新古典现代性论及其批判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概念——两个传统的回顾》中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新古典理论,以示与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的古典现代性理论相区别。遗憾的是,"新古典现代性"概念并未受到中外学界的关注。实际上,此概念对理解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的特征是极有意义的。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不论是对现代性规范基础的重建,还是对现代性的诊断,都需要从古典现代性转向新古典现代性概念。然而,哈贝马斯自己的新古典理论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在现代性问题上,我们需要不断地返回古典现代性理论,与它进行对话,才有可能在理论与实践、批判与现实之间建立合理的联系。     

重构唯物史观的两种学统及其张力——以哈贝马斯和埃尔斯特为例

德国古典哲学、浪漫派、解释学传统孕育了哈贝马斯的唯物史观重构范式。埃尔斯特对唯物史观的重构则是一种来源于英美分析哲学的学理研究主导型重构。两种重构在理论的社会定位、方法进路上迥然有别。更为重要的是,埃尔斯特对哈贝马斯赖以重构唯物史观的重要概念交往的有效性要求及通过交往行为获得集体理性的思想提出质疑,为我们重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拓展了个体理论的视角。     

批判的向度及其旨趣——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重构

哈贝马斯将其交往行动理论与商谈伦理延伸到法律领域,试图通过重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建构其商谈程序法哲学.他重构马克思法哲学根基、重构马克思法律本体论、重构马克思法律功能论、重构马克思法律“社会物质基础说”、重构马克思法律价值论,从而指向其批判的理论旨归——追寻人类的自由、权利和解放.这五个向度的比较研究,彰显了哈贝马斯重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致思理路,以及这一致思理路的价值与不足.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合法性"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解述,在逻辑上肇始于他对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两种合法性传统的批评性回应,在实际的理论层面上则系于他对交往理论的政治哲学转译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政治哲学审理.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传统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将先定的价值观念或者形式主义的事实的东西作为证立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将这样的基础视为公共领域以及它的交往结构的展开.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经过罗尔斯的回应,其意义被放大,但对其思想结构的评价则应当从其自身话语的语境切入,而不应简单地用外部的问题坐标或者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处理.     

专题研讨:学术该如何表征自身——关于学术语言的一组笔谈

主持人语:学人们都说,20世纪的学术存在着语言学的转向,无论是语言学本身的方法,例如结构主义方法或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对语言学方法的征用;还是对语言与权力、语言与真理之间的关系,例如福柯、海德格尔或加达默尔对此相关问题的沉思,应该说都是国际学术热点的一部分。我们今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交往理论之比较

马克思提出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交往理论,分析了交往的产生,交往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和变迁的历史形式,以及理想交往的本质与现实条件。哈贝马斯将马克思的历史观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在众多理论问题上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提出挑战。本文旨在系统介绍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并加以对比,厘清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交往理论方面的不足,也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是非曲直做到明确辨析。     

超越意识哲学——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交往理论转向

超越意识哲学——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交往理论转向艾四林车锐敏哈贝马斯在本世纪８０年代初转向交往理论，意味着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同意识哲学的彻底决裂。促使哈贝马斯从意识哲学转向交往理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下面三方面的因素却是不容忽视的：其一，本世纪以来的西方...     

论哈贝马斯的规范与价值问题

哈贝马斯从性质、问题域和形态等三个方面严格区分了规范与价值：首先,在性质上,价值是目的性的、逐级的,具有相对约束力和竞争性,而规范是义务性的、二元的,具有绝对约束力和融贯性。其次,它们与不同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价值与善、好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规范与正义、对和社会形态联系在一起。最后,在形态上,价值只具有观念形态,而规范不仅具有观念形态,而且通过建制化成为制度。哈贝马斯对规范与价值的过度区分有二分法之嫌,受到了普特南等哲学家的批判。哈贝马斯在这一问题上的困境表明,规范与价值问题的研究在哲学基础上不仅需要语言学的转向,而且需要价值论的转向。     

精神分析、自我反思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与精神分析的关系问题研究

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批判和吸收,是构成其社会批判理论学说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哈贝马斯提出的几个重要概念,如“深层解释学”、“自我反思”等概念的考察分析表明,精神分析学说与哈贝马斯的理性哲学有密切关系。哈贝马斯有关精神分析的论述既是其试图综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与当代解释学的理论努力,也是其走向话语交往理论的前奏;而其最终目的则是通过对精神病人的解析,来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人性压抑的社会现实。我们既要肯定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尝试,又要看到其中的不足和缺陷。     

哈贝马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与超越

形而上学批判是形而上学之后现代思潮的中心任务,也是哈贝马斯建立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哈贝马斯在厘定形而上学概念的基础上,并试图以一种新的哲学理论对之加以超越。本文认为,形而上学和后形而上学以及交往行为理论为不同的哲学范式,形而上学向后形而上学的演变过程是一种范式转换,两者之间存在断裂性。哈贝马斯的新的哲学范式——交往行为理论,正是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寻求一种由沟通行为获取的新的统一性,给从形而上学中发轫而在后形而上学中又倍受质疑的现代性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     

生活世界:从科学批判走向社会批判

胡塞尔晚期现象学将生活世界理解为一种普全的视域,并以此作为科学批判的基础。自此以后,生活世界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哈贝马斯在批判吸收现代语言哲学的成就基础上,实现了生活世界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并使它成为解释和批判现代社会的视域。     

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贡献

与当今英美主流规范性政治哲学相比,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往往被人们视为并不入流的"另类"。但实际上,作为一位力图调和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具有综合意识的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这种贡献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对政治规范的证成,为理解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二是他对普遍主义的阐释,为探索差异政治问题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三是他对"应当之软弱性"的揭示,为激活政治哲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路。借助于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当今主流规范性政治哲学,同时也更富有成效地来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     

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范式"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究的启示

在当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对话范式"一跃成为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如果说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等主张只是揭开了当代西方哲学对话范式这首交响乐曲之序幕的话,那么马丁·布伯的"对话主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话伦理学"则以共同的理论旨趣把这首交响乐曲推向了高潮与极致。对话范式不仅是诸多人文学科走出自身困境的不二法门,同时也是中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重构的新的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时代进行"问题式"对话,与不同哲学形态进行"交往式"对话,与解释者进行"解释学"对话,才能使自身勃发生机与走向当代。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合理性

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其中交往行为的合法化问题是哈贝马斯整个理论体系得以确立的根基,也是我们理解哈贝马斯本人思想的切入点。哈贝马斯一方面沿袭了"交往"概念的历史演进理路,对交往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在批判、改造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基础上,逐步提出交往行动的理论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