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叶关系与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形成的原因，史学界已多有评述。但从项英与叶挺的关系方面来分析的还不多见。抗日战争爆发后，共同的历史使命使项英和叶挺走到了一起，担负起创建和领导新四军的光荣任务。他们本来可以取长补短，成为一对相得益彰的好搭档，但由于种种原因二人未能很好地协调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出现了叶挺的三次出走和项英向党中央的“三请辞职”，以至于发展到皖南事变中项英“不辞而别”、“临阵出走”。这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确留下了值得回味思索的话题。     

皖南事变真相始末

70年前,1941年的1月,皖南事变爆发,这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串看似偶然的随机事件链接在一起,背后是国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对     

项英在新四军工作期间的功过研究综述

60年来学术界对项英在新四军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和研究深受官方评价和政治气候的影响,历经曲折,近20年来总的趋势是向客观公正的方向发展,项英的新形象已树立起来.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尚有六大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指挥失误是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兵败的重要原因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表现在:北移时,选择了错误的转移路线;转移中,不仅行动迟缓,而且三路并进,导致兵力分散;战斗打响后,项英优柔寡断在前,武断决策于后,贻误了最关键的战机;被包围后,叶挺判断失误,分散突围太晚。上述失误,是新四军最终惨遭围歼,未能避免或减少其损失的重要原因。     

皖南事变研究的力作--简评《皖南一九四一》

皖南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国共关系及时局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史学界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方兴未艾,新的成果相继面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个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组织沿革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强化长江流域组织领导工作,于1927年、1930年先后在武汉设立长江局。作为中共中央派出机构,两个长江局历时短暂,其工作重心、职权范围、组织架构、历史地位不同,但均对长江流域中共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的设立与裁撤,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同阶段的革命路线与组织策略,以及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的组织特征与内在理路。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戏剧宣传与动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戏剧活动,充分发挥了宣传动员、团结教育的作用,使戏剧成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争取抗战胜利的有力武器。研究和探讨当年新四军戏剧宣传与动员,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和掌握新四军的抗战历史,进一步推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进展。     

学术腐败的原因再探讨

学术腐败目前几已成为学术界一种传染性的病毒现象,它使学术进入灰色带,并使学术在不断地丧失严肃、公正和求实的精神。而其滋生、蔓延的原因在于对人才考核缺乏科学的标准和制度以及缺少必要的惩治措施等。对学术腐败治理最根本的措施在于政府、教育主管机构和高校须共同联手采取举措铲除其生存条件和环境。     

新四军黄桥决战胜利的原因初探

黄桥决战胜利的原因主要是陈毅等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实行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浅析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从成立到撤销虽然只有短短的20个月,但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面对侵华日军对皖中地区的不断进攻和疯狂推进,皖中地区成了抗日前线,也给新四军在本地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面对新的抗战形势,中共中央做出了新四军向北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1939年之前新四军在江北地区共有武装力量2万余人,但是在江北活动的新四军既远离新四军军部,又有长江阻隔,给新四军的统一指挥带来了诸多不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顺应了时局的需要,更符合当时全民族抗日的大潮流。     

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的逻辑必然——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辩证解读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这是我们党应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必然选择,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必然升华,体现了历史性与时代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经验性与规律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昭示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由之路。这一命题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     

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贡献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创造性的工作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所作的主要贡献.     

大历史与小事件：对“三反”运动缘起的考察

中共中央之所以发动＂三反＂运动,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要解决建国之初干部中较为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二是要促进增产节约运动之开展。中央发动＂三反＂运动的初始目的是为了促进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但不久,＂三反＂运动就取代增产节约运动而成为中央工作的重心。由于干部对这一运动采取的消极态度,所以＂三反＂运动的最终发动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     

抗战语境下的国共之争:“《野玫瑰》风波”释疑

抗战时期,围绕陈铨《野玫瑰》的上演与获奖,重庆左翼文化界与国民党文化当局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野玫瑰》风波"实质上是在独特的时代语境下上演的一部政治话剧。然而,据现有史料,对《野玫瑰》的批判,并非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发动,组织。时至今日,有必要穿越意识形态的迷障,对《野玫瑰》及这次风波加以重新审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新发展

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 ,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对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组织形式、政党制度、区域自治、国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改革 ,从理论与实践上发展了党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     

从理论创新到体制创新--论中共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性贡献

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历史.作为科学社会主义重要创新标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诸多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的结果.本文力求从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的角度,搞清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历史脉络和线索.     

盐城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政中心原因探析

皖南事变前,盐城一步步成为华中新四军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皖南事变后,盐城进而成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通过梳理相关史料,认为这体现了中共领导人的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英明决策,也反映了新四军、八路军指战员们不畏强敌、进退有度的执行力和行动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业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战略的探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理论与政策。在这些理论与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实现了工业化建设和社会进步以及城乡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兴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它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再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它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这一思想主导下,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起点。它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根基。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事守势”方针述论

皖南事变发生后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政治攻势 ,军事守势”的方针。从“军事守势”方针来看 ,它在不同的阶段中具有不同的内容。其间也曾作过反攻的准备 ,但未付诸行动。这个方针的内容的几次变化 ,都有当时的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