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的制度困境——对G市B区的个案研究

针对各地推行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难以持续的问题,以G市B区为个案对“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的制度困境进行考察和分析后发现：新型社区“政务名称”与“政务级别”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遭遇“公章效力”困境,反映的是机构与权力规则的不吻合;“属地管理”机制与“去行政化”举措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及其工作人员遭遇“权责错位”困境,反映的是不同制度功能的不吻合;“事业编制”与“行政编制”之间的非一致性使改革后的社区干部遭遇“身份下降”困境,反映的是编制待遇及流动规则的不吻合;“经费包干”与“费随事转”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遭遇“捉襟见肘”困境,反映的是市区两级关于社区工作经费规则的不吻合;“撤销建制”与“加强党建”之间的非一致性使改革所在地遭遇“街道地位”困境,反映的是地方与中央政策对于街道定位的不吻合,并最终引致改革的终结。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是：“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过程遭遇的,是不断改革环境中现有制度体系的欠吻合或非一体化的困境,即改革的制度与整体制度之间的非一体化困境。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动机分析——基于对闽西M村的个案研究

农民参与公共物品是基于不同的动机,其中包括主观性动机、客观性动机、功利性动机、价值理性动机、物质性动机、非物质性动机、个体层面动机、村庄层面以及宗族层面的动机.在熟人社会中,农民参与公共物品不纯粹是为了经济理性和客观利益;生活在熟人社会网络中的他们既是理性的,也是非理性的.闽西M村村民在生产生活以及文化性活动中达成合作的事实表明,公共物品的供给有利于建构村庄的秩序.     

农村招赘婚形式与内涵——对湖北监利S村一招赘婚案例的社会学解读

本文以湖北监利S村一例招赘婚为例,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招赘婚的发生是男女双方理性化行为的选择结果,是涉及男女双方、双方家庭甚至是双方家族的事情,其间充满了各种“博弈”和商讨;招赘婚的缔结成功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维持、农村青年独立自主的婚姻意识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城市蔬菜生产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北京市196个蔬菜种植户的调研

本文依据对蔬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对大城市蔬菜生产经营的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蔬菜生产以农产家庭经营为主,生产多为设施种植,蔬菜销售没有形成规范的流通渠道.经济收益情况是影响农户种植决策的主要因素,农户对影响蔬菜质量和产量的种植技术需求较高,许多农户使用了考虑环境和食品安全的病虫害综合防治措施,政府对生产中支出较大的物资补贴范围较广.     

转型时期农民现代性的探讨——对福建沿海五地市农民的调查与分析

以农民群体为研究对象,利用从福建沿海五地市农民的问卷调查中取得一手资料,考察农民现代性的获得情况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当前农民具有较强的两性平等观、效能感、时间观念、教育期望,他们乐于接受新事物,对传统的家族观念逐渐淡漠,自我取向开始增强,但是农民自我保护意识较差,风险意识低。同时,教育程度、务农年限以及人际关系对农民现代性也有影响。     

城市拆迁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困境及其突破——对S商店拆迁中公民参与的个案研究

S商店拆迁的典型案例,真实再现了城市拆迁中公民参与过度与利益表达受阻的双重困境,缺乏畅达互动的沟通机制是造成这些困境的主要原因。社会自治性组织的发展有助于摈弃政府与公民间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推动两者之间新型利益合作机制的形成,也能对城市拆迁决策中公民参与的发展起到程序性保障作用。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性组织,是破解城市拆迁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困境的基本路径。     

“镇改街道”进程中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处置的个案研究——以X市Q街道S社区为例

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把一部分乡镇改为街道办事处,其所辖区内的村庄随之实行村改居改造,即村落规划为城区,农民变成居民。村改居后所面临的集体资产虚置和利益分配不均问题已影响镇改街道进程的因素,甚至成为制约镇改街道进程的瓶颈。为了解决原村集体资产产权虚置这一难题,最大程度地来保障原村民利益,X市Q街道S社区在村改居改造后对原村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化改革,如此一来,既可以实现原居民对原村集体资产产权的人格化占有,又为我国镇改街道进程中如何处置农村集体资产产权问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辽宁省农民土地退出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对辽宁省12市476户农民家庭的实证调查

以辽宁省12地市24个村作为研究区域及其476户农民家庭作为调查对象,针对农民土地退出问题,发放调查问卷480份,收回有效问卷476份,分析辽宁省农民土地退出意愿行为,并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辽宁省农民土地退出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兼业情况、非农收入高低、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土地政策了解情况和土地退出预期是土地退出的正向影响因素,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是土地退出的负向影响因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模式对农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基于苏南三市的比较分析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最主要的医疗保障制度。论文基于对苏南三个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新农合模式与农民就医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新农合制度的不同模式对农民就医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在个人缴费比例低、财政补贴高的模式下,农民及时就诊率较高;低缴费标准、高补偿水平的模式,并未导致农民选择高级医疗机构就诊;较高的补偿水平,也未导致农民过度利用医疗资源。为了实现新农合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大政府补贴,增强农民参保信心,建立农村医疗机构分级补偿机制。     

养老资源对农民养老风险的影响研究 ——基于新疆13个地州市726位农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新疆13个地州市726位农民的调查数据,采用有序和多项Logistics回归模型,从养老资源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农民的养老风险及其结构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49. 0%的农民明确表示担心养老问题;农民面临的首要养老风险是经济保障风险,所占比例为46. 0%,其次是生活照料风险,占25. 1%,再次是精神慰藉风险,占17. 2%,另有10. 6%的农民面临疾病风险(医疗服务可及性与可得性问题);农民养老风险程度和养老风险形式的民族差异并不存在,这意味着政府在应对农民养老风险的资源投入时,应该淡化民族因素。影响农民养老风险程度的资源因素多而复杂,自评健康、社区环境、社区交通、干群关系、家庭存款五个因素,是影响农民养老风险程度的共性因素,是养老政策降低农民养老风险的基本着力点;农民的养老风险形式,在不同教育年限、社区环境、社区经济、代际关系、收入水平、养老保险和性别的农民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城市群的发展与政府协调机制——以长三角和小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我国城市群发展仍处于形成初期,在这个阶段,城市群内不同城市政府的协调对该城市群的健康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目前,长三角城市群与小珠三角城市群已初步形成各自的政府协调机制,长三角已建立省际高层座谈会以及专题合作制度,而小珠三角由广东省省政府统一协调,而且很早就重视区域规划协调。总结两个区域的政府协调工作,对构建我国城市群政府协调机制可得出如下启示:重视行政区划的影响;制定城市群规划;不同城市应有正确的战略定位;务实。     

企业组织虚拟化现象的社会学阐释

网络社会突破了常规的社会生活,也改变着企业的组织结构,导致企业组织向虚拟化方向变迁。信息技术、知识资本和网络社会结构等多维因素耦合形成企业组织虚拟化的流动空间。其中,信息技术是企业组织虚拟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知识资本是企业的主导性生产要素,网络社会结构则是企业组织虚拟化的制度因素。企业流动空间既包含了影响企业组织虚拟化的微观因素,也是企业组织结构趋同的强制性力量与规范性压力的源泉。     

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与现代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 ,各级地方政府在政治、社会现代化程中 ,扮演主要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在个人和文化现代化方面 ,扮演间接的组织和推动者角色。过去珠三角由于政府参与太多 ,负面效应越来越显现出来。未来各级地方政府在现代化程中的作用将主要表现在退出组织者角色而加强推动者角色。     

长三角和珠三角制造业双赢发展的政策分析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我国两大制造业中心,两地由于产业结构趋同,区域竞争日趋激烈,将可能对各自制造业的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运用偏离份额分析和规模/前景矩阵相结合的方法,可以明确两地政府实现制造业的双赢发展提出前瞻性的政策思路。     

我国城市用地扩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比较分析对象

我国城市用地扩展存在诸多影响因素。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城市非农业人口、绿化覆盖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这四个因素对两大地区城市用地扩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城市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第三产业产值两个因素对两大地区城市用地扩展的作用方向相异;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用地扩展的差异性较大。未来我国城市用地扩展的调控重点在于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重视城市生态绿地系统建设和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等。     

珠江三角洲文化形态论纲

珠江三角洲文化形态的性质是务实求利;其特征是商业俗文化;其结构由岭南文化、中原文化、港澳文化和西方文化四因素构成;其地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曙光”,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的“中介”。     

大珠三角未来的城市群格局

大珠三角地区与环渤海、长三角地区一样是中国最发达的三大都市圈之一,其经济政治地位十分显著。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使各城市间的协调发展尤为重要,必须从全球、全国和区域三个层次进行统筹与分工,才能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城镇历史沿革研究

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古代城镇的形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中央政府设置,另一种是由“圩”、“场”和“墟”等发展演变而来。两个三角洲的城镇都处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有效管理之下,县与府(州、郡)由中央政府统一设治,农村则实行乡里亭与保甲制度,农村中的市镇与圩市主要由乡族势力控制,部分重要市镇由封建王朝控制。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开发后,农村商品经济发达,城镇经济繁荣,工商业、手工业发达,先后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区。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的城镇主要分布在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的地方、沿水陆交通线、沿海、大城市周围等地方。     

试论珠江三角洲的围董及围董会

围董及围董会是珠江三角洲人民在清末与民国时期,自发组成的一种民间性基层水利管理机构。它在动员群众修筑堤围、筹集资金、防汛抢险、调解水利纠纷等方面,始终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自清末至民国,政府对围董(会)的管理与渗透虽日益加强,但其权威却始终未能深入到水利基层管理中去。     

从策略性联盟到意识形态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路径及动因分析

自从2001年成立以来,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已经从一个聚焦于边界问题的、比较松散的联盟发展成为涉及地区安全、经贸合作、能源交通等全方位的、制度化的区域性国际组织。结合上合组织的这一发展过程,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结盟理论角度,将其10年来的发展路径界定为一个“从策略性联盟到正在形成中意识形态组织”的过程,并总结出推动这一过程的四大动因,最后分析了这一过程可能给未来的地区和国际安全格局所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