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国际学术界兴起的一门前沿学科,是研究国际关系中政治经济互动机制的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成长迅速,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一门重要分支科学。理解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世界经济区域化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相互联系的行为体之间纷纷通过区域化手段参与经济一体化并进行“博弈”。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世界经济区域化是机制、利益、文化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资源整合的产物，它是解决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素自由流动与国家界分产权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亦将继续成为经济区域化与全球化并行发展的理论依托。     

以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解读当代经济民族主义

本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经济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当代形态,提出了应该构建一种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     

浅析日本经济外交之ODA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以经济手段为主要行为方式,以对外开发援助为中心和先导,来实现其国家战略目标。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作为日本政府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其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ODA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中最具战略意义和政治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外交的文化渊源

亨廷顿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和“9·11”事件的发生引起了人们对外交行为的文化探索。文化通过影响一国的外交行为进而影响国际关系。日本种种“不可思议”的外交行为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特殊文化”基因呢？日本的岛国环境使之具有了一种“岛国根性”，危机意识异常浓烈，因此“集团主义”成为日本文化的典型特征，外交上便表现为结盟外交和“不负责任”外交。独特的“耻感文化”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但是日本人的“町人根性”和特有的“中间人制度”完美地平衡了“耻感”，这一点从日本顺从地接受美国占领便可见一斑。日本“特殊文化”打造的外变气盾必须有所改变．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     

冷战时期日本的联合国外交

冷战时期,日本联合国外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入联合国,摆脱因战败而沦落为“二等国家”的困境,获得一个有利的和平环境,发展对外关系,迅速恢复经济。二战后的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的确在联合国外交中大展身手,但由于其联合国外交本身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受限,以及联合国中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增多,日本的联合国外交连连受挫。这也使日本降低联合国中心外交的调门,甚至一度冷却和放弃。     

陷入危机的日本经济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间赶超英德，在20世纪80年代直逼美国，实现日本经济奇迹，一度成为后进国家的榜样，其发展模式也被广为借鉴。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直被经济学家们看好的日本，经济增长的势头突然出现了停顿，陷入严重的危机。本文试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国际竞争力的低下”两个方面来解释日本的沉沦，并分析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优缺，希望找到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的启示。     

试论战后日本外交的特点

战后日本从战败国的废墟上迅速崛起 ,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也是亚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高速发展 ,引起世人的震惊与重视 ,今天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三大力量中心之一的日本 ,正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 ,迅速向世界政治大国的目标迈进。本文试图从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探寻其外交的特点。一、从无自主外交到自主外交1 945年 8月 ,日本战败投降 ,丧失了国家的独立。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 ,日本处于美国占领军的直接控制之下。按照 1 945年 1 0月 31日美国占领军总部的指令 ,日本停止外交活动 ,日本…     

政府开发援助与日本经济外交

政府开发援助 (ODA)对日本外交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起到了在经济上促进出口、扩大市场、确保资源的作用 ,提高了日本在亚洲地区的国际地位。ODA作为战后日本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继续为日本的经济外交服务     

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动力机制与前景探寻

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是在基于对国家利益、国家实力、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等的综合考量下进行的 ,这一系列的动力机制反过来也影响着日本未来联合国外交的走向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发展新趋势

21世纪以降,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关系发生深刻转变,国际关系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和新趋势。主要包括国际关系的制度化日益加强,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并存发展,国际经济关系日益政治化、国际政治关系日益经济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相关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外交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展,外交的民主化趋向日益加强,国际世界格局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与转变。     

论文化外交对国家国际威望树立的作用

在国际政治领域 ,国际威望既是各国政府所追逐的战略目标 ,也是谋求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国际威望的树立取决于良好的威望政策的实施。二战后 ,尤其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 ,在诸多威望政策中 ,从对外宣传发展出来的文化外交越来越成为关键的一环。作者从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视角转换来阐明文化外交在国际威望树立中作用。     

论国际经济法的公平原则

对公平的概念有不同层次的解释。法律上的公平理念着重强调各主体的最终利益的实现 ;国际经济法上的公平是指国际经济交往中国家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和交往结果的合理性。但对于公平原则是否已构成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问题 ,法学界尚存在分歧。通过对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条件的理论分析和对国际经济关系及其法律秩序的实践考察 ,可以认为公平原则应发展成为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国际社会应为之不断努力     

从“教育改革国民会议”看日本教育改革的趋势

2000年召开的“教育改革国民会议”,针对日本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并就此形成了17项提案,以期指导日本的教育改革。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教育改革的趋势是:更加注重个性发展、道德教育、创新教育与教育的社会化、国际化等。     

国际移民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移民数量持续增加。国际移民的形成原因错综复杂,它是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发达国家内部经济体制问题、移民网络以及西方国家移民政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际移民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了解,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也对民族国家管理控制其领土事务的权威、能力提出了挑战;并形成多元文化及多重认同,对接受国的社会及政治稳定造成危害;还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双方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环境的恶化和国际关系的紧张。     

国际因素与民主化:转型学研究的新领域

从全球视野来看,当代民主化是转型国家向西方学习民主政治的过程,也是西方国家出于利益需要,施加压力和影响的过程。现代化在绝大多数国家成为深入人心的发展理念,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新的高峰,民主化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国际因素由于全球化的加速而更加突出。这些新发展将国际因素纳入转型学研究中,因为仅仅强调国内因素已无法对民主化的迅速扩散作出充分解释。对民主化的国际因素进行研究,在方法上可以归入国际政治-国内政治范式;在新范式的影响下,对国际因素与民主化关系的研究在理论模型、个案研究与实证分析等方面均有所进展。     

虚拟经济法的价值初探

虚拟经济是经济学界提出的一个全新范畴,指证券、期货、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从这一理念出发,我们可以在现行经济法体系中抽象出虚拟经济法的概念。虚拟经济法的价值,是构建虚拟经济法理论必须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虚拟经济法是指反映虚拟经济运行规律、调整虚拟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其基本价值是虚拟经济秩序和虚拟经济效率,其核心价值是虚拟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与人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市场的外向型和资本的殖民扩张 ,是形成全球性经济联系的机制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是 :各国相互开放性、生产组织跨国性、交往主体多样性、资源配置灵活性等。经济全球化使个人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普遍的类存在 ,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条件 ,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但经济全球化又对人的发展具有负效应。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符合世界历史的客观必然趋势 ,符合人性的关怀。     

浅谈金融全球化的特点

金融全球化在促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风险与挑战。保持世界金融稳定性在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等方面意义重大。     

Globalization,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 does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determine the gains from participation therein?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conduct a state of the art network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o map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DL). We regress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economic growth on positional variation and mobility of countries within the IDL from 1965 to 2000. We find that the highest rates of economic growth occurred to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of the IDL over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Second, we find that upper tier positions in the IDL are converging with each other, but diverging from the lower tier. This suggests that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intermediate positions was their uniquely high rates of upward mobility, in turn a function of their middling position. Taken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 country’s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onditioned by its position in the IDL.